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4日,库尔斯克突出部南翼。
天黑得很慢。
东欧平原的夏天就是这样,白天拖得很长,太阳在西边的地平线上磨磨蹭蹭不肯下去。
夜里十点,天边还有一线灰白。
傍晚刚下过雨,战壕里泥泞得厉害,靴子踩进去拔出来带着一坨黑土。
蚊子多得不像话,嗡嗡嗡地在耳朵边上绕。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利特温蹲在堑壕里,背靠着夯实的土壁,把那支莫辛-纳甘步枪横在膝盖上,用一块破布反复擦着枪栓。
枪是一周前刚领到的,枪托上的清漆还没磨掉,散发着木料和枪油混合的气味。
他是第13集团军步兵师的一名列兵,所在的团负责防御奥利霍瓦特卡方向的主防线。
他的阵地在一道反坦克壕后面大约五百米处,左侧是一片雷区。
右侧是连里的反坦克炮阵地,两门45毫米炮伪装在灌木丛里,炮口指着西南方向。
交通壕往后方延伸大约三点五公里,连接着第二道防线。
这些堑壕、交通壕、掩体,是几十万人在过去三个月里一锹一锹挖出来的。
“利特温,还有烟不?”
说话的是阿列克谢·科罗廖夫,和利特温同一个班的机枪手。
他蹲在堑壕拐角处,DP轻机枪架在沙袋上,嘴里嚼着一根草茎,眼睛望着西南方向。
他的手很大,指节粗粝,是战前在梁赞乡下种黑麦磨出来的。
“最后一根。”
利特温摸了摸胸口的军装口袋,掏出半截压瘪的马哈烟,掰成两段。
一段塞进自己嘴里,一段递过去。
“省着抽。再往后可没了。”
科罗廖夫接过烟,在手指间转了转,没舍得点。
“明天真打?”
“明天真打。”
利特温盯着堑壕外面的草原,声音不高,像是自言自语。
“德国人不会等了。”
他是见过德国人的。
斯大林格勒。
去年冬天的斯大林格勒。
他在那儿待了将近三个月,在街垒工厂的废墟里打过。
在面粉厂的三楼上趴过,在伏尔加河西岸的码头上搬过弹药箱。
零下三十度的江风裹着碎冰屑打在脸上,手指冻得扣扳机都费劲。
后来他负了伤——一块迫击炮弹片嵌进左大腿外侧,在野战医院躺了两个月。
伤愈后他被重新分配,从近卫集团军的老部队调到了这个步兵师。
库尔斯克。
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战壕,不一样的战友。
但那种仗前的安静是一样的。
就是仗前的那股子味道,他说不上来,像是空气被压住了,喘气都得用点力。
天上没有鸟。
草原上没有风。
几万人在绵延几十公里的战壕里,却静得像一片坟地。
一种被压住的安静。
“你跟德国人交过手,”
科罗廖夫说
“斯大林格勒。”
“交过。”
“什么感觉?”
利特温想了想。
斯大林格勒的事他不怎么想说,那些回忆像是嵌进骨头里的弹片,不碰不疼,碰到就钻心地疼。
“你见过虎式坦克吗?”
“没见过。”
“会看到的。”
利特温把枪栓推回去,咔嚓一声,枪栓在手里握得发烫。
“记住一件事:虎式正面打不动,打它的侧面。侧面装甲薄。还有——”
他顿了顿,把烟点上,马哈烟的辛辣味呛得他眯了一下眼睛。
“别逞英雄。活着比什么都强。”
“这话听着不像政委说的。”
科罗廖夫笑了。
“政委不在这儿。”
利特温还经历过一件事,斯大林格勒也教会了他一件事:
政委让你去死,有时候是假的,有时候是真的。
但战壕让你活下去,那是真的。
他只信战壕告诉他的那些事——掩体要挖得足够深,钢盔任何时候都不能摘,听到哨音先趴下再抬头。
还有,永远不要让敌人看见你的脸。
夜里十一点左右,战壕里传来一阵骚动。
有人在压低嗓子传递消息:抓到一个德国兵,工兵部队的,在雷区边上被逮住的。
那家伙交代了——进攻时间是明天凌晨三点。
拂晓。
德国人总是拂晓动手。
利特温听到这话,把烟头掐灭在泥土里,看了一眼科罗廖夫。
科罗廖夫也看着他。
两个人谁都没说话。
不是不想说,是想说的太多了。
那时候他忽然想起来斯大林格勒城下的一件事。
他想起来那些被冻硬了的手指——不是比喻,是真的冻硬了——和那些他叫不出全名、只记得绰号的战友。
有个个子很高被唤作“鹤”的通信兵,总愿意把最后一口烟叶留给同伴。
还有个走路总爱踢脚,绰号“皮靴”的老上士,靴筒里永远藏着一份翻旧了的地图。
他只愿这些人都没死。
利特温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左腿。
大腿外侧那道伤疤在军裤下面隐隐作痛,快要下雨了,伤疤总是比天先知道。
他把步枪靠在堑壕壁上,站了起来,朝西南方向望去。
夜色很浓,什么都看不见。
但他知道,在那些麦田和小树林后面,在顿涅茨河的右岸,几百辆德国坦克正在发动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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