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我⬆️ 01

乌山清冷台,一片摩崖石刻“弹幕”里,还藏着一座“先薯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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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的福州年轻人不知道,这座亭子纪念的人,在面对外国的技术卡脖子时,凭借一己之力突破封锁,得到高级技术的“种子”,通过不断自我研发,扩大生产规模,最终拯救了华夏上亿人的生命。

这个人就是——小红薯之父陈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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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龙在明朝的福州,绝对算不上学霸。

按当时的职场赛道,最高级的玩法是科举。但陈振龙乡试了几次都没过,满打满算也就是个“二类校复读生”水平。如果死磕这条路,他大概率会成为福州某个里弄里郁郁寡欢的教书先生,也就是所谓的学术边缘人。

但他极其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风口:隆庆开海。

1567年,隆庆海禁解除,看似打开海上丝绸之路,其实哪有什么路,撑死算是打开海上丝绸之缝。

当时官方只开放了漳州的月港,且规定只能漳州和泉州人允许下海,并且只能去东洋(吕宋、苏禄诸国)或西洋(暹罗、 交趾)。福州人理论上是不被允许直接下海做跨国B2B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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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福建人天生就有“变通”的基因,想来历史上那么多福州海商,看来地方管理者是给留了口子。

于是陈振龙果断弃笔从商,出海吕宋。那时候下南洋,不是坐邮轮度假,那是刀头舔血的风险投资。你不仅要对抗南海的台风,还要面对在吕宋岛烧杀抢掠、极其不讲道理的西班牙殖民者。

邑人陈振龙贾吕宋,丐其种归。其子经纶,陈“六益八利”及种法,献之巡抚金学曾,檄所属如法栽植。——《长乐县志》注:中国古代只论士农工商,如此国士无双之人,长乐县志只有寥寥几个字,非常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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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吕宋做外贸的日子里,陈振龙展现了一个顶级产品经理的素质:他不去盯着那些闪闪发光的金银,他盯着人家的饭碗。

他发现西班牙人手里攥着一个核心技术——小红薯(甘薯)。

这玩意儿在吕宋简直是入侵物种级的生命力:丢地里就活,叶子能当菜,根块能当饭,晒干能磨粉,甚至还能酿酒。最关键的是,它不占良田,在福建那种“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贫瘠山坡上,简直是神赐的补丁。

当时的西班牙人对这项农业黑科技管控极严,想从正规渠道出口到大明朝,门都没有。

以蕃民食事切元四世祖讳振龙,公,于明万历初年,航海,经啇吕宋诸番邦,见其崇岗广野,遍栽地爪,状如著芋,而味甘若饴,有六益八利,采以为食。但夷人甚,种禁不传中国。——注:见《金薯传习录》西班牙人如果主动放弃贸易壁垒,可以更早和中国有着友好商贸,可惜欧美至今陷入知识产权困境。

陈振龙没有选择跟西班牙人讲道理——因为南美和西班牙人讲道理的人全沉海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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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研究了一套低成本的“技术引进计划”:甘薯不需要种子,只要有藤就能活。于是,他把甘薯藤编进吸水的麻绳里,抹上泥巴,就挂在船舷最显眼的地方,生生骗过了西班牙关税人员的眼睛。

这种玩法,在当时叫智取,在今天叫“突破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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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陈振龙只是把藤带回来,他也就是个“盗火者普罗米修斯”。那么他的功绩和同样引进地瓜的广东虎门人陈益及广东吴川人林怀兰没什么区别,大家就是给小伙伴们带了点伴手礼。

但他最伟大的地方在于,他完成了一次完美的技术研发和市场推广,而且这一步迈出去,就走了200多年。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陈振龙回到福州。他没急着发财,而是在达道铺纱帽池舍旁的空地开始了产品测试研发。

4个月后,启土开掘,朱薯子母相连,大的像胳膊,小的像拳头,味同梨枣。恰逢那年福建大旱,粮食减产。陈振龙没有像专利流氓一样藏着掖着,而是选择了“技术开源”。他让儿子陈经纶向福建巡抚金学曾上书,呈报《献薯藤种法禀帖》。

金学曾也是个懂行的领导,一眼看出这东西能解决饥荒风险,马上组织全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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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长乐县志记载,明代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长乐大饥,贫民多抢谷,恰好就是甘薯成功引进的第二年,不得不说,这是长乐人的福分。

郡本无此种,明万历甲午岁荒,巡抚金学曽从外番匄种归,教民种之,以当穀食,荒不为灾。注:见《金薯传习录》。金学曾的推广是明代地方治理中罕见的“政府背书+技术扩散”案例。为了纪念这位领导,福州人后来管地瓜也叫“金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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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问,陈家把技术公开了,是不是就没钱赚了,今天很多专利流氓都还坚持这个观点,我必须实名反对。

不,陈振龙不但玩得转,而且几代人都靠甘薯成为技术先驱。 陈家通过技术首发优势,在福建建立了极高的社会声望。到了清朝,陈振龙的后人依然为甘薯种植技术迭代更新。

他的儿子陈经纶,第一时间找官方系统推广,通过营销打开品牌。

他的曾孙陈以柱,把番薯从福建推广到莆田,江浙一带。

他的五世孙陈世元,将番薯引种到山东。

陈世元的三个儿子陈云、陈燮、陈树则利用在各地经商的机会,将番薯种植推广到了河南、河北、北京一带。

陈振龙一家七代人,前前后后花了近200年,硬是把番薯从福建铺满了全中国。这在中国上下五千年,找不出第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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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五世孙陈世元,搞学术也有一套,属于家族里的R&D(研究与试验发展)大神。他不仅把地瓜引种到了山东,还写出了中国第一部甘薯专著——《金薯传习录》,里面非常系统的总结了地瓜的栽培、管理、防虫、贮藏的全套技术。

这里有个很少人知道的冷知识:陈世元在书里不仅教种地瓜,还教种蕹菜(空心菜)。

附种蕹菜、芥菜二则云:按青、豫各属,土松而肥,薯园余地,可以种蔬,豳风月令备详其种。是蔬亦民间日用所必需者。瓮、芥二种独缺,其传二十八年,携种移植,今与西北嘉蔬,俎寔同荐矣。——《金薯传习录》

在植物学上,空心菜和甘薯都是旋花科。在那个没有CNKI可以抄的时代,陈家父子通过几代人的田野调查,摸清了整个科属的生长规律。这种研发深度,是不是让很多今天的科学家都自愧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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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番薯,对华夏民族而言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我们拥有了一个不占良田、高热量、甚至萌新小白都能上手的碳水来源。

著名历史学家夏鼐在《略谈番薯和薯蓣》中给过一组数据:中国人口的巅峰,西汉末年约6000万,明代最盛期也就差不多6000万。为什么?因为稻麦的产出上限就在那儿。

其种也,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岗皆可以长。粪治之则加大,天雨根益奋满,即大旱不粪治,亦不失径寸围。泉人鬻之,斤不值一钱,二斤而可饱矣。——清·周亮工《闽小记》

但是,到了道光十五年,中国人口奇迹般地突破了4亿。经济基础并没有质的飞跃,谁在支撑这多出来的3.4亿张嘴?答案是甘薯地瓜小红薯,是国士无双陈振龙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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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种有土就能疯长的“底层碳水”,强行拉高了华夏大地的生存天花板。

如果没有地瓜,所谓“康乾盛世”的盛世景观,大概率会被一场又一场的食人惨剧替代。更别说之后中国历经的种种浩劫,若没有地瓜,很难想象结局会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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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标题,为什么我不建议叫陈振龙“小偷”?

陈振龙不是去西班牙人的地里顺手牵羊,是自己买地瓜回来,花费七天七夜带回家。

其实他完全可以选择自己偷偷种、偷偷卖。红薯产量高、见效快,在那个粮食极度匮乏的年代,这玩意儿就是印钞机。

但他选择的是放弃专利壁垒,号召大家一起种,从道德上考量,这是功在当下,利在千秋。而从经济角度,他同样是睿智的,你真以为靠着专利保护,就能不让地瓜传到中国吗?广东人早就在越南也引进地瓜了。

所以陈振龙家族选择的是在推广上倾力而为,把研究的技术第一时间公开,至今互联网都可以查,你说他是小偷?偷了什么呢?我们可以说西班牙人去南美抢夺黄金是强盗,但绝对不能说陈振龙是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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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入国朝,康熙年间,先父讳以柱,公凛遵家训,将著种并金公所刊之书,亲授莆邑徐瑗,携往江淅傅植。此外省载著之所由起也。乾隆十四年,元同伙余瑞元等,挈种至山东胶之古镇,赁地试栽,收不异南土。十六年,呈报州官,叠蒙批奖。——《金薯传习录》

上下五千年,那些造成战争浩劫、让人口锐减的帝王将相,军阀政客,在史书里占尽了篇幅。而用一根藤,几代人养活了几亿人性命的陈振龙,却只在乌山上有一座少人问津的石亭和地方志里的寥寥几笔。

这其实反映了史书编写的一种权力逻辑:大家习惯记录谁抢了地盘,却不习惯记录谁填饱了肚子。

地瓜这种作物,就像陈振龙的人品: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如果你是一个喝着地瓜稀饭长大的福州人,路过乌山时,别光顾着自拍,去那座亭子坐坐。那里纪念的是整个华夏历史上,最伟大的灵魂。

参考文献:

  • [1] (清) 陈世元. 《金薯传习录》.
  • [2] (明) 何乔远. 《金薯颂》.
  • [3] 夏鼐. 《略谈番薯和薯蓣》. 《考古》, 1961.
  • [4] (清) 周亮工. 《闽小记》.
  • [5] 《长乐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