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年至 1948 年，梅汝璈参与东京审判的过程充满了压力与坚持。起初，他因缺乏具体司法经验推辞任务，经孙科劝说才意识到这是历史赋予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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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中，他争取到何庭长左手边的座次，右手是美国法官，这不仅关乎民族尊严，更对具体审判工作有实际意义。日本 NHK 电视台的影像记录下他与美国法官交流的画面，可能是因南京大屠杀证人的土话翻译问题需要沟通。
梅汝璈利用休息时间，在与欧美法官吃饭、喝咖啡时，不遗余力地补充日本军队在中国的犯罪细节。欧美法官此前仅通过起诉书和庭审辩论了解情况，缺乏具体认知，这些私下补充的内容可能对判决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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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时长远超预期，原以为几个月完成的工作，从 1946 年 5 月开庭到 1948 年 4 月庭审结束，再到 11 月才完成判决书起草。
过程中，溥仪作证时的多轮翻译耗时，辩护律师转移论题、拖延战术等问题让梅汝璈忧心忡忡。他担心若拖延过久，可能因第三次世界大战传言中断审判，因此迫切希望尽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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