#记录我的2026#
恩师严文明先生1958年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2005年被学校聘任为资深教授，教书育人长达66年。先生曾参与筹建北大考古系并任第二届系主任，在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上被授予“终身成就奖”，是中国考古学科发展的领头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科体系的创建者，卓越的考古学思想家、教育家，称得上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面旗帜。
先生引我初入门径
我1987年考上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上的第一门专业课就是严先生讲授的“中国考古学”（上），从旧石器时代人类起源一直讲到周代。先生讲课不紧不慢，普通话略带一点湖南口音，咬字清楚，逻辑性很强，知识面广博又有重点，能用平实的语言讲出深刻的道理。板书清楚，黑板上画的器物图很漂亮。上大学之前我对考古学了解不多，是严先生的课把我带入考古学的天地。大二时严先生还给我们讲授了“田野考古学概论”。大四的时候有一次去严先生家里，说起自己对古史传说感兴趣，严先生说，如果想真正了解古史，那得看对书，比如王国维、徐旭生、顾颉刚、蒙文通等先生的书。如果看书太杂而没有分辨，只会越看越乱。先生的点拨令我如梦初醒。
我对新石器考古和夏商周考古都很感兴趣，因为本科实习在石家河遗址，指导教师是新石器考古教研室的张江凯等老师，因此1991年就上了严文明先生和张江凯老师的硕士研究生。严先生给我们开的课程有三门，《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两门课，主要是我们学生事先准备好再在课堂上讲，然后大家讨论，先生针对性很强的点评令我印象深刻，我对考古学就算渐渐入了门道。为了学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我还旁听了先生给本科生开的《考古学导论》。先生鼓励我多写论文，说熟能生巧，后来我越来越能体会到这点。我两门课的作业在校期间都发表了。《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是在严先生指导下自学，这正是我的兴趣所在。
硕士生期间我在驻马店杨庄遗址发掘实习，毕业论文写的是《试论豫东南地区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论文初稿有三万多字，拿给严文明先生看，大概是他觉得我的框架比较乱，干脆替我拟了一个论文提纲，每条下面还有说明，说这个枝蔓太多，那个分期太细，等等。我这才算知道怎样写论文！我按照严先生的提纲修改，形成一万多字的论文定稿。被删下的两万多字经过修改，就是《王湾三期文化研究》那篇文章，稍后发表在《考古学报》上。
跟随先生继续深造
1994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入职北京联合大学，两年后的1996年考上了严先生的在职博士生。先生为我们开的课有《考古学原理》、《新石器时代考古专题》、《中国古史传说》，主要靠自学，有问题请教先生。先生一开始就指定我主要研究华北或是北方地区，是因为他早就计划好让我去内蒙古凉城老虎山工作站，整理岱海地区考古资料。岱海地区这批资料，是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田广金和郭素新老师多年发掘所得，他们没有精力进一步整理编写报告，希望严先生派得力的学生帮忙。严先生选中了我。这对我来说是十分难得的机遇。1997年，我在内蒙古凉城老虎山工作站呆了五个月，按照计划完成整理任务。回京后我就编著了发掘报告《岱海考古（一）》，在博士毕业时出版了。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提出文明起源的“北方模式”等概念，受到先生肯定。
先生非常关心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写作。在1998年元月先生访问日本期间给我的来信中，除指导我如何收集资料，如何规划论文，还说“你的担子相当重，好好安排一下心中有数，实在忙不过来可以考虑延长学习期限，总之不要把身体压垮了，切记切记”。后来博士论文出版时给我写的书序里又有这样的话，“建业不但业务基础好，更是一位十分认真和不知疲劳的人，所以工作效率极高”。对我的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在先生扶持下前行
博士生毕业后，严先生还不断给我扶持和指导。1999年开始让我参加了他和赵辉老师主持的教育部重点项目“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这个课题旨在对全国各区域聚落演变和早期文明的关系进行系统梳理，我承担其中“北方地区”的研究任务。2001年10月，严先生还带领我们课题组一行赴山东考察龙山城址，看遗址，吃海鲜，很是愉快。
2001年我有幸参加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也是严先生给刘东生先生做的推荐。最后我虽然完成了《黄土高原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环境变迁的考古学观察》专题的研究，但限于时间，感觉梳理得并不透彻，于是2004年申请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这是我申请到的第一个研究项目，是我学术生涯的重要立足点。同年我去新疆考察，2005年撰写发表关于新疆史前考古的长文，在严先生的鼓励下增加插图变成一本书，就是2007年出版的《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先生在为我写的书序里，说“这是第一部研究汉代以前新疆历史的考古学著作，很值得一读”。
受先生史前中国“重瓣花”格局理论的影响，我博士论文里提出“早期中国文化圈”概念，2010年申报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研究”。在2011年8月我组织召开的“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学术研讨会”上，严先生说，早期中国的多元一体格局使得中华文明具有无穷活力和强大凝聚力，从而能延续发展至今。2012年10月我组织了“严文明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50余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表高见，让我对严先生的学术思想有了更深的了解。
严文明先生始终关心和支持我在北京联合大学的工作，为联大考古学科的发展给予了不少帮助。2012年10月揭牌的联大“文博馆”三字就是先生题写，还把他珍藏的钟华南先生复制的龙山文化蛋壳黑陶高柄杯等标本捐给文博馆。2012年给联大考古学科捐赠了考古学方面的中外文图书、期刊约3000余部（册），建立了“严文明图书特藏室”。这里面还有感人的小插曲。师母给我说，有一次她陪先生出去开会，人家送了不少书，师母说家里有的就别拿了，先生说拿着，送给韩建业，联大那里的学生需要这些书。2015年严先生受邀担任联大“学知书院”首任院长，并为书院题写了院名。2018年我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后，先生继续支持我，2019年以87岁高龄还出席了我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开题报告会。
越到先生晚年，看望先生越勤，和先生的关系也就越亲近。每次免不了向他汇报考古工作、研究心得，交流考古界新闻，或者谈天说地，纵论天下大事。记得他多次和我说起南佐遗址如何重要，还拿出一张宫殿的草图给我看，这也成为后来我们发起南佐新一轮考古工作的重要原因。每年从南佐工地回来，我给先生看照片做汇报，他非常高兴。在他最近的文章中，还提到南佐“是一个都城级的聚落遗址”。
追随先生学习考古学近40年，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先生对我影响极深。先生温和真诚、淡泊名利，绝无学阀之风，却又刚正坚毅、敢于担当；治学严谨、实事求是，却又勇于探索、开风气之先；先生饱含家国情怀，且知行合一，对后学一视同仁，诲人不倦，尽力提携，真正做到了正观、启智、明德、传道、授业、解惑。《道德经》云：“死而不忘者，寿也”。先生虽然去世了，但精神永存。我们对先生道德、思想、学问的继承发展，就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本文原载《中华读书报》2026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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