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日本间谍，诸位多少都有所耳闻，尤其是近代到抗战前日本间谍对中国进行了大量渗透和情报工作。今天讲的日本间谍和他的间谍机构，设立在甲午战争之前。这个间谍机构在明面上是开在汉口的药店乐善堂，在日本军部，它是日本在华重要的间谍部门之一，但在创始人眼里，这部门又有另一个宏大目标。毫不夸张地说，在晚清时局之下，汉口乐善堂的间谍可能是第一批全方位观察中国社会的日本人。那汉口乐善堂究竟是怎么来的？它的情报工作对日本侵华产生了哪些影响？
说起汉口乐善堂，有一个日本人是绕不过去的，那是乐善堂的创立者荒尾精。他出身尾张藩士家庭，出生的时候正赶上明治维新，武士的地位转瞬之间崩塌，和平民平起平坐，他家里也不例外，只能做点小本生意维持生计，到后来甚至无力养育荒尾精，只能过继给同町的菅井诚美当养子。
菅井成美
菅井诚美虽然也是藩士出身，但是萨摩出身，在那时候属于根红苗正，在明治政府建立后当上了日本第一批警察，后来一路当上了日本警视厅的高层，甚至在1902年被任命为栃木县知事。在当时，养父菅井虽然还只是町里的一个普通警官，但过得总比饥一顿饱一顿的荒尾家要好上不少。在菅井诚美的资助下，荒尾精得以进入外语学校，修习各种外语和外国文化。而在这其中，他对中国尤为感兴趣。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荒尾精也收到当时的青年风气影响，认为学语言学将来对增强国力没啥立竿见影的效果，不如直接投考军校，参军报国。
荒尾精
于是在完成外语学校的学业后，1878年，荒尾精进入到日本陆军教导团炮兵科，因为他教育基础好，又被选去陆军士官学校进修。在陆士这段时间，荒尾精意识到，只是学点基本的战术素养，能指挥一个小队一个中队，并不能改变整个战略天平，需要更广阔的眼光。与此同时，他也受到了当时刚兴起的泛亚主义影响。所谓泛亚主义，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新兴的一种意识。在当时，一部分日本人认为整个亚洲都在遭受欧美列强的欺凌，属于白人对黄种人的种族压迫，而这个压迫需要整个亚洲联手一起对抗。比如当时沙皇俄国为了加速在亚洲的扩张，宣布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消息传到日本，一些所谓“东亚先觉志士”就担心沙俄势力渗透进东北亚，日本迟早有一天也被沙俄吞并。而在荒尾毕业后，根据他的志愿要求，被分到了陆军参谋本部下属的支那部，也就是专门对中国战略研究的部门。
荒尾精属于泛亚主义者，在当时，日本的泛亚主义者有好些个分支，像福泽谕吉这样的就认为，中国朝鲜都是落后的国家，拖了亚洲的后腿，攘外必先安内，应当由日本直接动手，先吃了这两块地方，整顿资源后再与欧洲白人对抗。相较之下，荒尾精则倾向于把欧洲的威胁放在第一位，为了对抗这个威胁，比起跟中国直接动手，他更倾向于采取其他手段联合。
岸田吟香
1886年，视欧美为迫在眉睫的威胁，主张优先促成日中联盟，一起对抗欧美的
荒尾，奉参谋本部的命令，启程前往中国搜集情报。他刚到中国的时候，日本在中国根本没建立起什么像样的间谍网络，荒尾精还得从零开始，现搭一套班子。而且更缺德的是，当时的日本军部把绝大部分资金都投到了购置装备和训练上，根本没多少经费给他，荒尾精还得自己筹集经费，为此他找到了当时的日本实业家岸田吟香。他原本是个记者，同时也是当时日本泛亚主义社团“玄洋社”的骨干，后来投身实业，在东京银座开了一家药店乐善堂，过了几年又在上海开了分店，1884年，在陆军的协调下，岸田吟香在汉口也开了一家乐善堂分店，但因为缺乏人才，一直没有作为间谍据点投入使用。从立场上，岸田吟香和荒尾精一样，也是个泛亚主义者，支持日中联盟，俩人一拍即合，由荒尾接管汉口乐善堂，作为他在华的间谍据点。
荒尾精与汉口乐善堂成员合影（从左往右）后为：河原角次郎，浦敬一，宗方小太郎，北御门二郎，前为：井深彦三郎，荒尾精，前田彪
由于整个汉口乐善堂，从上到下都由荒尾精一手缔造，在活动方针上也有不少他自己的个人色彩。在荒尾精眼里，汉口乐善堂除了表面是商店，私下是间谍据点外，还应该是一所学校，专门收纳那些支持泛亚主义的同道中人，一起商讨如何让亚洲变成亚洲人自己的。1888年，在荒尾精的主持下，汉口乐善堂确定了四条具体的运营方向，第一条就是防御沙俄，探明沙俄在远东的动向，尤其是要关注西伯利亚铁路的动工情况。第二条是培养人才，甭管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只要赞成泛亚主义，支持中日联手对抗列强，都应该笼络过来，并且要设立专门的学校培养。第三条则是向西北活动，防止俄国在这个方向渗透。最后一条也是最有意思的一条，荒尾精认为中国现在体量巨大，有联手的价值，但是统治着中国的满清过于腐败无能，而且从立场上满清敌视日本，只要满清还在，中日联手的希望就非常渺茫，所以推翻满清政府也是必要手段，为此还需要支持中国汉人的革命力量。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汉口乐善堂没有找到什么合适的支持对象，但是荒尾精的这个想法被后来的泛亚主义者继承，像什么玄洋社和黑龙会，甚至后来的东亚同文会，他们找到了一个靠谱的合作对象，赞助他领导中国革命，这位就是后来的民国国父孙中山。
所谓“日中提携诸志士”照，后右起：大原义刚，青藤幸七郎，孙文，宫崎寅藏，小山雄太郎，可儿长一，前右起：内田良平，末永节，平山周，杨衢云，安永东之助
只不过说一千道一万，这些考量也都是荒尾精自己的主意，不是日本军部的主意。在日本军部，早在1887年就有人就提出了《清国征讨方略》，主张把大清分割成数个小政权，逐个击破吞并。类似的观点在军队内部非常盛行，派荒尾精到中国当间谍，目的也不是让他在这里防范沙俄的，是让他来探查晚清中国的交通网络，物流运输情况的。在当时，日本国内普遍还认为满清虽然落后，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日本的实力还是不足，依然需要沉淀，扩充武备的同时寻找时机，荒尾精也起这个用的，只是他自己不这么想罢了。
在军部的任务和个人理想共同作用下，汉口乐善堂被打造成了一个很有特点的间谍机构，首先，按照当时《日清通商章程》规定，日本商人只能在租界内活动，但乐善堂却是例外，荒尾精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日本驻汉口领事和清廷交涉下，给了乐善堂在租界外自由经商的特权。如此一来，乐善堂的人就有了不受租界章程约束的特权，可以深入中国腹地搜集情报。其次，乐善堂大力招募有共同志向的日本人作为“堂员”，在经过堂长的训练，熟悉中国的一些基础知识后，再作为负责内部事务的“内员”或者外出调查的“外员”行动。而外出调查的外员，除了常规的交通物流，生产运输还有当地驻军与人口这些常规的项目以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调查各地的重要人物。
黑龙会出版的俄国东方经略图
他们给这一部分具体分为君子、豪杰、豪族、长者、侠客、富者六个大类，每到一地都要探一探当地有没有能划入这六类之中的人，如果有，还要探明这些人的具体级别，政治趋向一类的细节。荒尾甚至针对每个大类都作了具体分级，比如君子，荒尾专门列了六等，有志于救全地球者为第一等，有志于振兴东亚者第二等，有志于救中国者第三等，有志于鼓励子弟传道后世者第四等，有志于立朝治国者第五等，暂无远大志向，洁身以待时机者第六等。其实咱们看这个标准就知道，荒尾在这方面的调查都是私心，对军部来说，这些情报无足轻重，交通和军事才是大头，但对于荒尾精本人来说，这些情报才是真正重要的，在中国这些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中，找到那些支持泛亚主义的，培养中国的革命力量推翻满清，为了达成他的个人理想，他需要对中国社会进行更全面深入的调查。
很快，在荒尾精的一手操持下，汉口乐善堂的势力迅速扩大，在北京重庆长沙都开了分号，调查范围一度扩大到云南和新疆。但说一千道一万，这汉口乐善堂虽然有间谍任务在，但是经费都仰仗乐善堂日常经营利润和荒尾个人筹集募款，再加上日本领事馆也不可能承认这么一个间谍机构，所以汉口乐善堂注定不可能长时间活动。1889年，荒尾精觉得初步目标已经基本达成，带着复命书回国。在复命书中，荒尾强调，满清的腐败已经到达了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
宗方小太郎
汉口乐善堂的另一位要员，宗方小太郎，他在后来的报告里进一步补充了这个腐败有多要命，根据他长时间的资料整理，他推测中国的年财政收入大概是9074万两银与523万石米，而在当时，日本一年的财政收入已经差不多一亿日元，按照当时日元与清朝银两1.4比1的汇率折算，日本的财政收入差不多七千万两白银。换句话说，中国比日本多了十倍不止的国土和人口，而财政收入仅仅只比日本多了三成水平，更何况宗方小太郎这个推测还是高估了中国，就算到1893年，清朝的财政收入也就是8300万两，只比日本高个两成不到。根据宗方小太郎的报告，虽然满清官府收上来的就这么点，但是民间实际缴纳的税负是这个数的四倍以上，至于这些钱的去向，他也说得很清楚，“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有”。
值得一提的是，在荒尾精最初的复命书中，他并没有提出日本应当对中国采取军事手段，在经历诸多考察后，荒尾精的“兴亚”观念发生了变化，他认为要想对抗西方就必须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基础，满清虽然腐败，但国家体量不容小觑，如果日本和满清直接动武实属拙劣之举。既然满清不肯对日友好，也不能直接动武，那最好的路线就是通过贸易，先在两国之间建立足够的经济纽带，先抵御列强的经济入侵。最好还能靠贸易影响中国民间的思潮，支持革命力量推翻满清，建立起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国家，然后与日本一同抵御欧美列强，这才是正道。为此，荒尾精开始游说日本政府，为他的这一想法提供资金支持。而他的这一想法也在日本政府内部得到了不少人支持，尤其是财政大臣松方正义和农商大臣岩村通俊都对他表示了支持。第二年，也就是1890年，他带着募集到的资源和人员开始着手建立中日的贸易联系，和此前汉口乐善堂一样，荒尾精这次也得从白纸一张开始自己搭出来，最初，他的想法是设立一个日清贸易商会，在中国各通商口岸活动，但在当时，根本没有想应的人才主持这份工作，所以荒尾只能一步步来，先在上海设立“日清贸易研究所”，让自己好哥们儿根津一主持研究所的日常工作。然后把自己当年乐善堂的老班底找来，先教一些基础的知识，等人才培养差不多了再去建立商会。
荒尾精在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寄语
相较于汉口乐善堂的工作，日清贸易研究所可谓是内外交困，先是学生和教职工因为水土不服，再加上当时上海流行病爆发而相继病倒，然后学校又面临了资金断裂的问题，荒尾为了从日本政府那募集资金，也是天天跑前跑后。好不容易在1893年培养出第一批毕业生，整个计划即将步入正轨。可这时候荒尾还没意识到，日本国内的变化，在军部的裹挟下，对中国开战的声音越来越大，就算是内阁也难以抑制。而且这个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学员内，并不是所有人都和荒尾精一样，只热衷于构建经济交流，有不少人也受日本本土的命令，在中国深入从事间谍活动，比如荒尾精的得意门生之一的宗方小太郎，就在战争中探得北洋海军出海时间和航行路线，助日本海军在大东沟海战中占据先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荒尾精的心血顷刻毁于一旦，研究所被迫关闭，这研究所里出的间谍，前后也有六个被清朝抓住宰了，剩下的教职工和学生自然不可能继续活动，只能返回日本。
面对如此境地，荒尾依然不肯放弃最后的努力，1895年，甲午战争还在持续的时候，他公开发表了自己最后的著作《对清辩妄》。在其中，荒尾极力警告日本，就算中日开战，也应该把这场战争当作一场义战，胜利后的主要目的是改造中国，最终谋求日中合作。他担心，如果日本忘记了这一大义，凭着战胜者姿态向清国提出领土割让和赔款要求，西欧列强也必然会介入并提出同样的要求。其结果将导致清国四分五裂、陷入大混乱，从而使他谋求的日中合作与贸易富国化为泡影。
日清贸易研究所毕业生合影
当然，在当时的战争狂热下，日本政府和国民都没听进去他的这些话，战后签《马关条约》的时候提出了领土割让和赔款要求，也确实引来了欧美列强的干涉。虽然后面的发展没有如他预料的那样，让满清四分五裂，但清廷为了支付赔款，不得已向列强出让了大量权利，最终反而使得列强势力在中国进一步扩张。从客观角度上讲，荒尾精曾谋求的日中贸易合作已经是不可能达成的事。
1896年，荒尾精染上了鼠疫，病重身亡，他的事业也跟着他的死亡一起戛然而止。而在荒尾精死后，泛亚主义在日本也逐渐开始变味，咱们在前面讲了，这泛亚主义里，荒尾精属于主张先联手的那类，而在甲午战争后，福泽谕吉的那一派泛亚主义则势力更大，在多数日本人眼中，自己已经打败满清，成了亚洲头号强国，没必要再去建立一套平等的关系，亚洲应该由日本领导，为了达成对于这些落后国家的改造，军事占领也是必要手段。最终，这股思想逐渐演变成了所谓的“大东亚主义”，也就是日本成为亚洲国家发展的导师，积极左右亚洲国家的发展。
近卫笃麿（1863年8月10日—1904年1月1日）日本明治后期华族、政治家，号霞山，公爵。为东亚同文会创设人。
甲午后，以近卫文磨他爹近卫笃麿公爵为首，这些“兴亚”志士重新聚集起来，在1898年成立了所谓东亚同文会。原来在“乐善堂”和“日清贸易研究所”工作过的不少人，摇身一变成了东亚同文会的干部。比如荒尾精的朋友，主要助手根津一就担任该会干事14年，担任东亚同文书院院长达23年。在担任东亚同文书院院长期间，根津一还把原来“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办学方针移植到这里，还大量启用“研究所”时期培养的“人才”，像白岩龙平、土井伊八、宗方小太郎等人都是“研究所”的老师。从1902年开始，根津一每年都要组织学生去中国各地搞所谓“旅行调查”，而这些调查结果和报告都会送到参谋本部。这些所谓“研学成果”也为后来日本侵华提供了不小助力，而以根津一为首的几乎全部日清研究所的人，后来也都走上了侵华战争的战场。
东亚同文书院第13期学生准备进行“大旅行”田野调查
当我们走近历史，在那个复杂的时代背景下，虽然一些日本间谍的立场也有着他自己的独特性。但不管他们的主观动机如何，荒尾精们的情报最终会直接送到军部手里，他们所有的在华活动都要服务于日本国家战略。以他为首的这批间谍活动，就是日本侵华的先锋。可以说，从乐善堂到东亚同文会，东亚同文书院，都是近代日本国内“兴亚”思潮的产物。而荒尾精这种“大陆浪人”也是这种思潮下的矛盾体——这帮人既热爱文化意义上的中国，甚至于他们观念上也希望中日能联合对抗列强，但落到实际，他做的每一份工作，最后都是在毁灭现实中的中国。尤其讽刺的是，荒尾精原本希望通过调查来寻找“日中合作”的契机，但这些深入观察中国的情报，反而成了侵华日军按图索骥、发动侵略的导航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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