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
第一次见到莉亚·约翰逊，是在阿拉斯加的荷兰港，那个下午天压得很低，港口一股柴油味混着海腥味，扑面上来，不太好闻，但也很像那地方本来的样子，她就站在码头边上，穿一件已经褪了色的黄色雨衣，短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说真的，我一时很难把眼前这个人，和那个在十米巨浪里活下来的捕蟹人，直接连在一起。
她三十四岁，手很粗，关节也大，指甲缝里嵌着那种怎么洗都洗不掉的黑色，看着就知道，常年干的是硬活，不是那种摆样子的苦，
“走吧，”她把手里的烟掐了，说，“找个暖和点的地方聊。”
然后我们就进了一家渔民常去的酒吧，里面不亮，墙上挂着一些失踪船员的照片，有的照片下面，还放着已经干掉的花，看着有点堵，她挑了个角落坐下，要了一杯黑咖啡。
“那个故事，”她低着头，用勺子慢慢搅咖啡，“可以说，但我得先说明白，我不是什么英雄，我只是那个，没死成的人。”
她又点了第二根烟。“开始吧。”
第一部分：他们说女人是厄运
我入行是在2016年。
那时候我24岁，刚和前夫离婚，穷得快吃不上饭。我在码头晃荡了三天，想找一份工作。什么活都行。最后是“奋进号”的船长唐纳德·麦凯收留了我。
他60多岁，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他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说：“小姑娘，你知道这行死人不？”
我说知道。
“你见过零下30度的浪打在脸上是什么感觉吗？”
我说没见过。
“那你来干嘛？”
“我需要钱。”
他又看了我一会儿，咧嘴笑了。那笑容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后来我才明白，那是一个知道自己可能回不来的人在笑。
他让我上船了。
整个荷兰港都在议论这件事。有人说老唐纳德疯了，有人说他是可怜我，更多的人说——女人上船会带来厄运。
这种说法在阿拉斯加捕蟹人中间流传了几十年。
我一开始不在乎。真的不在乎。我以为是老掉牙的迷信，就像有些人说13号星期五不吉利一样。但后来我发现，这些渔民是认真的。他们用最真诚的语气告诉你，女人会让大海发怒，会让蟹笼空掉，会让船沉掉。
“奋进号”上有5个男人，加上我，一共6个人。
大副叫比尔·科瓦尔斯基，50岁，波兰移民后代，在这行干了30年。他是最反对我上船的人。上船第一天，他当着我的面跟唐纳德说：“她会害死我们。”
二副是比利·詹金斯，38岁，来自俄勒冈，有两个孩子。他比较沉默，没怎么说话，但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颗定时炸弹。
水手有两个：麦克·索伦森，29岁，金发碧眼，像电影里走出来的人；埃迪·马丁内斯，33岁，矮壮结实，墨西哥裔，永远在嚼口香糖。
出发前一晚，比尔请所有人喝酒，唯独没叫我。
我在旅馆房间里听见他们在楼下唱歌，唱的是捕蟹人中间流传的老歌，歌词里有一句是：“大海是男人的坟墓，女人的眼泪是它的潮汐。”
我没哭。
我告诉自己，我没时间哭。
第二部分：白令海不相信眼泪
2016年10月15日，“奋进号”从荷兰港出发。
帝王蟹的季节只有几天到十几天。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捕到最多的蟹。这意味着一件事——你不睡觉。
我第一天就体会到了什么叫“18小时工作制”。
凌晨3点起床。4点开始投笼。每个笼子300到800磅重，你得像举重运动员一样把它们推下海。绳子不能乱，笼子不能翻，否则不仅捕不到蟹，还可能把船带翻。
我记得第一个笼子下去的时候，我的手就被绳子磨破了。血渗出来，在零下的空气里迅速凝固。我没吭声。比尔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收笼才是最要命的。
起重机把笼子吊上来的时候，整个船都在晃。巨浪打在甲板上，瞬间结成冰。你在冰上走路，就像在滑冰场上跑百米。我第一天摔了不下50次。膝盖肿得像个馒头。
麦克有一次路过我身边，低声说：“别逞强，新人第一周都这样。”
我没回话。我知道新人里没有女人。
那天晚上，我累得连脱雨衣的力气都没有。倒在上铺，整个人像散了架。船舱里又湿又冷，能听见海浪拍打船体的声音，那种声音像某种巨兽的心跳。
我闭着眼睛想，也许他们是对的。
也许我真的是厄运。
但第二天早上，我还是起了床。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
到第六天的时候，我已经可以不摔跤了。比尔看我的眼神变了，但他仍然不说话。倒是埃迪开始对我友善起来，有一次把唯一的热巧克力分给我一半。
“你挺狠的，”他说，“像个男人。”
我喝了口热巧克力，没觉得这是夸奖。
第七天，风暴来了。
浪高估计有12米。船像一片叶子被抛起来，再重重地砸下去。唐纳德在驾驶舱里对着无线电吼，声音嘶哑。比尔让我们所有人都回船舱，但没人听他的。我们在甲板上死死抓住栏杆，看着巨浪一个接一个打过来。
那天我们丢了3个笼子。
每个笼子成本上千美元。但没人提这个。因为在白令海，丢笼子是家常便饭。丢命才是新闻。
那场风暴持续了两天。等它过去的时候，我的手上全是冻疮和新旧交叠的伤口。唐纳德看了我的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从柜子里翻出一管药膏扔给我。
“擦上，”他说，“明天还要干活。”
我擦了。
我没告诉他，那管药膏是我这辈子收到过的最好的礼物。
不是因为药膏本身。而是因为那是他第一次把我当成船员，而不是“那个女人”。
第三部分：我们正在杀死这片海
很多人都以为捕蟹人是暴发户，工作几天就能赚几十万美元。
真相是，我第一季只赚了2万1千美元。
不是唐纳德克扣工资，是因为帝王蟹越来越少了。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说法。所有在船上待过的人都这么说。老一代渔民会告诉你，80年代的时候，一网下去能捞上来上百只大螃蟹。现在我们能捞到几十只就算幸运了。
后来，大概2022年吧，我听到了“100亿只雪蟹消失”的消息。科学家说其实从2018年就开始消失了，只是我们当时不知道。
100亿。
我当时正在船上喝咖啡，差点没呛死。我看向比尔，他面无表情地抽着烟，说：“我早知道了。”
“怎么消失的？”我问。
“热死的。”他说。
后来科学家证实了，海水温度升高，雪蟹的新陈代谢加快，它们需要更多食物，但食物不够，就大规模饿死了。
10亿美元的损失。整个雪蟹捕捞季被取消。
唐纳德那时候已经65岁了，他站在驾驶舱里，看着空空的海面，自言自语：“我活了60多年，从来没见过这种事。”
我问过他，会不会有一天，海里什么都没有了。
他看了我一眼，没回答。
后来我听说了帝王蟹配额的变化。到2024年，配额已经从历史高点的1亿多磅，掉到了1400万磅。
一个捕蟹人的收入，不再取决于你有多勇敢，多能吃苦，而是取决于大海还剩下什么。
比尔的儿子本来想接他的班。比尔坚决不同意。有一次他喝醉了，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恨你上船吗？不是因为你是女人。是因为我儿子想来，我不让他来。你一个外人，偏偏要往火坑里跳。我看着我儿子，再看着你，我心里难受。”
那天晚上，我听见比尔在船舱里哭。
50岁的硬汉，在这行干了30年，见过无数生死，他在哭。
我不知道他是为儿子哭，为消失的螃蟹哭，还是为这个正在死去的行业哭。
第四部分：翻船
那是2019年12月17日。
我记得这个日期，因为3天前是我父亲的生日。我给他打了电话，他说我该回岸上找个正经工作。我挂了电话，抽了根烟。
那天早上，海面看起来还算平静。唐纳德说，这可能是个好日子。
我们出了海。大概开了3个小时，到达预定海域。开始投笼。
一切都很正常。
下午2点左右，风向突然变了。唐纳德在无线电里听到了风暴预警——一股冷锋正在快速逼近，预计风速将达到每小时120公里以上。
“收笼！返航！”他喊道。
我们开始拼命收笼。
每个人都疯了。你知道风暴要来了，你必须在天黑之前把所有笼子收回来，否则你会丢掉几千美元的装备，甚至可能丢掉命。
比尔在操控起重机。我在甲板上负责分拣。麦克和埃迪在绑笼子。
风越来越大。
浪开始翻涌。
我记得有一个浪直接打在我脸上，水灌进我的雨衣里。那个温度，怎么说呢，就像有人拿刀在你皮肤上一刀一刀地割。
我没停。
下午4点17分。
船突然倾斜了。
不是那种正常的摇晃，而是一种很诡异的、缓慢的倾斜。像有什么东西在船底拉着它往下沉。
唐纳德在驾驶舱里大叫：“结冰了！船体结冰了！”
海水的浪花打在船上，瞬间结成冰。一层一层地叠加。船体越来越重。重心越来越高。船开始倾斜，越来越严重。
“把冰敲掉！”唐纳德尖叫。
我们开始用棍子、斧头、铁锹，拼命敲船体上的冰。
来不及了。
冰结得太快了。船倾斜到了无法挽回的角度。
4点23分。
唐纳德的声音从广播里传来，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平静，那种平静比尖叫更让人害怕。
他说：“孩子们，穿上救生衣。我们要弃船了。”
我在那一刻想的不是害怕。
我想的是，我爸爸说的对。我该回岸上。
然后船翻了。
一切发生得很快。
我被甩了出去。整个人飞进海里。冰冷的海水灌进我的鼻子、耳朵、嘴巴。那种冷，是你无法想象的。像有千万根针同时扎进你的身体。你的大脑在尖叫，但你的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
我浮出水面的时候，看见“奋进号”的船底朝上，像一条死去的鲸鱼。
我听见有人在喊救命。
是麦克。
他在我左边大概20米的地方，挣扎着。
我朝他游过去。
游了不到5米，他就沉下去了。
就那么沉下去了。
我看见他的手伸出水面，抓了一下空气，然后消失了。
我喊他的名字。
没有回答。
我开始数。
1，2，3，4，5。
我在找他们。
比尔不在。埃迪不在。唐纳德不在。比利也不在。麦克已经沉下去了。
5个人。
全都不见了。
我在那片冰冷的海面上飘着，身边只有船底朝上的“奋进号”，和我自己。
5个男人。
只有我活了下来。
第五部分：幸存者
我在水里待了大概45分钟。
后来救援队说，我能撑45分钟是因为我穿着那件厚雨衣，里面还套了两层毛衣——而且我死死抱着一块碎木板。那块木板是“奋进号”碎裂的甲板，我抓住它，就像抓住命。
水温大概只有一两度。那种冷会让你想睡觉。很舒服的困意，像一个巨大的、温暖的拥抱。我知道只要闭上眼睛，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我咬自己的舌头。
咬出血来。
让自己保持清醒。
最后是海岸警卫队的直升机找到了我。他们后来说，我是唯一的幸存者。
5个人失踪。
他们没找到任何一具遗体。
白令海把他们收走了，干干净净，像从未存在过一样。
我在医院醒过来的时候，看见天花板。第一反应是，我活着。第二反应是，为什么是我？
那个问题折磨了我很久。
“为什么他们死了，我活着？”
我是女人。他们说女人上船会带来厄运。船翻了。5个男人死了。我活着。
你看，多么完美的“证据”。
消息传回荷兰港的时候，我听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是我害死了他们，有人说女人不该上船，有人说这是大海的诅咒。
我躺在医院里，手上插着输液管，盯着天花板，在想——他们可能是对的。
我父亲来看我。
他没说“我早告诉过你”。
他坐在床边，拉着我的手，哭了一个小时。
我也哭。
但我们哭的不是同一件事。他哭的是差点失去女儿。我哭的是我杀了5个人。
第六部分：活着的人
出院后，我没再出海。
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面对那些遗孀。比尔的妻子，麦克的女朋友，埃迪的两个孩子，唐纳德的女儿，比利的妻子。
我去参加了追悼会。5个人的照片摆在一起。每个人都来跟我握手，拥抱，说“这不是你的错”。
但我看得出来，有些人看我的眼神不一样。
不是愤怒。是困惑。
他们在想，为什么她活着？
我也想不通。
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心理医生。我们聊了很多次。有一次她对我说：“你活下来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你做对了一些事。”
我说：“比如什么？”
她说：“比如你没有放弃。你在水里咬舌头。你拼命保持清醒。你做对了这件事。”
我想了很久。
也许她是对的。
也许“厄运”不是因为我。也许“厄运”就是大海本身。大海不在乎你是男是女，不在乎你信不信迷信，不在乎你有多勇敢。大海就是大海。它冷静地、无情地、不带任何偏见地，把人收走。
我活下来，不是因为我幸运。
而是因为我还没放弃。
我知道我可能再也受不了那片海。可每次梦见他们，我都觉得——如果我不回去，他们就真的白死了。
第七部分：如今
我现在在荷兰港的一家渔具店工作。
每天早晨，我会看见新的捕蟹船出海。那些船上几乎全是男人。偶尔会有女人，很少很少。
每次有女人上船的消息传出来，码头上还是会有人议论：“女人会带来厄运。”
我听见这些话，不再生气了。
我只是走过去，点一根烟，看着海。
那片海。那片吞没了唐纳德、比尔、麦克、埃迪和比利的海。那片带走了无数男人的海。那片被气候变暖烧死的100亿只雪蟹填满的海。
我对着海说：“嘿，你欠我5个人。”
海不说话。
浪打在码头上，溅起白色的泡沫。
有时候，我会在梦里回到那天的甲板上。浪打在我脸上。我听见唐纳德的最后一句“孩子们，穿上救生衣”。
我会在梦里对他喊：“唐纳德，你穿上啊！你穿上啊！”
然后我醒了。
凌晨3点。
和那些年出海的时间一样。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想着那个问题——“为什么我活着？”
也许有一天我会找到答案。
也许不会。
但至少现在，我活着。
我活着，替他们活着。
采访结束的时候，我问莉亚，你还会再出海吗？
她看了我很久。
然后笑了。
那个笑容里有很多东西——有悲伤，有倔强，有一点点嘲讽，还有一点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属于阿拉斯加捕蟹人才有的东西。
“如果有一天，”她说，“他们允许女人上船了，允许我不再是‘厄运’了，允许我像个普通船员一样被对待了——我会回去的。”
“为什么？”我问。
“因为那片海，”她指了指窗外，“那片海欠我5个人，我得去找他们。”
她一下站了起来，把那件有点褪色的黄色雨衣穿上了。
等她走出酒吧的时候，外面的风，挺大，吹得人有点站不稳（怎么说呢，那感觉不太好）。
我就看着她往码头那边走，背影越来越远，后来，慢慢就没进了那一排渔船的阴影里。
酒吧墙上挂着一排失踪船员的照片，说真的，也许哪一天，莉亚的照片，也会被放到下面去。
但我希望不要。
真的，希望她能活着。
替那5个人，活着，好好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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