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荷兰籍探险邮轮“洪迪厄斯”号（MV Hondius）在跨大西洋航行中出现的汉坦病毒感染，已演变为一起考验全球协作能力的公共卫生事件。

尽管汉坦病毒人际传播能力有限，并非“另一个新冠”，对普通公众风险较低，但此次事件再次敲响警钟：在全球化的今天，面对各种突发或新发的传染病，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是孤岛。

“尽管我们已建立了各类组织，并持续进行风险评估，但全球大流行的阴影依然沉重地悬在我们头上，人们或许觉得危机已过，我们仍必须保持警惕。”5月11日，在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上，香港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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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论坛上，关于如何加强全球合作，提升疫情应对能力的话题引发讨论。

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理事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主任王宇教授表示，在应对传染病大流行准备时，不应把新病原体形成可持续人传人作为早期预警的标志。新发传染病大流行风险管控的重中之重，是病原体从动物向人类溢出。所有的监测资源不应只盯着是否发生了持续性人传人，也应监测找到感染新型动物源病毒患者，就是所谓的“零号病人”。一旦发现病人感染新型动物病原体，无论是否有人传人的证据，都必须立即上报给国家卫生当局和世卫组织以便启动早期预警，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一旦发生疫情，能为大流行争取宝贵的早期与病毒博弈的时间。

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如何推动全球合作，目前仍有挑战。

伦敦大学学院副教务长（卫生）兼传染病流行病学教授Ibrahim Abubakar基于新冠疫情防控教训，强调全球协同治理、长期投入防控体系建设、建立高信任度平台以及强化监测数据共享已成为当务之急。

“我们需要建立持续的合作机制，准备工作必须在危机出现前完成，就像导航系统一样，不能等到用时才启动机制建设。我们必须在传染病防控领域进行长期投资，比如在新冠疫情期间，疫苗的分配就一度遭遇巨大的不平衡，如果疫苗公平分配能够做得更好的话，可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这需要在疫苗领域进行长期投资。”Ibrahim Abubakar说，在应对传染病挑战时，不仅要考虑病毒带来的影响，而且需要考虑社会承受能力，不能指望还未取得公众信任时就要求他们配合防疫措施，需要通过加强公众教育与社会凝聚力建设来筑牢信任基石。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政策与系统研究联盟执行主任Kumanan Rasanathan博士同样也强调了各国合作的重要性。

在Kumanan Rasanathan看来，在应对疫情上，虽然各国国情不同，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统一模式，但纵观包括中国等在内国家的实践，高效的公共卫生系统需要具备跨部门的协调能力；信息共享；透明、可信、一致性的沟通环境；长效的资金投入机制等这些核心能力。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在会上分享了中国香港在建立监测系统方面的一些有效经验。

梁耀康表示，一个全面的监测系统必须是多源头、多部门的，涵盖人类、动物和环境领域。传统的监测方法通常针对临床指标，这往往存在滞后性，并且受患者就医行为的影响。

据他介绍，污水监测已成为中国香港主流的监测主流手段之一。

“在中国香港，卫生署与渔农自然护理署及水务署合作，实施了污水监测计划。起初，我们主要用于大流行的高峰期，现在变为常态化，用于监测社区内的病毒活动水平。”梁耀康说，事实证明，污水数据比临床诊断数据能提前预测传染病趋势变化。随着技术进步，中国香港有能力可以检测出更多病原体，甚至是不寻常的疾病信号，这使得在应对传染病上，能够进行提前规划，缩短疫情响应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