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肯定没听过,毛主席还把一位年轻红军营长比作过关云长。1927年冬天,红军在茶陵打了场恶仗,主力快顶不住的时候,一支和大部队失散好久的部队突然冲出来拦腰打向敌人,当场稳住了战局。站在指挥所的毛主席认出旗号,脱口而出就是那句评价。这位让毛主席记挂的将领,就是张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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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清出身湖南一个旧军官家庭,从小就被按军中规矩培养,吃饭坐正,说话守礼,天不亮就要练身子。后来他读了长沙陆军学校,又从湖南讲武堂毕业,顺顺当当做了旧军队的上尉副官。

换旁人走这条路,好好熬资历升官发财,一辈子安稳无忧。可张子清在军队里待得越久,越觉得不对劲。这帮军阀打来打去,全是抢地盘争利益,没一个真的为老百姓考虑。他心里那个问号越来越大:军人本来应该保家卫国,难不成就是给军阀当抢地盘的刀子?

后来他参与反军阀活动败露,被通缉不得不离开旧军队,也正是这个时候接触到了共产党的思想。原来军人还能为穷人打仗,还能为四万万同胞找一条活路,张子清一下子就认准了这条路。他带着一身练出来的军事本事,加入了工农革命军,成了秋收起义队伍里的一名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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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起义打白沙镇和东门市,张子清带队冲在前面,不跟装备精良的敌人硬拼,专挑敌人想不到的地方绕,靠着熟悉地形很快拿下了城镇。他一点没有旧军官的架子,没事就蹲在地头跟老乡唠嗑,问问家里收成,问问租子压不压人,老乡都说他看着就像个识文断字的庄稼人。

起义部队在江西芦溪宿营的时候,遭到敌军突袭,总指挥卢德铭牺牲,整个队伍一下子乱了阵脚。那时候张子清正得疟疾,整个人忽冷忽热,脸色蜡黄得吓人。战友都劝他躺着休息,他摇着头就是不肯。

队伍乱成这样的时候,谁都能倒下,我不能。他接过了指挥的担子,带着部队打莲花县城,一开始部队猛冲城门伤亡不小,他立刻改了打法。多路佯攻迷惑敌人,夜里悄悄摸到城墙边,先打掉敌人的火力点,再集中力量从城墙最薄弱的地方突破,最后顺利拿下了莲花县城。这一仗给受挫的起义部队涨足了士气,也让毛主席记住了这个临危不乱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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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部队往井冈山转移,打茶陵的时候,张子清带的三营本来要跟主力配合作战,没想到在山地机动的时候跟大部队断了联系。那时候没有现代化通讯,全靠传令兵传话,被敌人一堵一追,断联太正常。

队伍里慢慢就起了闲话,说张子清本来就是旧军官出身,这会被敌人追上,说不定就带兵投敌了,三营怕是回不来了。这话传的有鼻子有眼,不少人都跟着犯嘀咕,只有毛主席一点都不怀疑。他说张子清能在芦溪那个乱局顶上来,就不可能走歪,肯定会回来。

茶陵的战斗越打越苦,敌人城防坚固,增援不断,红军的弹药一点点见了底,正面阵地的压力越来越大,眼看就要顶不住了。就在所有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的时候,山那边突然飘起了三营的熟悉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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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清带着三营在山里绕了大半个月,一路甩追兵躲堵截,饭都没吃几顿饱饭,就赶在这个最要命的节骨眼上回来了。三营从侧翼往敌人后背猛冲,敌人本来全盯着正面,哪想到会冒出这么一支部队,一下子就乱了阵脚。原本岌岌可危的战局,瞬间就活了。毛主席望着冲过来的队伍,笑着说,这就是我的关云长,千里走单骑回营救场,当之无愧。

1928年敌人对井冈山发动多路会剿,战斗越来越频繁,伤病员越来越多,根据地的医疗条件差到离谱,缺医少药,手术器械都是拼凑的,大部分卫生员只会简单包扎。一次战斗中,张子清在前线指挥,被子弹打中脚踝,子弹正好卡在踝骨缝里。

医生折腾了好几次,都没能顺利把子弹取出来,伤口反复切开缝合,感染的风险一天比一天大。有人提议,把张子清送到长沙的大医院治疗,那边条件好,治愈率高多了。张子清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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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是敌人的地盘,路上到处都是岗哨,风险太大,就算顺利治好了,想再回井冈山也难。现在前线正是缺人的时候,我走了,换个新指挥员不熟悉部队不熟悉地形,出了纰漏谁担得起。我留在这,能走就能干活,不碍事。

从那之后,张子清就带伤坚持工作,有时候伤口疼得脚踝肿得穿不上鞋,他就咬着牙硬扛,从来不肯多占一点药品资源,把仅有的药品都让给了前线伤员。可感染还是慢慢扩散,最后发展成了败血症,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没人能回天。1928年,年仅27岁的张子清,永远留在了井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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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红军回忆起张子清,说得最多的就是五个字:这个人靠得住。没有华丽的赞美,这五个字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已经是最高的评价。早期的井冈山根据地,就是靠着这么一批靠得住的骨干,硬生生在围追堵截里站稳了脚跟,给中国革命打下了第一块坚实的根据地。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张子清 毛主席口中的当代关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