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时代将给英国统一带来什么？上周英国地方选举的结果，并未让多少观察人士感到意外。此前的民调已经显示，在软弱、机会主义且缺乏实质内容、信念与个人魅力的领导之下，执政的工党正走向一场令人痛苦的失利。
现任领导人之所以能在2024年大选中上台，与其说是凭借自身能力，不如说更多是因为对手的失败。这场看似横扫式的胜利，工党的得票情况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该党以大约34%的得票率赢得了411个席位。
也就是说，与2019年失利时相比，工党的得票率增幅最多不过1.6个百分点。事实上，这34%的得票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任何获得议会绝对多数的政党中最低的一次。
与此同时，保守党的得票率则大幅下滑，从2019年的44%跌至2024年的20%。中间派自由民主党的得票率升至12.2%，增加了0.7个百分点。但保守党流失的大部分选票，都流向了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这个政党诞生于脱欧与对移民及移民群体的敌意这两股力量。
事实上，工党在2024年获胜，并不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建立在稳固价值基础上的连贯替代方案。它之所以赢，是因为一方面受益于保守党高层的混乱与分裂，另一方面也受益于民粹政党英国改革党的崛起。这个政党比保守党右翼更极端，也更敌视移民。
即便如此，尽管工党及其领导人获得了一份慷慨且在很大程度上名不副实的授权，首相基尔·斯塔默在2024年选举后并没有去团结党内各派、化解他们的报复情绪，而是选择在党内清算旧账。
在工党右翼支持下，斯塔默发起了一场猛烈行动，矛头直指党内此前左翼领导层留下的残余力量。这个右翼派系曾在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执掌工党时期占据主导地位，布莱尔昔日盟友彼得·曼德尔森——也是布莱尔圈子里最有权势、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同样与之关系密切。
2024年选举过后，保守党已是一片狼藉。这场失败不仅让该党失去政权，也打开了人员出走的闸门。一批强硬派保守党人离党转投极端的英国改革党，其中包括近几届保守党政府中的数名高级部长。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出走者中，有些人本身就出生于少数族裔和少数宗教背景的移民家庭，其中包括印度教徒、穆斯林和佛教徒。
至于英国自1721年以来形成的“两党制”，有必要回顾一下其历史。1721年至1924年间，两大竞争者是辉格党——其后吸纳多个政治团体并演变为自由党——以及托利党，也就是后来的保守党。自1924年以来，保守党和工党一直是两大主要政治力量。
上周选举结果中最显著的政治变化，是民族主义情绪全面上升。这种民族主义，一方面表现为非英格兰政治实体中的“准独立”倾向，主要出现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英格兰本土的孤立主义和反移民民族主义。不过，英国改革党在这些非英格兰政治实体中同样也有所渗透。
这两种民族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彼此对立。英国改革党那种建立在种族主义和经济排外观念之上的孤立主义，与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的民族主义形成鲜明对照；后者更多植根于摆脱英格兰旧殖民遗产重压的解放想象。
无论如何，英国改革党是这次选举中的最大赢家，其后是绿党。如今，许多人已将绿党视为工党左翼空间中一个可信的替代选择。
英国改革党迅速且令人警惕的崛起，与从印度到美洲再到欧洲的极右翼、种族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运动整体上升相互呼应。不过，今天发生的一切，若脱离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治遗产，就无法真正理解。
撒切尔是最后一位抵制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西方领导人。她对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福利国家发动了消耗战。她还曾领导反对“欧洲认同”的斗争，后来，她的门徒以及其政策的继承者实现了她让英国脱离欧洲的梦想。
在当时，撒切尔的政策与罗纳德·里根执政时期华盛顿的政策相互配合。但今天的欧洲局势要复杂得多。华盛顿与伦敦之间的“特殊关系”在那个时期确实存在，如今已不再如此。
撒切尔曾是华盛顿在欧洲最响亮的盟友。如今，欧洲其他一些首都比伦敦更偏右，包括柏林在内。与此同时，欧洲内部的冲突，如今也受到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正在形成的缓和态势影响。
我个人认为，英国两党制的崩塌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也担心，这种局面可能会给英国内部稳定和国家统一带来高昂代价。因为很难想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会对一个由英国改革党极端分子主导的政府感到安心。
作者：艾亚德·阿布·沙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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