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品蒙古帝国吹：日本史学界的大东亚主义叙事|东亚|史学界|日本|蒙古帝国吹

公元13-14世纪，蒙古帝国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给很多地区留下过惨痛记忆。因此，很多文明一旦获得新生，就会将这段历史当作深刻教训。除非是短暂冲突，才会在轻描淡写后选择遗忘。

相比之下，日本人的态度就很不正常。他们从未遭遇蒙古统治，又在两次防御战中获胜。结果却异常乐于吹捧这个草原帝国，表现出超乎正常欣赏的深刻执念。本文就将从另外一个视角，揭开这层神秘面纱背后的底层逻辑。

无根热情的反常结构

蒙古帝国源自草原本就与日本缺乏有机联系

若要理解日本学界对蒙古帝国的吹捧动因，首先要参考其他文明的正常反应态度。毕竟，蒙古帝国的本根是欧洲大陆，给那些区域留下的影响远胜东瀛岛邦。

首先是有过深度绑定的核心地区：

1 俄罗斯曾委身于金帐汗国治下2个半世纪，其学界将这段历史称为“鞑靼枷锁”。直至莫斯科公国崛起、以第三罗马自居，还反推消灭多个蒙古-突厥政权，都对那段特殊岁月有点咬牙切齿。

2 中亚诸国在蒙古的扩张阶段损失最重，又经历伊尔汗国与察合台汗国的数世纪统治。不仅人口基数锐减，许多盛极一时的绿洲农耕地带遭永久性破坏。后来不惜借伊斯兰化的突厥军阀之手，也要将可恶至极的蒙兀儿蛮子定性为垃圾。

3 中国向来以华夏不曾被彻底征服而骄傲，岂料在蒙元重压下连半壁江山都留存不住。只是因为还有一个年代更加靠近的满清，以及现实政治需要，才没有在官方叙事中予以过度批判。但民间舆论从未轻饶过黄金家族，至少是保持距离的鄙夷倾向。

有过被长期占领的文明往往对蒙古帝国感官不佳

其次是仅限于军事冲突的弱链接地区：

1 东南亚的越南、印尼和缅甸，曾直面蒙古帝国的入侵威胁。因为整体上胜多负少，故而谈及这段历史都不免有些自豪，却也仅此而已无过度延展。

2 穆斯林世界的埃及与土耳其，都是蒙古人反复西征的重点目标。前者多次重创入侵者，一度成为头号伊斯兰强权，自然对信仰的力量津津乐道。后者则忍受过多次溃败，直至奥斯曼时代才报复性反弹，实际上也没动力多谈。

3 东欧的波兰和匈牙利，在前期入侵中哀嚎遍地，后来及时调整将蒙古人拒之门外。因此，只把这类接触视为阶段性挑战，仇恨值远不及针对俄罗斯或土耳其的一个零头。

只有短暂冲突的文明往往对蒙古帝国缺乏重视

看到这里，你就不难发现：日本学界对蒙古帝国的感情有多么诡异，完全有违其他文明的反应规律。

1 历史上有过两次元日战争，但持续时间都比较短暂。至于被吹捧为武士道天人感应的神风奇迹，则是二战时期的特殊宣传产物。因此，蒙古帝国在日本的历史记忆中不可能着墨过多。既没有屠城创伤，也没有需要批判的殖民遗产，更不存在多少交流记录。

2 日本学界却乐于将蒙古帝国的军事扩张，浪漫化为世界史开端。NHK的某些纪录片，更是对蒙古帝国进行理想化渲染。另有杉山正明这类通俗作家，用《蒙古帝国的兴亡》强调其“暴力极其有限”。

杉山正明的《蒙古帝国的兴亡》

东洋史学的原罪

日本学界对蒙古帝国的热衷源于明治时代

显然，这番无根热情的背后不会是单纯学术审美。若深入考察其知识系谱，便会发现日本对蒙古帝国的学术热衷，源头上就不是什么客观中立。

早在明治时期，那珂通世、白鸟库吉等人创立东洋史学。其核心动机是要论证日本人比中国人更懂西洋新方法，又比西洋人更善于阅读东洋文献。以至于又细分出一个“满蒙回藏鲜学”，在层级上属“支那学”的平行分支。

东洋史学的两大牌面人物白鸟库吉与内藤湖南

这不是偶然的学科分工，而是某种服务于帝国扩张的先遣测绘。当军部需要熟悉东亚大陆的边疆地理、各地方言与制度差异，就会派学者用国家资源展开田野调查。双方一拍即合，让针对蒙古、满洲的研究赋予战略侦察性质。白鸟库吉就直言：研究满洲朝鲜历史地理，是为了不输欧美学者，更要与实业家、政治家携手。

换句话说，这种学术从诞生之日起，就浸染着殖民扩张色彩。长此以往，那些以身入局的学者就对边疆地区产生“有如国土的感觉”。

旧日本学界的满蒙热情几乎完全与军事扩张吻合

战后，旧日本帝国的军政制度破产，但生产合法性叙事的学术机器完好无损。整个东洋史学经历去情报化转型，研究对象也从满蒙转向蒙古帝国和中央欧亚，话语包装从“大东亚共荣”转向“东亚海域世界+多民族国家历史”。

这才有杉山正明等学者，醉心于蒙古帝国的狂热研究。核心目的不是要理解游牧文明，而是将元朝定义为开创全球化先河的伟大试验，乃至论证边缘区域有资格领导整个东亚。

日本战后的社会资源逐步与蒙古研究者们拉开距离

李唐的不可承受之重

浮世绘上的遣唐使返航

如果说日本学者对蒙古帝国的态度还不露骨，那么再结合其对唐朝的极致推崇，真实的思维内核就相当清晰。

相比蒙古，李唐对日本的历史影响更为直接。从大化革新的律令制国家，到平安时代的京都格局，以及遣唐使的九死一生和佛教宗派传承，都有明确的唐朝源头。这种深度联系必然产生出矛盾心态，既有取得限量版真经的喜悦，又有一种被不断教化的羞耻感。

大化革新无疑是模仿唐朝的结果

因此，日本史学界对唐朝往事的追忆，往往自带美颜滤镜。例如尝试将遣唐使描述为对等外交，而且重要性可与建功立业的突厥将领对等。至于奈良、京都和长安城的惊人相似性，也可以被轻描淡写为参考。

当然，更精妙的操作莫过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简而言之，就是将李唐定义为中世纪的结束，其后的赵宋属于近世开端。潜台词无非日本保留有最纯正的唐朝文明遗产，比大陆上的宋朝更接近于光辉时代。至于针对渤海国和辽国的问题，则重新归类到另一套话语体系论述。

遣唐使成为部分日本学者的重点描摹基础

这套说辞与蒙古帝国研究配合，就是一套涵盖亚洲大陆的文明传承体系。其范围大体上固定，向西不超过葱岭和天山山脉，向东不会越过东京湾与鄂霍茨克海，南北则在西伯利亚到爪哇之间微调。但中心却可以大范围移动，李唐的长安-洛阳、蒙古帝国的喀拉和林-大都就是历史正面。那么列岛上的京都-东京也完全可以！

至于很多人关心的中国文明连续性问题，反而不在其重点论述范围内。哪怕催生出“崖山之后无中华”论调，本质上也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毕竟，李唐的文明之火已经东渡，那么残宋的死活就无需多言。一旦抠细节过度，反而十分自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