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谭志远，四十二岁那年脱下穿了二十年的军装，转业到江平市湖东县担任副县长。正团职转业，副县级，按理说算是平稳落地，可我心里清楚，这已是组织上的照顾了。

报到那天，组织部陈副部长带我去见县委书记冯国良。冯国良正坐在办公桌后看文件，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淡漠得像在打量一件可有可无的家具。他“嗯”了一声，说：“谭志远同志，欢迎你到湖东工作。具体分工，你去找赵县长，他会安排。”

陈副部长后来悄悄告诉我，冯国良原本想要一个省委办公厅下来挂职的干部，没想到市里给他塞了一个转业军人。冯国良跟人抱怨过，说是“上面不体谅基层难处”。

我找到县长赵明诚，赵明诚倒是客气，笑着说：“志远同志，你在部队是团长，带兵有一套。这样吧，农业、林业、水利这些口子你先熟悉熟悉，慢慢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农业口子，在县里俗称“二线分工”，真正有分量的项目、财政、工业，全在别的副县长手里攥着。这分明是把我边缘化了。

我没有多说什么，响亮地应了一声：“行，服从组织安排。”

回办公室的路上，走廊里遇见常务副县长周玉林。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皮笑肉不笑地说：“老谭啊，听说你在部队当过团长？那地方好，令行禁止，说一不二。咱们这地方可不一样，得多请示、多汇报。”说完拍拍我的肩膀走了，那副嘴脸像在关照新兵蛋子。

我没吭声，但拳头攥得骨节发白。

两个月跑遍了全县十九个乡镇

接手农业之后我才发现，这活儿不好干。湖东县是典型的丘陵地带，十年九旱，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很多渠道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的，跑冒滴漏严重。杨柳镇更是一个典型的干旱死角，每年六七月用水高峰，四个村为了抢水打得头破血流。

赵明诚把杨柳镇的信访件转给我，说：“老谭，你先去摸摸情况。”语气轻飘飘的，像在打发人。

我没跟他计较，带了一个司机和一个水利局的技术员，第二天一早就去了杨柳镇。镇长叫刘成贵，五十多岁，在湖东干了三十年。

“谭县长，您来了。”刘成贵态度倒还恭敬，但眼神里的客气是疏离的，像隔着一层玻璃——“您有啥指示？”

“来听听情况。走，带我下村看看。”

刘成贵愣了一下。大概在他印象里，副县长下来多是开会听汇报，没见过主动要下村的。那天我跟他走了四个村，看了三条干渠，又爬上水库大坝仔细察看了蓄水情况。

晚上回到镇上，裤腿上全是泥巴，鞋里灌满了沙子。刘成贵请我在镇政府食堂吃饭，一个炒鸡蛋，一个青菜豆腐汤。我端起来就吃，没嫌弃半句。刘成贵的眼神开始变了，添了点什么从前没有的东西。

“谭县长，说实话，杨柳镇这个水利问题，拖了不是一年两年了。以前也来过领导，看过、听过、表态过，然后就没了下文。”他犹豫了一下，试探着问，“您这次……打算怎么弄？”

我放下筷子说：“弄就要弄彻底。你把全镇水利设施的情况摸个底，哪些渠道需要硬化，哪些水库需要除险加固，哪些地方需要新建泵站，给我一个清单。”

此后一个多月，我跑遍了全县十九个乡镇，每一个乡镇的水利设施我都实地看过。笔记本记了厚厚三大本，光问题就梳理出七大类八十三项。水利局局长老韩跟在我后面跑了几个星期，五十多岁的人了，累得直叫苦。

“谭县长，您这哪儿是分管领导，您是劳动模范还差不多。”老韩半开玩笑半抱怨。

“老韩，你当了一辈子水利局长，这些水利设施年久失失修，你心里不着急？”我问他。

老韩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急有什么用？报告年年打，预算年年报，没人拍板，没人推动。谭县长，您是当兵出身，说话办事干脆利落，我跟您交个底——这湖东县的水利，要是真能整治一遍，全县老百姓至少记您三代人的好。”

这句话像一记重锤砸在我心上。三代人的好？我谭志远不求谁记我的好，但老百姓种地没水喝，这是天大的事。我当兵二十年保家卫国，转业回来连老百姓吃水用水的问题都解决不了，那这身军装算什么？

我花了整整两个月时间写了一份详细的湖东县水利综合治理报告，包含工程规划、资金测算、时间节点、责任人，每一步都写得明明白白。报告送到冯国良和赵明诚案头，半个月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托人打听了一下才得知，冯国良对我这个“外来户”一直不冷不热。他觉得我是上面硬塞来的，既不是他的人也不是赵明诚的人，分管什么就管什么，别多事就完了。

赵明诚的态度更微妙一些。他原本是县长，跟冯国良面和心不和，两人斗了好几年。我来了之后，他把我往农业口子上一放，说好听是“熟悉工作”，说难听就是软刀子杀人——让我在无关紧要的岗位上慢慢耗着，耗到心气儿没了，老老实实当个摆设。

我能说什么？我一个转业干部，在湖东县既没人脉也没根基，人家能给你一个位子坐就不错了。可我谭志远不是来坐位子的，我是来干事的。

办法总比困难多

报告批不下来，我就换个思路——不批我就先干着。

我从老百姓最急迫的问题入手，杨柳镇老王店村那口老井干了大半年，两百多户人家吃水全靠手扶拖拉机到五里外的河沟去拉。我带着水利局的技术员过去勘测，花了两万多块钱把井挖深了，重新做了井台，装了小型泵站。

通水那天，村支书老刘拉着我的手不放，眼眶红红的：“谭县长，这口井我们盼了六年，写了无数报告，您是第一个来帮我们解决的领导。”

我心里酸得厉害，嘴上却说：“老刘，别这么说，这是组织上让我来的。”

“组织上？”老刘苦笑了一声，“谭县长，我不瞒您说，您来之前，我们这村三年没进过副县长了。”

这句话像一记耳光，抽在脸上火辣辣的。不是抽我，是抽这个体制，抽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听汇报的领导干部。老百姓的要求有多高？无非是一口井、一条路、一渠水。这些事难办吗？不算太难。那为什么没人办？

答案很简单——费力不讨好。在现有的考核体系下，修一条水渠的价值远不如拉一个项目。水利设施修好了，那是长久之功，但谁在乎长久之功？大家都在争短期的政绩，争那些能写进报告里、能让领导看见的东西。

我偏不。我从一口井开始干起，然后是两条渠道的修复、三个村的安全饮水工程。每干一件事，我都亲自到场盯着，工程质量、施工进度、老百姓的反响，一样不落。县里有人在背后议论，说谭副县长是不是在部队带兵带傻了，干这些小事能有什么出息？

周玉林甚至在常委会上含沙射影地说过，有些同志分管工作不突出重点，热衷于搞一些“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我没有当场反驳，而是等散会之后找到他办公室。

“周县长，你刚才在会上说的那些，是不是针对我？”

周玉林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愣了一下，随即笑着说：“老谭，你别多心，我不是说你。就是随便提提，大家共同提高嘛。”

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周县长，我转业之前在部队当了六年团长。我带的兵有一千多人，没有一个人说谭志远只会搞花架子。我来湖东是干事的，不是来混日子的。你如果对我的工作有意见，当面说，不要背后放冷枪。”

周玉林的脸色变了又变，最后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老谭，你误会了，我真的不是……”

我没让他把话说完，转身走了。

此后他在常委会上确实收敛了一些，但我心里清楚，我跟县里这些人的梁子是结下了。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不懂规矩的“外来户”，一个棱角分明的“兵油子”。说得难听点，在他们看来，我最好老老实实在角落里待着，别挡别人的路，也别碍别人的眼。

可我偏偏碍了不少人的眼。

半年后的一次县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全县重点项目建设。赵明诚坐在主位上，按照惯例逐个过项目。轮到杨柳镇提的那个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时，他翻了翻材料，轻描淡写地说：“这个项目先放一放，资金盘子还不确定。”

放一放？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杨柳镇为了这个项目准备了半年多，可行性报告、地质勘探、工程造价，每一步都是按照规范来的。就这么轻飘飘一句“放一放”，老百姓又要等一年。

“赵县长，我想说两句。”我开口了。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在湖东官场，会议发言是有讲究的，排名靠后的不抢话，新来的不乱说话。我两样都犯了。

赵明诚看了我一眼，淡淡地说：“老谭，你说。”

我站起来，走到会议室前方的投影幕前，把杨柳镇水库的现状照片调了出来。那些照片是我亲自拍的，干裂的库底、倒塌的涵管、渗漏的大坝。

“同志们，这是杨柳镇水库目前的状况。这座水库建于1975年，设计库容一百二十万方，现在实际蓄水不到二十万方，因为涵管老化、坝体渗漏严重。下游涉及四个村、三千多亩耕地，一到用水高峰期就要抢水，前年还因争水发生过群体性斗殴，十几个人受伤。”

我把情况一五一十地讲完，最后说：“杨柳镇水库的除险加固工程总预算四百三十万，这笔钱不算大，但晚投一年，下游的老百姓就要多等一年，汛期就要多担一年风险。”

赵明诚沉默了十几秒钟，最后说：“老谭的发言有道理，这个项目再研究研究。”

“再研究研究”是官场术语，基本上等于“以后再说”。我张了张嘴，还想再争取一下，但赵明诚已经开始念下一个项目了。我只好把话咽回去，坐回自己的座位。周玉林就坐在我旁边，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那意思是——你看吧，再怎么折腾也没用。

我想起当兵时候的老团长跟我说过的话：志远，你要记住，在部队你可以拍桌子骂娘，因为大家目标一致。在地方上不是这么回事，你得学会等，学会忍。

可我没资格等。我等得起，杨柳镇四千多老百姓等不起。

那段时间我心烦意乱，打电话给我在市委党校培训时认识的一个老同学诉苦。这个老同学在市委组织部工作，消息灵通，听完我的处境之后沉默了一会儿，说：“老谭，我跟你说个事，你先别声张。省委最近要调整江平市的领导班子，新来的市委书记可能是秦峥。”

“秦峥？”这名字有点耳熟，但我一时没想起来在哪里听过。

“你高中是在省实验中学读的吧？”老同学意味深长地笑了，“秦峥的母亲叫沈明华，在你们学校教过书。你自己品品。”

挂了电话，我愣了好大一会儿。沈明华老师！记忆像开了闸的水一样涌出来。

我高中在省实验中学读书，沈明华老师教我们语文，也是我的班主任。她是一个极有风骨的老太太，课上得好，对学生也负责。我家里穷，高二那年差点辍学，是沈老师帮我申请了助学金，又自掏腰包给我垫了学费，我才得以继续读书。

我还记得她跟我说的话——“志远，你是个好苗子，千万不能放弃。知识改变命运，你得考上大学，走出去。”

后来我考上了军校，毕业后进了部队，跟沈老师渐渐断了联系。只隐约听说她有个儿子，比我小几岁，成绩很好，考上了名牌大学，后来又读了研究生。

我不确定这个叫秦峥的人到底是不是老师的儿子。但这件事像一块石头投进了我心里那片死水潭，激起了层层涟漪。说不期待是假的，可我告诉自己——谭志远，先别想那么多，老老实实干你的活。

不速之客

消息是十月底传来的——省委决定，秦峥同志任江平市委书记。

看到这条新闻的那一刻，我的心脏狠狠跳了一下。秦峥，四十出头，此前在省发改委任副主任，据说是全省最年轻的地级市市委书记之一。

我上网查了他的简历，看到籍贯一栏写着“江苏南京”，又看到他曾经就读的高中是省实验中学，心里已经有了七八分确定。但我没有贸然去找他。万一不是呢？万一人家根本不记得我呢？

就在我已经把这事渐渐淡忘的时候，十一月中旬的一天，县委办突然接到市委通知，说新来的秦书记要来湖东调研，主题是“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县里上上下下一片忙乱，冯国良召集所有县委常委连夜开会研究接待方案，从调研路线、汇报材料到生活安排，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推敲。

秦峥来的那天是个阴天，湖东起了风，有点冷。他带了三个人，一个市委秘书长、一个政研室主任、一个秘书，车队也很简朴，没有新闻里常见的那种浩浩荡荡。

冯国良率四套班子到县界迎候，秦峥从车上下来，跟冯国良握了手，环顾了一下四周。

“国良同志，不用这么大阵仗。”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留下你和明诚同志就行了，其他同志都回去工作。”

这番话让湖东的干部们有点意外。新领导轻车简从、不搞排场，这在江平市的历史上不多见。

接下来的行程是事先安排好的，看了两个示范村、一个农业产业园、一个扶贫车间。每到一处，秦峥都问得很细，数据、做法、成效、问题，刨根问底，一丝不苟。

我看在眼里，心想，到底是省里下来的干部，水平确实不一样。

但我跟秦峥之间没有任何单独接触。调研路过我分管的农田水利项目时，我本来有机会给他介绍情况，但冯国良和周玉林一左一右挡在前面，把我挤到了人群后面。我只是远远地看了他一眼，他穿着一件深色夹克，面容清瘦，眉宇间有几分英气，确实跟沈老师有几分相似。

我有些感伤。即便他真的是沈老师的儿子，那又怎样？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贵为市委书记，我算什么？一个被边缘化的副县长。我有什么资格去攀这个交情？

可就在调研结束后的第三天，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打到了我的办公室。

“谭县长您好，我是秦书记的秘书小刘。秦书记想请您明天下午三点来市委一趟，您看方便吗？”

我愣住了。

秦峥的办公室在市委大楼的十二层，宽敞但不奢华，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我进去的时候他正站在窗前打电话，见我来了，对着电话匆匆说了几句便挂断了。

“志远同志，你好。”他快步走过来跟我握手，力度适中而坚定。

“秦书记好。”我的回答有点机械，毕竟差了两个大级别，说没有压力是假的。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忽然笑了，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亲切——“在湖东待了多久了？”

“一年零三个月。”

“适应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沉默了半晌，说：“还可以。”

秦峥没有追问，示意我坐下，然后做了一个出乎我意料的举动——他亲自给我倒了杯茶，然后坐到了我对面的沙发上，而不是办公桌后面的那把大椅子上。

“志远同志，我找你来，是想当面确认一件事——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沈明华的人？”

我的心猛地一颤。

“沈老师是我的高中班主任。”我的声音有点发抖，“她帮我申请过助学金，还替我垫过学费。秦书记，沈老师她……”

“是我母亲。”秦峥的眼神柔和下来，“我妈经常提起你。谭志远，她带过那么多学生，唯独对你的评价最高，说你是她教书四十年来见过的最有骨气的学生。”

我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出来。

“你转业到地方之后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一下。”秦峥的语气很平静，但我听出了他话里的分量，“在湖东分管农业水利，干了一年多，做了不少实事，杨柳镇那口深水井的事我听说了。”

我心里一惊。他在短短几天内就把我的情况摸透了。

“志远同志，我今天找你来，一是叙叙旧，代我母亲问问你好。”秦峥顿了顿，声音低了些，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二是想让你知道，在这个地方，有人认认真真做事，是有人看在眼里的。”

办公室里安静了片刻。我鼻子一酸，差点没绷住。

秦峥又聊了几句闲话，问了我转业的经过，问了家里的情况，末了站起来说：“你回去正常工作，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打小刘的电话。”

我起身告辞，走到门口的时候，秦峥忽然叫住我：“志远同志，我妈让我转告你一句话——‘志远是个好孩子，叫他好好干。’”

我回过身来，郑重地点了点头。出了市委大楼，初冬的阳光有些晃眼。我站在台阶上深深吸了口气，冷冽的空气钻进肺里，前所未有的清透。

我不知道这次见面会在湖东县激起什么波澜，但有一件事我很清楚——我只求问心无愧，从没指望过什么特殊的关照。

但后面的事，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

不到半个月，风云突变。先是周玉林对我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见了我主动打招呼，“老谭”“老谭”地叫得亲热，还三天两头跑到我办公室来商量工作。然后是赵明诚在县政府党组会上专门表扬了我分管的农业水利工作，说“老谭同志作风扎实，落实有力”，让我在全县经济工作会议上作典型发言。

冯国良的态度变化最微妙。他先是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关心地问我的工作还有什么困难需要协调，然后亲自拍板通过了杨柳镇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的资金。最后，他拍拍我的肩膀说：“老谭，你是干实事的人，湖东需要你这样的干部。”

会后我听说，冯国良专门让人整理了我在湖东一年多的工作情况，形成一份专题报告送到了市委组织部。

不到一个月，市委组织部的考察组就来了。找我谈话的是上次来过的老许，这次他客气了很多，把我在湖东做的事一件一件摆出来：参与主导的农田水利整治覆盖耕地六万多亩，全县新增高标准农田两万两千亩，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解决了一点八万人的饮水问题。

“谭志远同志，组织上认为，你综合素质过硬，基层历练扎实，工作实绩突出，拟提任你为湖东县委副书记、代县长。”

我坐在县委副书记的办公室里，窗外的梧桐树已经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桌上的文件堆得老高，有签不完的字、看不完的材料，可我总觉得心里头不踏实。

那天下午，我接到刘秘书的电话，让我再去市委一趟。

这一次见秦峥，跟上次又不一样。他看起来憔悴了些，眼下有淡淡的青黑，想必这段时间忙着熟悉工作、处理积压的事情，没怎么好好休息。

“志远同志，坐。”他指了指上次那张沙发，“最近工作怎么样？”

“秦书记，说实话，我心里不太安稳。”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憋了许久的话说了出来，“我知道这次提拔，跟我自己的努力有关系，但也跟……您的关系分不开。”

秦峥放下手中的茶杯，认真地看着我。

“志远同志，你说得对，也不全对。”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掷地有声，“我承认，你的提拔有我的因素在里面。但这个因素不是因为我跟你的私人关系，而是因为我看到湖东有一个干实事的干部被压在边缘位置上，他的能力没有被充分使用，他的价值没有被充分认可。”

“你是转业干部，在湖东没有人脉、没有根基，但你干的事都是实实在在的——杨柳镇那口井、三大水库的除险加固、两万多亩高标准农田。这些事都摆在那里，谁也抹杀不掉。”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的城市笼罩在一层薄雾里，灰蒙蒙的，但远处的天际线已经开始透出亮光。

“我去湖东调研之前，专门让人调了你的工作履历。看完之后我在想一个问题——像你这样能干事的干部，为什么会坐了冷板凳？”

秦峥转过身来看着我，“这说明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还存在问题，有人唯亲是用、有人唯利是图，让一些踏踏实实干工作的人寒了心。我调你到县长的位置上，不光是给你的肯定，也是给所有在基层默默奉献的干部一个信号——只要你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组织上就会给你舞台——这话说起来很官方，但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沉默了很久。

“秦书记，我明白了。”

秦峥点点头，语气忽然放轻了：“志远同志，我母亲当年帮过你，不是因为她是老师的儿子他妈，而是因为她觉得你值得。所以你要做的不是感激我，而是把湖东的工作干好。这是你能给我母亲的最大回报。”

我没有再说什么，冲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此时此刻我能做的就是用这个军礼告诉他——我谭志远不是一个只会感恩戴德的人，我是一个曾经对着军旗宣誓过的军人，无论走到哪里、在任何岗位上，我都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走出市委大院，我掏出手机给杨柳镇的刘成贵打了个电话：“老刘，明天把那几个水库加固的施工方叫上，咱们一起到现场再过一遍图纸。”

电话那头刘成贵爽朗地应了一声：“好嘞，谭县长！”

哦不，现在应该叫谭县长了。可在我心里，我还是那个跑到杨柳镇看水库、卷起裤腿下田埂的谭志远。

这一点，永远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