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国梁，今年二十八，在镇上开了家五金店，日子过得还算凑合。就是这婚事，一年拖一年，把爹妈急得嘴边起了燎泡。他妈托人介绍了好几个姑娘，不是嫌我长得太老实，就是嫌我开五金店的沾一身油腥味儿。

这天村东头的刘婶来找我妈，神神秘秘地说：“老姐姐，我跟你讲，隔壁王家庄有个好姑娘，今年二十六，在县城超市收银，长得水灵着呢。她爹老赵头，以前是个木匠，闺女眼界高，挑了好几年，这不还没定下来。我寻思着，让国梁去试试？”

我妈眼睛一亮，连声答应，晚上就开始给我收拾衣服。第二天一早，我穿上那件新买的深蓝色夹克，皮鞋擦得锃亮，骑上我那辆半新的摩托车，后座上绑了两瓶好酒、一条红塔山，跟着刘婶往王家庄去了。

王家庄和我们村隔了一条河，翻过一道梁子就到了。村子不大，四十来户人家，靠山根底下种着几亩薄田。刘婶领着我七拐八拐，到了一处青砖院子前头。院子不大，收拾得倒还算齐整，墙角种着几棵丝瓜，藤蔓爬上了屋檐。院门虚掩着，刘婶推门进去，脆生生喊了一声：“赵大哥在家吗？”

屋里走出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浓眉大眼，脸上沟壑纵横，一看就是干活人的模样。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灰衬衫，袖子撸到胳膊肘，手里捏着个旱烟袋。他打量了我一眼，目光在我手上的烟酒上停了停，脸上慢慢浮出笑来：“哎呀，刘婶来了，快进来坐。”

我跟在后头进了屋。堂屋不大，一张方桌靠墙摆着，墙上贴着几张年画，最显眼的是那张《年年有余》，大鲤鱼翻着红尾巴。正打量着，里屋传来一阵脚步声，一个姑娘掀帘子走了出来。

我抬眼一看，心里先是一怔，随即又有些疑惑。

这姑娘皮肤特别白，白得不像常年在这黄土梁子上生活的姑娘。她穿着一件鹅黄色的连衣裙，烫了卷发，眉眼长得确实不错，就是那个眼神，说不出来是什么感觉——她看人的时候，眼珠子转得很慢，从上到下一扫，像是在估量一件货物的成色。

“这是我家闺女秀兰。”老赵头在旁边介绍。

赵秀兰冲我点了点头，嘴角扯出一点笑意来，那笑意没到眼睛里就散了大半。她没说啥话，只轻轻“嗯”了一声，转身去倒茶了。

刘婶是个通透人，见状笑着说：“年轻人多聊聊，我就不在这儿碍事了。”说完冲我使了个眼色，起身走了。

屋里剩下我和老赵头、秀兰三个人，气氛有些发紧。秀兰把茶端过来，坐在大方桌另一头，低着头玩手机，偶尔抬眼看我一下，又很快低下去。

老赵头倒是很热情，把我让到上座，摆开一桌酒菜。菜不算太多，胜在实在：一碟花生米、一盘凉拌黄瓜、一碗红烧肉、一碟咸鸭蛋，还有个豆角炒肉。老赵头给我倒了满满一碗白酒，自己也倒上，举碗便碰：“来，国梁，头一回来，喝一个。”

我本来不怎么喝酒，但想着相亲嘛，气氛要热络些才好，端起碗来抿了一口。这酒辣得很，像是自家酿的高粱酒，度数不低。

老赵头很健谈，从庄户人的收成聊到镇上开店的门道，又从国际形势聊到村里谁家的牛生了崽，天南海北，什么都扯。我一边应付着，一边偷偷看秀兰的反应。她始终不冷不热的，偶尔问一句“店里生意咋样”“一个月能挣多少”，问完就又低下头去。

我心里大概有了数。这姑娘对我不太感兴趣，可能是碍于面子才坐在这里。说实话，我也没那种心动的感觉，想着喝完酒回去跟刘婶说一句“不合适”，这事就算过去了。

可老赵头显然不是这么想的。他劝酒的频率越来越密，一碗接一碗地给我倒，嘴里还不停地说：“男人嘛，得能喝，不喝酒怎么做大事？来来来，干了这碗！”

我心里有些犯嘀咕。按说相亲嘛，意思到了就行，哪有这么灌酒的？我留了个心眼，开始悄悄拖时间，每次举碗都只抿一小口，趁老赵头不注意的时候，把酒往桌底下的搪瓷盆里倒了一些。

喝到第三碗的时候，老赵头的眼睛越来越亮，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浓，可我注意到，他自己喝得很少，多数时候只是举举碗，做个样子。秀兰不知什么时候去了外头，屋里就我们两个男人。

又灌了两碗下去，我觉得再喝下去真要误事了。这老赵头的热情明显不对劲，不像是看女婿，倒像是要把我灌倒。我脑子里打了个转，趁着老赵头去厨房端菜的工夫，把碗里最后一点酒倒进袖子里，然后把脑袋往桌上一搁，嘴里含混不清地嘟囔了两句，便“醉”了过去。

“国梁？国梁？”老赵头端着菜回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纹丝不动，呼吸尽量放得平稳绵长。

老赵头又拍了两下，见我没反应，语气明显轻松了不少，嘟囔了一句：“这就倒了？才喝了四碗，量也不行嘛。”

我听见他推开椅子站起来，脚步声往门口去了。秋风吹进来，带着院子里丝瓜叶子的味道。老赵头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像是往外头张望了什么，然后又把门关上了。

“秀兰！回来吧，人倒了。”他的声音不大，但语气里带着一种让我浑身不舒服的得意。

秀兰的脚步声从院子里传进来，她进了屋，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我听见她轻笑了一声：“爸，他真喝多了？”

“不多不多，就是醉了。”老赵头嘿嘿笑了两声，“你看我这招行不行？一个姑爷半拉儿，不喝倒了我怎么跟他说正事？”

我的心猛地提了起来，后背微微发僵。但我的呼吸没有变，趴在桌上的姿势也没有变，甚至脸上的表情都在努力维持着一种松弛的醉态。

秀兰的声音有些犹豫：“爸，你非要这样吗？我觉得这人老实是老实，但看着也没多少钱，他那五金店我打听过，就是个小门面，一年到头能挣几个？”

“你懂什么？”老赵头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带着一种密谋的语气，“我打听过了，他那五金店虽然不大，但他爹妈在镇上有一套房，老两口就他一个儿子。再说了，”他的声音压得更低了，“伟伟那边不是催得紧吗？明年就高考了，这孩子争气，成绩一直不错，考个一本没问题。可大学四年，学费生活费得多少钱？你一个月在超市挣那两千多块钱，够干什么？”

我的手在桌下攥紧了。

伟伟？这个名字我是第一次听到。从老赵头的话里听来，应该是秀兰的弟弟？可秀兰是独生女，刘婶之前跟我妈说得清清楚楚，老赵头就一个闺女，没有儿子。

秀兰的声音有些发急：“爸，你不能总想着靠我结婚。伟伟是你抱养的，又不是……”她的话说到一半，像是被老赵头一个眼神瞪了回去。

抱养的儿子。我心里盘算着，这老赵头看着老实巴交，心里的算盘珠子拨得可真响。

老赵头点了一袋烟，吧嗒吧嗒抽了两口，慢悠悠地说：“秀兰，你别犯糊涂。你是当姐的，伟伟虽然跟我没血缘关系，可到底是我养大的，你也是看着他长大的，他能考上大学，那是我们家祖坟冒青烟的事。你是当姐的，不出点力，说得过去吗？”

秀兰没吭声。

“你听我说，”老赵头的声音变得语重心长起来，那种虚假的慈爱让我听得浑身起鸡皮疙瘩，“这个李国梁，我看着是个老实人。老实人有老实人的好处，好拿捏。等你们结了婚，他那五金店、他爹妈那套房，不都是你的？到时候伟伟上学的钱，不就有了？”

我终于明白了。从一开始，这位老赵头就不是在相女婿，而是在找一颗提款机。他灌我酒，想趁我酒醉的时候谈订婚的礼钱，如果成了，以后这个“弟弟”的学费就有了着落。

秀兰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叹了口气：“可他要是醒了不答应呢？”

老赵头嘿嘿一笑：“答应了就好，不答应？”他顿了顿，“酒都喝了，姑娘也见了，照片我也拍了，到时候跟人说他把我闺女祸害了，你看他怎么办？”

我的手猛地攥紧，指甲几乎嵌进掌心里。我活了二十八年，自认为什么样的人都见过一些，可像老赵头这样，把相亲当陷阱，拿闺女当鱼饵的人，我还是头一回遇到。

秀兰似乎也有些不安：“爸，这也太……”

“太什么？”老赵头打断她，“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他一个老实疙瘩，吓唬两句就老实了。再说了，”他的语气软下来，“秀兰，你不为自己想，也为伟伟想想。这孩子是咱家的指望，他要是出息了，你脸上也有光不是？”

又是一阵沉默。

秀兰的声音再次响起，这次低了很多，带着一种无奈：“那他说要给多少礼钱？”

“我已经放风出去了，十五万。”老赵头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得意，“正常人家给个五万八万顶天了，但我这是有底气的。他要是嫌多，我就说他喝多了欺负了你，看他敢不答应？”

我趴在那里，胸腔里像是烧了一把火。这个老东西，把女儿当筹码，把女婿当傻子，连下作的手段都想好了。十五万？我那个五金店一年下来也就挣个七八万，再加上爹妈的养老钱，攒个十五万得三年。他这嘴一张，就要抽我的血去养儿子，还是个抱养的儿子。

我脑子里飞速转着。现在怎么办？拍桌子站起来？跟他们撕破脸？不行，那样太便宜他们了。在这个村子里，你一个外村人，说得清吗？老赵头拍了我的照片，真要往外头一传，不管真假，我这一身污水就洗不干净了。

我得等，等一个更稳妥的办法。

老赵头和秀兰又说了一阵，无非是商量怎么跟我周旋，怎么逼我就范。秀兰越听越沉默，到最后几乎不说话了，只有老赵头自顾自地畅想着礼钱到手后的光景：给伟伟攒着，不能让他受委屈，大学四年得多少钱，考研又得多少钱……

我趴在那里，心里越来越冷，也越来越清醒。

过了一会儿，秀兰站起身：“爸，我去看看他，别真喝出事了。”

一只手搭上了我的肩膀，轻轻摇了摇。秀兰的手指很凉，带着一丝犹豫。

“国梁？国梁？你还好吗？”

我没动。

“你看，我说他倒了吧。”老赵头在身后说，“让他趴会儿，一时半会儿醒不了。你先把他扶到东屋去，我去隔壁借个相机。”

借相机？我心头一凛。他要干什么？

秀兰似乎也愣住了：“借相机干啥？”

“你说干啥？”老赵头的声音有些不耐烦，“得拍几张他跟你在一个屋里的照片，到时候好说话。这个不准备好，人家不认账怎么办？”

秀兰的手僵住了。

老赵头的脚步声往门口去了，到了门口又停下来，回头叮嘱了一句：“把他扶东屋去，等下我回来的时候，你在他旁边坐着，我拍两张就行。”

院门响了，老赵头的脚步声渐渐远了。

屋里安静下来，只有墙上的老挂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

秀兰站在我身边，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她轻轻叹了口气，声音小得像是自言自语：“造孽……”

她又站了一会儿，忽然像是做了个决定，伸出手来，使劲推了推我的肩膀：“国梁，醒醒，你快醒醒。”

我犹豫了一瞬，慢慢抬起头来。我的眼睛没有立刻睁开，而是眯了一条缝，确认屋里只有秀兰一个人之后，才“迷糊”地眨了眨眼，做出一副刚刚醒来的样子。

秀兰的脸凑得很近，她的表情有些复杂，那双一直让我觉得冷淡的眼睛里，此刻有了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愧疚，又像是慌乱。

“你……”她张了张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没说话，慢慢坐直了身体，揉了揉后颈，状若无意地环顾了一下屋子。我的目光停留在桌上——方才我趴着的地方，正对面摆着那个搪瓷盆，里面倒了我半碗酒，酒面上泛着油光。

秀兰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脸色一下子变了。

她的目光在搪瓷盆和我的脸上来回转了两圈，嘴唇微微发抖，眼圈慢慢红了起来。她张了几次嘴，终于问出一句话来：“你……你都听见了？”

我没回答这个问题。我只是站起身，拍了拍袖子上的灰，拿起桌上我没来得及抽的那条烟，把刚才倒在搪瓷盆里的酒碗轻轻端起来放正，然后走到门口，转过身来。

秀兰还站在原地，手攥着衣角，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我看了她一眼，脑海里闪过她方才那句“造孽”。也许她不是个坏人，也许她是身不由己，但这不是我能操心的事了。

我对她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楚：

“姑娘，你爸去借相机了，你猜我要不要等他回来？”

秀兰的眼泪凝固在脸上。

我推开门，走了出去。

院子里，丝瓜藤在风里晃了晃，阳光刚刚好，空气里还带着点泥土的腥味儿。我骑上摩托车，发动起来，突突突地往村外去了。

后视镜里，秀兰追到了院门口，站在那扇虚掩的木门前，没有再往前。

我把那条红塔山扔进车筐里，心想，回去跟刘婶说一声，这笔人情账，我还是认的。

骑到半路，迎面碰上了刘婶。她骑着自行车，正往王家庄赶，见了我有些惊讶：“国梁？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相得咋样？”

我停下车，想了想，不知道怎么跟她开口。那些龌龊事，说出来是真是假，刘婶信不信，都是个问题。

“刘婶，”我说，“回头我请您吃饭。这姑娘，不合适。”

刘婶一愣：“不合适？我看那闺女长得挺好啊，你眼光咋这么高？”

我没解释，笑了笑，拧了拧油门，摩托车轰隆一声，带着我往家的方向去了。

后头的事，我是第二天才知道的。

刘婶没听我的，执意又去了王家庄打听情况。结果她到的时候，老赵头正站在院门口跟人吵架——准确地说，是他在骂秀兰，说秀兰把人放跑了，到嘴的鸭子飞了。秀兰被骂哭了，一怒之下，把老赵头那个“计划”一五一十全说了出来，当着刘婶和好几个邻居的面。

王家庄不大，这消息传得比风还快。不到一天工夫，半个镇子的人都听说了老赵头用闺女钓鱼的事情。

后来刘婶跟我妈说的时候，拍着大腿讲了半天，末了感叹了一句：“要不是国梁机灵，装醉听了那一耳朵，这会儿怕是被老赵头拿捏得死死的。你说这世上，咋还有这样的人？”

我妈听了，沉默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国梁啊，以后相亲，别喝了，一口都别喝了。”

我点了点头，心想，不光相亲不喝了，往后啥场合都不能被人灌醉。这世道，有些人劝你喝酒，不是怕你冷场，是怕你不倒。

再后来，我听说老赵头那个抱养的儿子伟伟，到底没考上大学。秀兰辞了县城超市的工作，去了省城打工，再没回来过。

至于我，五金店的生意越来越好，去年我认识了一个姑娘，是来店里买五金的顾客。她没有多好看，但我注意到她挑螺丝刀的时候，拿起一把看了看价格，又放回去，换了一把便宜点的。

我多看了她两眼，她冲我笑了笑。

那笑容简单、干净，像三月里的阳光，什么算计都没有。

今年五月，我们订了婚。

他妈给她家送了八万八的礼钱，她妈第二天就打了回来，说孩子们刚起步，钱留着用。

我丈母娘是个实在人，头一回见面就跟我坦白：“我们家没儿子，就这一个闺女，往后你们过得好，比什么都强。”

那天晚上，我骑车载着她回村，路过王家庄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只有几盏灯亮着，像散落在田野上的萤火虫。风很大，她搂着我的腰，问我冷不冷。

我说不冷。

然后我想起一年多前的那个秋夜，我在王家庄的一间堂屋里，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听一个做父亲的盘算着怎么卖掉女儿的未来。

我忽然很想告诉她这个故事，但想了想，还是没说。

有些事情，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

后座上的人轻轻靠了靠我的背，声音软软的：“想什么呢？”

“想以后的事情。”我说。

“比如？”

“比如咱们五金店旁边那间空铺子，要不要盘下来。你说呢？”

她没有回答，只是把脸贴在我背上，笑了一声。

那笑声被风卷走了，我不知道她听见了没有，但我知道，那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动听的声音。

风从耳边吹过，带着田野里稻子成熟的味道。

摩托车的大灯划开夜色，照着前面那条弯弯曲曲的路。

路还长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