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霍尔木兹海峡围绕布雷威胁与反水雷作战展开的较量，再次成为美伊海上博弈的重要体现。表面上，这是一次航道安全保障行动;从体系层面看，则构成对海上通道控制能力的一次现实检验。哈德逊研究所兵棋推演显示，在“无人系统未受到实质性抵抗”的理想条件下，美军可在数周内完成扫雷。然而，这一结论依赖通信链路稳定与对抗缺失等前提，而现实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仍具备以小型艇群、无人平台及电子干扰手段实施持续扰动的能力，使其难以成立。这种假设条件与实战环境之间的差距，折射出当前美军反水雷体系的关键特征——在降低人员风险的同时，其作战效能高度依赖外部条件。本文据此分析其体系运行逻辑与潜在脆弱性，并探讨相关启示。
关键词：霍尔木兹海峡;反水雷作战(MCM);美军反水雷体系;无人反水雷;无人潜航器(UUV);兵棋推演;美伊海上博弈;海上通道控制
一、伊朗水雷体系的非对称拒止逻辑
霍尔木兹海峡具有典型的节点型通道特征：全球约20%的石油经此运输，美军第5舰队驻扎巴林，区域安全环境高度敏感。
在这一背景下，伊朗的水雷、小型快艇与岸基火力单元客观上构成了一种以水雷为核心的多层次拒止结构。其水雷库存约6000枚，涵盖沉底水雷、系留水雷、漂雷以及吸附水雷等类型，代表型号包括300公斤级的Mersad-3和Mersad-7，两者均采用磁—声复合引信，可在目标进入作用范围后实施非接触引爆。
围绕水雷这一基础手段，小型快艇可实施袭扰与补充布雷，岸基导弹可威慑大型舰艇接近，三者叠加形成布设、袭扰与打击相结合的拒止效果。该结构的关键不在单一平台性能，而在成本与效应之间的显著不对称：单枚水雷成本较低，但在高密度航运通道中，可通过不确定性扩散放大其影响范围，进而对区域通行秩序与能源运输稳定性产生外溢效应。
二、美军反水雷体系的链式运作机制与作战模式
美国海军退役上将斯·斯塔夫里迪斯曾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需要2个航母打击群及约12艘水面舰艇。这一兵力需求折射出水雷战的核心特征：低成本手段牵引出高成本的体系化应对，这正是美军反水雷体系面临的深层困境。从霍尔木兹行动看，美军反水雷体系已形成“水下感知-目标识别-精确清除-外围保障”的链式结构，核心为以无人系统替代人员前出，代价是对技术可靠性和环境条件的高度依赖。
(1)水下感知与探测网络
美军已从舰艇进入雷区探测转向无人系统前出、母舰后撤的模式。
水下方面，Mk 18“王鱼”和“刀鱼”无人潜航器(UUV)自主前出雷区，利用侧扫声呐构建海底图像。
远程声呐方面，AN/AQS-20拖曳系统集成4部声呐，单次航行可完成从海底到近水面的全深度探测，该系统已被成功整合至无人水面艇。
空中方面，MH-60S直升机搭载机载激光水雷探测系统(ALMDS)，快速扫描浮雷和近水面系留水雷。
美军反水雷探测已形成UUV精细成像、拖曳声呐全深度覆盖、直升机快速扫描的分层协同模式。
(2)目标识别与数据融合
美军依托反水雷(MCM)指挥控制系统，整合多源水文数据库及卫星环境数据，对UUV、声呐、直升机回传信息进行融合处理，生成水下目标图谱，判定威胁等级，并分配清除任务。
该环节采用机器探测与人工判读结合的人机协同模式，数据回传后，由雷区外操作人员进行目标识别与任务分配。
(3)远程清除与消耗式作业
识别完成后，美军采取远程化与消耗化结合的清除模式，核心逻辑为以无人系统替代人员进入高危区域。
其清除手段包括：“射水鱼”遥控装置(长约2米，携带爆炸物，通过电缆回传视频，单枚成本数万美元)、AMNS机载灭雷系统(从直升机释放小型机器人飞向水雷引爆)、无人扫雷滑橇(由USV拖曳，可引爆或收集水雷)、UISS无人感应扫雷系统。在特定情况下，也会使用潜水员，包括用于情报收集。
(4)UUV母舰平台与区域防护
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弗兰克·E·彼得森”号(DDG 121)和“迈克尔·墨菲”号(DDG 112)在相关行动中主要承担区域防空、反舰警戒和编队护卫任务，并可为反水雷无人系统提供外围安全保障。
(5)体系综合评估
整体来看，美军反水雷体系呈现如下四个特征：
一是驻巴林4艘专用扫雷舰2025年已退役，由濒海战斗舰(LCS)搭载无人系统接替，但作战效能存疑;
二是人员后撤，无人系统前出，作业风险由无人系统承担;
三是反水雷行动嵌入海上控制体系，扫雷力量需驱逐舰提供区域防空反舰保护;
四是作战效能高度依赖环境条件。反水雷每一环节均依赖通信链路畅通与电磁环境稳定，作业前提是未受到对手实质性抵抗。
该体系的优势在于降低人员风险，但整体效能高度依赖外部条件，在伊朗保有数百艘小型艇的现实面前，其实际表现仍需实战检验。
三、兵棋推演视角下的体系依赖与结构性脆弱
2026年4月，哈德逊研究所在伦敦UDT 2026展会上公布了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反水雷行动的兵棋推演(后文简称“兵推”)结果，该兵推在量化呈现美军无人反水雷体系作业效率的同时，也揭示了其成立所依赖的关键前提。
(1)非对抗条件下的体系作战效率
兵推设定霍尔木兹海峡存在两个潜在雷区，各长40公里、宽100公里。以猎雷声呐平均扫描宽度600米计算，每个雷区需70次扫描，总计280次，每次约10小时，理想条件下可在数周内完成扫雷。兵力编成如下表所示。
上表显示，兵力编成体现出明显的体系化特征：由“独立”级LCS承担指挥控制，驳船提供保障，sUSV负责拖曳声呐与扫雷装置，MUUV执行探测任务，形成有人后撤、无人前出的作业模式。这一结果表明：在条件充分保障的情况下，无人化体系具备替代传统扫雷力量的潜力。
(2)关键前提——对抗缺失条件
上述结论建立在一个核心假设之上，即无人系统未受到伊朗军队实质性抵抗。但现实环境中，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仍保有数百艘小型船艇和无人艇，具备电子干扰、快艇袭扰、通信切断等反制能力。这意味着兵推所依赖的“通信畅通、链路稳定、无人系统安全运行”的前提，在实战中难以成立。
本质上，该体系作战高度依赖非对抗条件，一旦进入对抗条件，其效率优势将迅速下降。
(3)时间成本——体系作业的刚性约束
即使在兵推设定的理想条件下，仅完成两个雷区的勘测任务，总平台作业量亦高达约2800平台小时。这一时间成本在实战中将被进一步放大。兵推中“数周清除”的结论，本质上是基于特定假设的下限估计，在存在干扰与袭扰的情况下，实际周期可能延长至数月。
这表明，反水雷并非高强度作战，而是缓慢且连续的体系工程。
(4)体系脆弱性
基于兵推假设与现实环境的对比，可归纳出美军反水雷体系三方面结构性脆弱性。
1)平台替代带来的能力不确定性
“复仇者”级扫雷舰退役后，由LCS搭载任务包接替。但该模式依赖无人系统前出，作战效能尚未经过高强度对抗验证，且模块化带来高成本与维护负担。
2)无人系统的抗干扰能力不足
反水雷链条高度依赖通信与数据链支持，一旦链路受扰，探测、识别与清除各环节均可能中断，体系存在“单点失效”风险。
3)多任务并行下的兵力约束
扫雷行动需水面舰艇提供防护，而封锁与扫雷难以同步展开，导致兵力分配面临结构性矛盾。
综合来看，此次兵推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数周清除”的结论，而在于揭示了其成立条件：美军反水雷体系只有在“对手不抵抗、链路不受扰、环境可控”的前提下，才能实现高效运转。而霍尔木兹的现实环境，恰恰不具备这一前提。
四、对我军的启示
美军反水雷体系暴露出一个结构性矛盾：以无人化降低人员风险，却显著提高了对理想作战条件的依赖。这一矛盾表明，未来能力竞争的关键，不在于装备数量，而在于体系在对抗环境下的稳定性与韧性。
(1)压缩“探测-识别-清除”链路，提升行动节奏
反水雷作战的核心矛盾在于布设快、清除慢。现有模式以分段串行模式为主，探测、识别与决策环节脱节，由此制约整体效率。
据此，需加快构建“探测即识别、识别即打击”的链路压缩机制，重点突破水下目标自动识别技术，减少人工判读依赖，同时强化探测平台与清除平台之间的直连数据链，降低指挥层级对作战节奏的约束。
(2)强化体系韧性，提升无人作战在对抗环境下的持续能力
美军体系运行高度依赖通信畅通、链路稳定及对手干扰受限等前提，同时在有人平台退役与无人体系尚未成熟之间出现能力断档，反映出体系对理想条件的依赖与结构性脆弱并存。
据此，相关建设可围绕降低无人体系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展开，重点发展抗干扰通信与水下自主导航能力，构建多路径冗余链路，并探索“人在回路”与“自主运行”的动态切换机制;同时坚持“先立后破”的能力建设路径，保留必要的传统平台，形成前沿能力与稳定能力相结合的体系结构。
(3)构建攻防一体的水下作战体系，提升关键海域控制能力
水雷作战的关键在于成本不对称，小成本手段可牵引对手高成本投入，并放大海上通道控制效应。
据此，应围绕关键海峡与通道，构建集布雷、探测、清除与防护于一体的水下作战体系，发展快速机动布雷能力与常态化水下监测网络，提升对关键水道的持续控制能力。
总之，海上通道控制能力，正在由平台优势转向体系韧性的竞争;水下空间，则成为这一转变中最具不对称性的关键维度。对我军而言，这意味着水下作战能力建设的关键，不在单一能力强化，而在于体系结构的优化与整体韧性的提升，并在对抗环境下保持作战链路的可持续运行能力。(北京蓝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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