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70后、80后的童年记忆里，都有一颗粉色或黄色的宝塔糖。它长得像小小的圆锥宝塔，带着淡淡的甜味，吃起来不像药，反倒像解馋的零食。
可很少有人知道，这颗看似普通的糖，是当年家家户户必备的驱虫神器，更是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缩影。它曾风靡全国，走进每一个家庭，后来却悄然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而其中苏联的教训，更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条件落后，饮用水源常常被污染，蔬菜瓜果清洗不彻底，加上孩子们卫生习惯尚未养成，饭前便后不洗手、随手抓东西吃的情况很常见，蛔虫感染率居高不下。
蛔虫会抢夺人体营养，让孩子面黄肌瘦、食欲不振，严重的还会引发腹痛、贫血，甚至影响生长发育，成为当时危害国民健康的一大隐患。那时候，驱虫药物种类稀少，找到一种安全有效、还能让孩子愿意服用的驱虫药，成了迫切的需求。
当时，苏联有一种以蛔蒿为原料的驱虫药效果显著，这种植物能提炼出一种叫山道年的成分，专门针对蛔虫。由于建国初期我国与苏联关系友好，1952年，苏联将20克蛔蒿种子赠送给我国，作为援华项目的一部分。
这20克种子极为珍贵，被平均分成四份，在公安人员的护送下，分别送到呼和浩特、大同、西安、潍坊四个国营农场试种。蛔蒿原产于高纬度地区，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前三个农场的试种都失败了，只有山东潍坊的国营农场试种成功。为了保密，潍坊种植的蛔蒿对外统一称为“一号除虫菊”。
试种成功后，我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派出多名专家，到潍坊农场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研究，逐步扩大蛔蒿种植面积。很快，我国就彻底结束了进口山道年的历史，甚至有盈余可供出口。
为了让孩子们愿意服用这种驱虫药，科研人员和药厂在不影响药效的前提下，加入了蔗糖等成分，做成了宝塔形状，宝塔糖就此诞生。它既有驱虫功效，又有糖果的甜味，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孩子和家长的欢迎，迅速风靡全国，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宝塔糖的兴起，离不开苏联的初期帮助，但也正是这段经历，让我们深刻体会到，过度依赖外部技术和资源，终将陷入被动，这也是苏联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苏联在驱虫药研发和蛔蒿种植上有成熟技术，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无私地分享核心提炼工艺。
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专家，带走了核心的提炼设备和技术支持，导致我国即使种出了蛔蒿，也无法顺利提炼出有效的驱虫成分。大量的蛔蒿因为无法加工，只能堆积在田间地头，最终腐烂变质，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也让宝塔糖的生产线一度陷入停滞。
除了外部技术依赖带来的冲击，宝塔糖的生产和原料供应也接连遭遇挫折。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了保障粮食产量，潍坊农场的蛔蒿种植面积从8000多亩大幅缩减到500亩。
当时提炼山道年的设备还是从苏联引进的，原料不足导致药厂拒绝收购，药材公司只能将蛔蒿露天存放，2000多公斤的蛔蒿全部烂掉。
1964年，潍坊农场遭遇连续40天的阴雨天气，成片的蛔蒿因水涝绝产，虽然有工作人员用深井低温贮藏的方法保存了部分种子，但也让蛔蒿种植遭受了沉重打击。
即便后来我国科研人员摸索出了自主的提炼工艺，重新恢复了宝塔糖的生产，甚至扩大了蛔蒿种植面积，让驱蛔药市场一度饱和，还开展了全民服用宝塔糖的驱蛔工作，有效控制了蛔虫病的蔓延，但宝塔糖本身的局限性也逐渐显现。
它的主要成分山道年，只能针对蛔虫，对蛲虫、钩虫等其他常见寄生虫效果甚微，而且驱虫原理是麻痹蛔虫，无法彻底杀死虫体，有时还会出现蛔虫在肠道内乱窜的情况，甚至可能钻入胆囊，引发严重不适。
随着时代发展，我国的医疗水平不断进步，更安全、更高效的广谱驱虫药相继问世，这些药物能直接杀死多种寄生虫，副作用更小，服用也更方便，逐渐取代了宝塔糖的地位。
同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卫生条件大幅改善，自来水普及，蔬菜瓜果清洗更加彻底，卫生习惯也逐渐养成，蛔虫感染率大幅下降，对宝塔糖的需求也越来越少。
1982年，卫生部和国家医药管理局淘汰了包括宝塔糖在内的127种药品与剂型，昌潍地区也终止了蛔蒿的种植和生产。由于不再需要蛔蒿原料，加上保存方法有限，这种曾经支撑起全国驱虫事业的植物，最终在我国绝种。
后来市面上偶尔出现的“宝塔糖”，已经不是当年的植物制品，而是以糖磷酸哌嗪为主要成分的化学制品，副作用较大，也没能重新占据市场。
宝塔糖的销声匿迹，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医疗进步的体现，但它背后的经历，尤其是苏联的教训，始终值得我们铭记。当年，我们过度依赖苏联的技术和设备，一旦外部支持中断，就陷入了被动困境。
这也让我们明白，任何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都必须坚持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如今，宝塔糖已经成为一段历史记忆，但它留给我们的启示，会一直指引着我们在自主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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