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布丁

据红星新闻，家住临沂市罗庄区某村的韩女士，两年多前接到一个冒充同学的奇怪电话后，频繁接到陌生电话和短信，均与招嫖有关，言语污秽。报警后警察调查发现，此事系其邻居韩某将她的手机号印在公厕内，并配上“卖”“约X”等文字所引起。

韩女士为此提起刑事自诉。今年5月8日，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一审作出判决，韩某犯诽谤罪，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六个月，赔偿韩女士5546.25元。韩女士认为一审判决量刑过轻、赔偿过低，计划提起上诉。

别说韩女士难以理解，很多网友也认为量刑太轻赔偿太低。

据报道，韩某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泄私愤。两人之间有过节，为了报复，韩某先是把韩女士电话提供给朋友李某，指使李某骚扰她；接着又将韩女士手机号，写在村庄附近人流量大的公厕隔间内，并配文“卖”“约X”——这不仅是要她饱受骚扰，更是让她社死。

村庄是熟人社会，一传十十传百，这事难保不会成为村民茶余饭后的谈资。韩女士单身未婚，一旦被贴上“不检点”的标签，在乡土环境里，很可能百口莫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别说频繁遭受骚扰，已经让她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光是想象背后有人嚼舌根子，就足以压垮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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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韩女士经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诊断为抑郁状态；7月，韩女士因病情恶化，被诊断为伴有精神症状的抑郁发作。后韩女士申请司法鉴定，山东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韩女士符合“抑郁发作”的诊断。确诊抑郁后，家人曾陪同她进行心理咨询，她也需要定期去精神卫生医院就诊拿药，各项开支都不小。今年2月，有人发现韩女士手持敌敌畏欲轻生，后被人报警救下。

韩女士遭受如此严重的精神创伤，那始作俑者韩某受到什么处罚呢？

韩女士报警后，警方对韩某作出行政处罚，认为其侵犯隐私、发送信息干扰正常生活两项违法行为成立，将其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受其指使的李某则被行政拘留4日。

韩女士提起刑事自诉后，法院认为韩某的行为虽导致韩女士多次受到电话骚扰，但未书写姓名等身份信息，行为不具备“公然性”，故不构成侮辱罪。同时该行为导致韩女士陷入抑郁，且有自杀倾向，可认定为“情节严重”，故构成诽谤罪。

根据《刑法》第246条，诽谤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既然韩某的诽谤罪属“情节严重”，为何只被判缓刑？法院的解释是，韩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自愿上交8000元用于赔偿，可按坦白从宽处理。

可在旁人看来，即便韩某认罪态度好，也无法抵消他手段之卑劣，动机之邪恶，以及对受害者名声的损害。韩女士遭受了长达数月的骚扰和严重的精神创伤，韩某却无需实际服刑，两者之间的巨大落差，显然让人难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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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金额也远远不能抚慰受害者的创伤。在韩女士提起的司法鉴定费、医疗费等各项损失20万元和精神损害赔偿10万元中，法院仅认可了治疗花费1546.25元和精神鉴定支出4000元，其他请求因未提交充分证据不予支持。

从法律上来讲，韩女士想要争取更多赔偿，需要提供更扎实的证据，比如证明心理咨询是必要支出，以及误工费涉及的收入证明、请假条等证据。另一方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一般仅限于物质损失，不支持精神损失费。韩女士需要单独提起民事诉讼，来索要精神损害赔偿。可即便打赢官司，按现有司法实践，除非证明“后果特别严重”，精神赔偿金通常不高。

也就是说，受害者把维权之路走个遍，最后可能连自身损失都覆盖不了。刑事自诉之路本就艰辛又漫长，打完刑事打民事，期间的经济和时间成本，不是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如果折腾了一圈，作恶者认个错、赔点钱就能免于坐牢，照样该吃吃该喝喝，有几个受害者能坚持到底呢？

施暴者只需付出轻微的代价，就能把无辜的人推向深渊，受害者要讨回公道，却无比艰难，这种“低成本犯罪、高代价维权”的现状若得不到改变，社会正义要怎么彰显？又如何震慑那些动辄让人“社死”的人？法律不应该让受害者如此无力，让正义显得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