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校园暴力问题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过去，校园暴力更多被理解为学生之间的欺凌、排挤、殴打、辱骂或性骚扰问题，学校和教育厅通过校园暴力对策审议委员会进行调查和处分。但现在，随着校园暴力记录被写入升学、就业等重要资料，对学生未来产生实际影响，相关案件越来越多地走向行政诉讼和法律攻防。受害学生举报后，反而被加害方反举报、反起诉的情况也在增加，导致校园暴力不再只是教育现场的问题，而是演变成一场长期法律战。
仁川市某中学14岁的A某，就是这种情况的受害者之一。A某在小学6年级时，也就是2024年3月，曾以遭到性骚扰为由，将同班学生B某举报为校园暴力加害者。班上还有另外6名女同学也声称遭受过B某类似侵害。但B某方面反驳称，所谓性骚扰并不存在，并主张这些女生以举报校园暴力的方式排挤自己，随后反过来举报这7名主张受害的女同学实施校园暴力。
教育厅随后召开校园暴力对策审议委员会，但由于双方说法完全相反，最终认定两起事件均不构成校园暴力。问题没有就此结束，而是进入漫长诉讼程序。经过近两年的法庭拉锯，A某等人直到今年2月才获得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法院最终认定B某行为属于性骚扰及校园暴力。也就是说，受害学生们虽然最后赢了官司，但这场胜利来得太晚，也付出了很高代价。
在近两年的诉讼过程中，受害女生们不得不接受精神科治疗。A某父母表示，B某方面甚至追加提起诬告诉讼，仅律师费就花费数千万韩元。父母说，原本一句道歉就能解决的问题，最后变成长期诉讼，即使赢了也感觉不是胜利。这句话很现实。因为校园暴力案件中，受害者真正需要的往往是道歉、停止伤害、恢复安全感和回到正常学校生活。但当案件被拖进法庭，受害者要反复陈述经历、面对质疑、准备证据、承受律师费和精神压力，即使最终胜诉，也已经被消耗得筋疲力尽。
韩国校园暴力诉讼增加，与制度变化有直接关系。由于校园暴力记录会影响大学升学、就业和社会评价，学生和家长都不愿轻易接受处分。一旦被认定为加害者，不仅可能面临校内处分，还可能影响未来。因此，越来越多加害方选择通过行政诉讼推翻处分，甚至反过来举报受害方，以便在诉讼中制造对自己有利的位置。
根据首尔市教育厅资料，校园暴力行政诉讼案件数在2023年3月至2024年2月为91起，包括受害方和加害方提起的诉讼；到2024年3月至2025年2月，这一数字增至169起，两年间增长约85.7%。其中，最初被指认为加害方的学生，以校园暴力处分不当为由提起的“加害方诉讼”，从67件激增至132件，增幅接近97%。这说明，在校园暴力案件中，法律战已经越来越常态化。
教育界分析指出，不少被指认为加害方的学生在提起诉讼时，会聘请大型律所或专门处理校园暴力案件的律师，进行系统性应对。事实上，通过诉讼让加害方处分减轻、撤销或无效的案例一直存在。根据首尔市教育厅资料，在2023年3月至2024年2月间由加害方提起的148件诉讼中，约78.7%，也就是116件，被处理为加害无效或惩戒力度降低。这一数据也解释了为什么越来越多家长愿意花钱打官司，因为诉讼确实可能改变处分结果。
问题在于，加害方诉讼往往不只是为了推翻处分。有批评指出，部分案件的目的在于拖延程序、增加受害方压力、诱导和解，甚至在法庭上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对真正遭受校园暴力的学生来说，这种反举报和反诉讼会造成严重二次伤害。受害学生本来已经遭受欺凌、恐吓或性骚扰，之后却还要解释自己“没有诬告”“没有排挤对方”“没有反向欺凌”，心理负担会成倍增加。
京畿道金浦市某中学的D某也经历了类似情况。自2024年4月起，C某伙同另一名同年级学生，长达两个月对D某实施抢钱行为，并以拳击对练为名殴打他，还拍摄视频。C某甚至通过社交媒体聊天工具，向D某的母亲和弟弟发出恶劣威胁。D某举报校园暴力后，C某反而以“D某离间朋友”为由进行反举报。虽然一审法院没有认定C某反诉主张，但D某在校园暴力委员会调查和诉讼过程中，仍然不得不承受额外痛苦。
绿树基金会校园暴力SOS中心组长李宝蓝指出，一旦受害方因反校园暴力举报而被起诉，就会陷入需要对自己并未实施的行为进行解释的境地，心理压力加重，监护人也会在应对过程中承受巨大压力。这正是反举报最具伤害性的地方。它不仅争夺事实叙事，还会让受害者从“需要保护的人”变成“必须证明自己清白的人”。
学校和教育厅的消极应对，也被认为是诉讼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校园暴力案件中，双方都声称自己是受害者，学校和教育厅如果缺乏专业调查能力，就容易选择模糊处理。要么对所有涉事方都给予处分，要么干脆以“不构成校园暴力”结案。表面看，这似乎是在避免偏向任何一方，但实际上可能让真正受害者失去保护，也让案件最终走向诉讼。
首尔某中学发生的案件也说明了这一点。自2024年5月起，3名初中三年级女生长达6个多月对同班一名学生进行辱骂和集体排挤，甚至说出“要用刀划烂与受害学生合影的毕业照”等话。校园暴力举报受理后，加害学生们立即提出反举报。首尔江南瑞草教育支援厅校园暴力委员会最终认定双方均“不构成校园暴力”。但一审法院去年12月判定，校园暴力委员会没有就原告举报内容向原告或加害学生进行具体询问，却以缺乏明确资料为由不予认定校园暴力，程序存在问题，因此判定受害学生胜诉。
这一案例暴露出校园暴力委员会专业性不足的问题。校园暴力问题专家、LifePeace教育研究所所长郑镇指出，随着反校园暴力举报增多，校园暴力委员会的专业性变得更加重要，但在事由调查和当事人面谈过程中，往往不够充分。也就是说，当加害方也学会使用法律和制度反击时，校园暴力委员会如果仍然停留在简单听取双方说法、材料不足就不处理的阶段，就很难真正查明事实。
校园暴力案件本来就很复杂，尤其是性骚扰、集体排挤、网络聊天威胁、关系性欺凌等问题，往往没有简单的视频证据。很多伤害发生在同学关系、聊天记录、暗示性言语、群体孤立和反复小动作之中。如果调查机构缺乏经验，很容易因为“证据不够直接”而放过真正的问题。更严重的是，一旦反举报制度被滥用，受害者举报之前就会产生恐惧：如果我说出来，对方会不会反告我？
这对校园暴力防治非常危险。因为校园暴力最需要早期发现、快速处理和保护受害者。如果受害学生因为害怕反举报、害怕诉讼、害怕律师费而选择沉默，学校表面上可能更平静，但伤害会继续发生。尤其是未成年人承受法律程序的能力有限，家长也未必有财力和精力长期打官司。最终，谁更有资源、谁更懂法律、谁能请更强律师，可能比事实本身更影响结果。
当然，校园暴力记录对学生未来影响很大，保障被指控学生的申辩权也是必要的。不能因为有人举报，就自动认定对方是加害者。但问题在于，申辩权不能变成压迫受害者的工具，反举报也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策略。制度必须区分真正的反向伤害和恶意反举报，否则校园暴力处理机制就会被法律战架空。
韩国教育系统接下来需要解决的，不只是诉讼数量增加的问题，而是如何提高前端调查质量。学校和教育厅必须在初期调查中更专业、更细致、更有保护意识。比如对性骚扰和关系性欺凌案件，应引入专业调查人员和心理专家；对反举报案件，应审查其是否具有报复性和牵制性；对受害学生，应提供法律、心理和经济支援，避免他们在诉讼中被单独抛下。
说得更直白一点，校园暴力记录影响升学和就业后，家长开始拼律师，校园暴力也开始从教室转向法庭。问题是，法庭能决定处分是否有效，却很难修复学生被伤害的两年青春。真正好的制度，不应该让受害学生必须一路打到最高法院才被承认受害；也不应该让加害方通过反举报把案件拖成消耗战。
所以问题也很现实：校园暴力记录既然会影响学生未来，申辩和诉讼当然需要保障，但当反举报和反诉讼成为加害方的常用策略时，谁来保护真正的受害者？再进一步，韩国校园暴力处理机制是应该继续依赖事后诉讼，还是必须提高校园暴力委员会的专业调查能力，让真相在学校阶段就被更准确地认定？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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