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我没能分配到工作，公社书记拍拍我肩：公社缺个文书去不|乡长|公社|县委|支书|文书|领导干部

88年我没能分配到工作，公社书记拍拍我肩：公社缺个文书去不

一九八八年，我从县高中毕业，没能考上大学。

那个年代，高中毕业已经算是正经的读书人了，至少在我们那种连公路都没通利索的穷山沟里，谁家出个高中生，那是要摆酒席的。但摆完酒席之后呢？国家不包分配了。早两年还好说，中专以上学历，国家安排工作，端铁饭碗。到了我们这一届，政策变了，高中生一律自谋出路，只有大中专毕业生才列入分配计划。我爹蹲在门槛上抽了半宿的旱烟，天亮的时候站起来，说了一句：“白供了。”

那三个字比什么都重。我知道他不是怪我，是怪他自己。为了供我念书，他把家里的耕牛卖了，我娘把陪嫁的银镯子也当了，我妹妹小学没毕业就辍学回家干活。全家人勒紧裤腰带供出来的高中生，到头来连个正经工作都找不着，这个结果搁谁身上都受不了。

整整一个夏天，我骑着那辆掉漆的二八大杠在县城和各个乡镇之间来回跑，把能找的关系都找遍了。县里的水泥厂招工，我去了，人事科长看了一眼我的毕业证，说高中文凭没用，他们要的是技校生，起码得会看图纸。供销社招营业员，我去了，人家说名额早就内定了，你连表都不用填。粮站的搬运工，我想去试试，我爹拦住了，说你念了十几年书不是去扛麻袋的。

到了八月底，我几乎已经认命了。我娘说实在不行就托人去南方打工吧，村里好几个小子都去了深圳，听说在电子厂里焊电路板，一个月能挣一百多块。我嘴上说好，心里却堵得慌。一百多块，比我爹种一年地的收入都多，但那就意味着我读的这十几年书真的白费了——焊电路板不需要会解三角函数，也不需要背《出师表》。

就是在这个时候，公社的李书记来了我家。

李书记叫李长河，四十来岁，个子不高，黑瘦黑瘦的，常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领口的扣子永远扣得整整齐齐。他是我们公社的一把手，平时在村里转悠，谁家有困难他都记在本子上，解决不了的也记着，下次来再问。我爹总说，李书记是好人，就是官太小了——在公社干了十来年也没升上去，听说是因为性子太直，在县里开会的时候跟领导拍过桌子。

那天傍晚，李书记推着自行车进了我家院子，车后座上绑着两瓶高粱酒。我爹吓了一跳，以为他是来走访的，赶紧搬凳子倒水。李书记把酒放在桌上，摆摆手说不用忙，然后转头看我，问：“小宋，工作的事有着落了吗？”

我摇了摇头。

李书记没坐，站在院子里，一只手扶着自行车车把，另一只手拍了拍我的肩膀。他的手很粗糙，掌心里全是老茧，不像干部的手，倒像种地的手。

“公社缺个文书，”他说，“你会写材料不？”

我愣了一下。文书？我脑子里浮现出来的第一个画面是公社办公室墙上那面大红锦旗，第二个画面是堆满文件和报纸的旧桌子。文书不是什么官，连正式的编制都算不上，说白了就是个临时工，帮着写写汇报材料、整理档案、收发文件，一个月三十来块钱的补贴，比扛麻袋强点有限。

但我还没来得及开口，李书记就接着说了一句让我记了一辈子的话。

“小宋，你别小看这文书，公社这一摊子，上上下下的材料、报告、通知，都得靠笔杆子。笔杆子硬了，事就好办；笔杆子软了，再好的政策也传达不下去。你在公社待着，能接触到的人和事，比你出去打工要多得多。书不能白念。”

最后一句话戳在了我的心窝子上。书不能白念。

我爹在旁边使劲给我使眼色，那意思是“赶紧答应”。我娘从灶房里探出头来，手里的锅铲都忘了放下。

“李书记，我干。”我说。

就这样，一九八八年九月，我成了公社的文书。

说是文书，其实什么杂活都干。办公室一共就三间平房，一间是李书记和副书记的办公室，一间是会议室兼接待室，还有一间最小的堆满了档案柜和旧报纸，就是我的地盘。我的桌子是一张掉了漆的老式办公桌，抽屉拉出来咯吱咯吱响，桌面上铺着一张绿毡子，上面烫了好几个烟头印子。椅子是藤编的，坐上去嘎吱嘎吱的，我坐了一个月就把藤条坐断了两根，后来是食堂大师傅用铁丝帮我缠上的。

头一个月，我连一份像样的材料都没写出来。

不是不会写。高中的时候我的作文拿过全县作文竞赛的二等奖，写个通知、通告、汇报材料，按理说不在话下。但真到了公社，我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公社的公文有一套自己的规矩，什么“关于贯彻落实某某会议精神的通知”，什么“致全社广大农民群众的公开信”，什么“旱情汇报”和“抗灾自救工作汇报”——每一种材料都有固定的格式和行文习惯，我根本摸不着门道。我写的第一份汇报材料交到李书记手里，他看了两页就放下了，没批评我，只是笑了一下说：“写得太像作文了。公文不是作文，公文是办事用的。”

办事用的。这四个字我琢磨了很久。

公社办公室里有个保险柜，铁皮的那种，上面喷着绿色的漆，角落里已经锈了一小块。保险柜里锁着公社这些年的各种档案——土地承包合同、计划生育登记表、五保户花名册、党费收缴记录、历年粮食产量统计表，还有一摞摞发黄的旧文件。李书记给了我一把备用钥匙，说没事的时候多翻翻，这些纸看着枯燥，但每一页都是公社的历史，把这些看懂了，你就知道该怎么写了。

我照做了。每天晚上别人下班回家，我就把保险柜打开，把那些档案一份一份地翻出来看。先是看格式，看标题怎么写，抬头怎么写，落款怎么写。后来慢慢地，我开始注意到那些档案背后的东西——哪个村哪一年的粮食产量掉下来了，旁边一定会有另一份材料解释原因，可能是旱了，可能是涝了，可能是种子不行。哪个生产队的分地纠纷闹了多久，最后是怎么解决的，调解书上写了好几页。这些材料连在一起看，就像是一部公社的编年史，每一个人名背后都有一家子的日子，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有一年的收成。

三个月后，李书记让我独立写一份旱情汇报。那一年秋天确实旱了，两个多月没下一场透雨，山上的苞米叶子卷成了筒，公社天天接到各村的电话叫苦。我花了三天时间，把各村的旱情统计上来，又查了过去五年的降雨量记录，还骑着自行车跑了三个村子实地看旱情——地里的土干得裂了口子，一脚踩下去能没过脚踝。

汇报材料交上去的第二天，县里来人了。农业局的副局长亲自带着技术员下来看旱情，看完之后当场批了一批柴油和抽水机。李书记送走县里的人之后回到办公室，把那份汇报材料往桌上一拍，说：“小宋，这份材料写得好。数字扎实，情况清楚，诉求明确。县里的人一看就知道该批什么、批多少。”

那天晚上，食堂大师傅多炒了一个菜。李书记把他那两瓶高粱酒开了，倒了一杯给我。我不会喝酒，抿了一口呛得直咳嗽，但心里热乎乎的。

从那以后，我写材料越来越顺手了。计划生育的汇报、征兵工作的总结、冬季农田水利建设的规划方案、春耕生产的动员讲话稿，一样一样都压到了我桌上。我白天处理日常事务——接待来办事的老乡、接电话、发通知、整理文件，晚上就坐在那张嘎吱嘎吱的藤椅上写材料。公社办公室的窗户是单层的，冬天透风，我裹着一件军大衣写，手指冻得发僵了就放到嘴边哈两口热气。夏天蚊子多，我点一盘蚊香放在脚边，写到半夜回去睡觉，裤腿上全是蚊香灰。

李书记偶尔晚上回公社取东西，看到我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就会走进来坐一会儿。他不催我，也不说什么大道理，就是随便聊聊——聊公社的事，聊县里的政策，聊哪个村的支书干得好，聊哪家的困难还没解决。他说话的方式很特别，从不直接告诉我该怎么做，但每次聊完，我自己就知道该怎么写了。后来我才明白，他是在用聊天的方式教我——教我理解政策，教我体察基层，教我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去想同一件事。

有一次他问我：“小宋，你将来想干什么？”

我想了想说：“想考公务员，想端个正经的铁饭碗。”

他听了也没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说了句“好好干”，就走了。

那几年，公社的工作越来越忙。农村改革在深化，土地承包要完善，集体经济要发展，上面三天两头下文件，下面隔三差五有情况要汇报。我这个“临时工”文书，渐渐成了公社运转的一个关键齿轮。李书记去县里开会，点名要我跟着去记录；公社开党委会，我列席做纪要；有时候来个记者采访，李书记也让我负责对接。

有一回县里要评选先进公社，要求交一份详细的汇报材料，包括这几年的经济发展数据、典型经验、存在问题和对策建议。隔壁公社是副书记亲自操刀，我们公社李书记往我桌上一指：“小宋，你写。”

我写了一个星期。白天泡在各个办公室核对数据，晚上写到凌晨两三点，改了三稿，最后交上去一份四十多页的汇报材料。李书记看了整整一个下午，看完了，在最后一页上签了个“同意”，然后说：“你要是早生十年，现在至少是个科长。”

这话说得很随意，但我一直记着。不是因为骄傲，是因为他知道我走不了仕途，一个没有正式编制的临时工，连考试的资格都没有——那时候的政策，考公必须是干部身份或者大专以上学历，我一个高中生，门都没有。但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你行，只是被条条框框卡住了。他希望我能有更好的发展。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六年。

六年里，公社变成了乡政府，李书记从书记变成了乡长。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办公室里的人来来去去，只有我这个“临时工”文书一直没动过。不是没人质疑过——有一年县里搞编制清理，专门派人下来查“临时工使用情况”，查到我的时候，李书记把六年来我经手的所有材料往桌上一摆，厚厚一摞，几乎有半人高。

“这个人走了，”李书记说，“乡政府就停摆了。”

县里的人翻了几份材料，不说话了。我就这样被留了下来，继续当我的文书，一个月七十二块钱的补贴，比刚来的时候翻了一倍，但跟正式干部比起来，还是零头都不到。

一九九四年，机会终于来了。

国家开始推行公务员考试制度，打破了身份和学历的限制，高中毕业也可以报考。我在乡政府的阅览室里看到那份通知的时候，手抖得差点拿不住报纸。我拿着报纸跑到李书记办公室，他正在批文件，我把报纸往他面前一放，指着那几行字，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李书记摘下老花镜，把那段通知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然后抬起头看着我。他的表情很奇怪——是高兴，但高兴里又掺着点别的，像是早就知道这一天会来，又像是在担心什么。

“好事，”他把报纸递还给我，“报哪个岗位？”

“县委办公室。”我说。

他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后只是说了一句：“县委办可不好考，多少人挤破头。”

“我想试试。”

“那就试试。”他站起来，打开身后的铁皮柜子，从里面翻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递给我，“这是我这些年攒的一些学习资料，有政策文件，有时事材料，还有几本行政管理的书。你拿去看。”

我接过档案袋，沉甸甸的。打开一看，里面的材料整理得整整齐齐，按照主题分了类，还夹着手写的读书笔记。那笔迹我认得，是李书记的。原来他一直在替我攒这些东西，不知道攒了多少年。

那年夏天，乡政府的工作格外忙，但我每天晚上还是雷打不动地学到深夜。早上天不亮就爬起来背时事政治——那年头没有辅导班，没有培训资料，全靠自己啃文件、背政策、做笔记。李书记每个星期都会把我叫到办公室，拿出他自己出的“模拟题”考我，有时候是让我写一份会议纪要，有时候是让我分析一个政策文件的要点，有时候是让我模拟处理一个突发事件。他考完也不打分，就是把我的卷子拿过去用红笔改，改完了递给我，说一句“还行”或者“这里不行，重写”。我拿回去一看，满纸的红笔批注，连标点符号都给改了。

我想，这可能是我遇到的最好的老师了。

考试在省城，我坐了五个小时的班车去。考场外头黑压压的全是人，有好几千。我攥着准考证站在人群里，忽然觉得自己渺小得可怜。但转念一想，我身后是六年的基层经验，是几千份经手的文件，是李书记用红笔一道一道改出来的真功夫。这些东西，那些在城里上过辅导班的人未必有。

考完之后，我自己感觉还行，但不敢太乐观。等成绩的那两个月，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日子，比八八年那个夏天等工作的日子还要难熬。李书记倒是不急，该让我写材料还是让我写材料，该让我下乡还是让我下乡，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只是有一次我注意到，他在办公室接了个电话，挂了之后愣了好几秒，然后嘴角弯了一下，但什么都没跟我说。

成绩公布那天，我自己都不敢查，是乡政府办公室的同事小刘抢了我的准考证号，在电话里帮我查的。他拨完号码听了一会儿，然后把话筒往桌上一拍，吼了一声——“第一名！”

整个乡政府都炸了。隔壁办公室的人都跑过来看热闹，食堂大师傅端着一盆红烧肉就冲进来了，说要加菜庆祝。我被人群围在中间，有人拍我的肩膀，有人摇我的手，有人往我手里塞瓜子糖果。我懵了好一阵，然后看到一个身影靠在走廊尽头的墙上，远远地看着我。

是李书记。他没有挤进人群，只是站在远处，微微笑着，朝我竖了一下大拇指。

那一刻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六年了。从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出“公社缺个文书”的那一刻起，六年了。这六年里，他教我的不只是怎么写公文，更是怎么做事、怎么做人。他让我明白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不管在什么位置上，先把手里的事做好，做到别人离不开你，机会迟早会来。

我考上了县委办公室，正式的国家干部编制。去县里报到之前，我回了一趟乡政府收拾东西。那张掉了漆的旧桌子已经清理干净了，抽屉腾空了，桌面上的绿毡子重新铺平了，连那几个烟头印子都被我擦得淡了一些。那把藤椅也修好了，食堂大师傅趁我考试那几天重新用新藤条编了一遍，坐上去不嘎吱嘎吱响了。

我把保险柜的备用钥匙放在桌面上，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感谢这六年。”

没署名。我想公社的人都知道是谁留的。

李书记那天去县里开会了，没在办公室。我提着行李走到乡政府大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三间平房，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身后传来响动。我回头一看，李书记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正往院子里走。他远远地看见我提着行李，脚步顿了一下，然后快步走过来。我以为他要说什么，结果他只是把手伸进兜里，摸出一支钢笔，递给我。

钢笔是旧的，笔帽上的漆磨掉了一小块，但牌子是好牌子——英雄。那支笔我认得，李书记用了好多年，每次开会做记录都用它，笔尖划纸的声音沙沙的，很轻很细。

“拿着，”他说，“到了县里，要写的东西更多。这支笔好用。”

“李书记——李乡长，我不能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