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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2年到2026年,年逾鲐背的李道豫见证了整整94个春秋的沧海桑田。
鲜为人知的是,这位上世纪末的著名外交官、前中国驻美国大使、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道豫乃是一位名门之后,李道豫的“李”其实就是出自李鸿章的“李”。而且也正是从李鸿章那一代人开始,“搞外交”的基因就深深嵌入到了这个家族的血脉传承之中。
【一】
在近现代历史上,安徽合肥出了不少涤荡风云、横槊赋诗的枭雄人物。
比如,曾在抗战时期指挥远征军入缅甸作战、被誉为“东方隆美尔”的民国将领孙立人,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晚清将领聂士成,曾任北洋水师提督、被视为中国史上首位“海军司令”的晚清将领丁汝昌,曾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国民党中央军“五虎上将”之一的卫立煌,曾长期负责情报隐蔽战线的上将李克农,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曾任新疆省主席、西北行辕主任的民国上将张治中,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全都是合肥人。
不过,要说合肥最负盛名、对近现代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还得数“龚张李段”这四大家族——
“龚”指的是龚鼎孳,龚鼎孳在明末清初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是贯穿崇祯、李自成、顺治、康熙时代的四朝元老,安徽省属国宾馆“稻香楼”过去那就是龚家的遗产。
“张”指的是张树声,张树声起家于淮军,他跟李鸿章算是同辈人,被视为淮军的“二把手”。张树声历任漕运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等要职,获赏太子太保,他也是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和推行洋务运动的重要盟友。
“段”指的是段祺瑞,段祺瑞祖上就是一名淮军将领,他本人则辅佐袁世凯创建了北洋军,与冯国璋、王士珍合称“北洋三杰”。作为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在北洋政府时期曾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是与时任大总统黎元洪势均力敌的实权人物。
而“李”自然指的就是李鸿章了,李鸿章的名气不仅在“龚张李段”四大家族中最为鼎盛,而且李家的势力与影响也是在四大家族中最大最深远的。毕竟“张”“段”两大家族都出身于淮军,民国大总统、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也是靠着淮军才发迹的,而淮军的灵魂人物正是李鸿章,严格来说淮军那就是李鸿章的私人武装。所以老话讲“合肥就是半个李家城”,这话并不夸张。
李鸿章祖上连续八代人积累田产、勤俭致富,到了李鸿章父亲李文安这一代终于实现了靠读书做官飞黄腾达、光宗耀祖。也就是从李文安这一代开始,李家才定下了“文章经国,家道永昌,福寿承恩,勋荣世守”的16字家谱辈分次序,李文安的“文”就是第一辈。
李文安在道光年间考中了进士,历任刑部员外郎、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放到今天相当于一名厅局级官员。李文安自己没能实现出将入相的人生抱负,于是他就把希望寄托到了下一代身上。
在古时,于同一年登榜中进士的官员被称作“同年”或“年友”。而在李文安的年友中,就有后来的“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首、湘军领袖、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保、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世袭罔替一等毅勇侯曾国藩,近代造船航运和海军事业奠基人之一、官至福州船政大臣、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的沈葆桢,洋务运动主导者之一、官至太子太保、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负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沈桂芬,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官至闽浙总督、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的马新贻这些大人物。
在这几位年友中,李文安与曾国藩关系尤为友好。早在曾国藩还于翰林院、詹事府当着左庶子、侍讲学士、日讲起居注官这些闲差时,李文安就令自己的两个儿子李瀚章和李鸿章师从于曾国藩,向其求教经世致用之学。
当时,李鸿章因才智过人被曾国藩称为“伟器”,这段与曾国藩的师生之谊也奠定了李鸿章一生的世界观头脑与仕途起点。
李文安一共育有六子二女,六个儿子依次是长子李瀚章、次子李鸿章、三子李鹤章、四子李蕴章、五子李凤章、六子李昭庆。这六个儿子中,成就最大的就要数被曾国藩调教出来的两位徒弟——李鸿章和李瀚章了。
李鸿章与曾国藩并列“晚清四大中兴名臣”前二,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他早年随父亲回乡办团练,后来创建了淮军,官至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两广总督,封一等肃毅伯,死后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在有清一代,除了早期的吴三桂等人之外,侯爵就是汉臣能够获封的最高爵位了。
李鸿章虽未入值军机处,但他担任的文华殿大学士一职乃是天下文臣之首,太傅一职虽为虚衔、但也是极尽尊荣,直隶总督则是天下封疆大吏的头把交椅。以李鸿章为首的直隶总督府被视为“二朝廷”,当时人称他是“中国俾斯麦”、“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慈禧太后仰仗他是“辅佐中兴,削平大难”、“匡济艰难,辑和中外”,他生前出访欧美期间享受的都是相当于总统一般的礼遇。
李瀚章作为李鸿章的兄长和左膀右臂,同样是位列封疆,官至湖广总督、四川总督、两广总督。
当年李家曾有过一段轶事,那就是李鸿章离开湖广总督任上、北调京畿出任直隶总督时,接替他湖广总督一职的正是自家兄长李瀚章。当时两人的老母亲就住在湖广总督府里,于是乡间邻里无不羡慕道:“人家李家是总督换防而老太太不用换防”。后来清廷感念李家老母亲的教养之功,还在她死后追封她为一品伯夫人。
李鸿章有三个儿子,但李鸿章既没让他们走自己的仕途老路,也没让他们带兵当将军或是经商办洋务,而是给他们选择了一条颇为另类的道路——当大使、搞外交。在李鸿章的安排下,他三个儿子都成了外交官:
长子李经方出使过日本、英国,随李鸿章出访过欧美,后来李经方以邮船部左侍郎身份兼任了中国第一任邮政总局局长,他在庐阳书院旧址上创办的庐州中学堂就是后来合肥市第一中学的前身;
次子李经述功名受挫,他一生主要就是在父亲的北洋大臣衙门里做事,最重要的经历就是随父亲李鸿章出访欧美;
三子李经迈曾出使过奥地利,父亲去世后还随宗室大臣、郡王载涛一道前往日本和欧美考察军事,李经迈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对西洋文化颇有研究,清廷和北洋政府但凡向英国借款都需要李经迈出面协调,苏格兰人庄士敦就是李经迈请来给溥仪当英文老师的。
需要澄清的是,当时清廷中还有一位实权派大臣叫李鸿藻。李鸿藻是同治皇帝的启蒙老师,他官至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吏部尚书、河道总督、命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与李鸿章同朝为官的中枢重臣。
由于名字的缘故,李鸿藻经常被当成是与李鸿章有亲属关系——但事实上这完全是一种谬误:
李鸿藻的老家在直隶保定高阳县,与李鸿章老家安徽合肥相隔千里之遥,二人没有任何亲缘关系,李鸿藻早年的职位甚至高于同时期的李鸿章;
不仅如此,李鸿藻与李鸿章的政见立场还是完全相反的,李鸿藻和翁同龢一样被视为“清流领袖”,他与李鸿章等人领衔的“洋务派”是格格不入的,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中,坚决主战的李鸿藻彻底站到了负责指挥北洋海军和前往马关议和的李鸿章的对立面,他曾多次言辞激烈地上疏主张杀掉李鸿章谢罪,二人是水火不容的政敌。
【二】
从上面说的“文章经国,家道永昌,福寿承恩,勋荣世守”这李家16字家谱辈分次序可知,李文安的“文”是第一辈,李鸿章、李瀚章的“章”是第二辈,李道豫的“道”就是第六辈。
然而,李道豫尽管出身于李家,但他其实并不是李鸿章或李瀚章的直系后裔。李道豫出身于“老三房”,也就是李文安的三子、李鸿章的亲弟弟李鹤章一门。李道豫是李鹤章的玄孙,因此也就是李鸿章的从玄孙。
李鹤章早年赴京应试不利,于是就留在了家乡发展。太平天国兴起后,李鹤章随父兄操办起了团练,他先是在曾国藩的湘军大营里做了名文书参谋,后来又在李鸿章的淮军中当了一名前线将领。
李鹤章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以道员身份超署江苏巡抚,放在今天就相当于以副省级身份代理正省级职务,晚年被加二品衔。
李鹤章生了三个儿子,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次子李经羲。
清朝覆亡之前,李经羲就已历任广西巡抚、云南巡抚、贵州巡抚、云贵总督。在云贵总督任上,李经羲创办了云南陆军讲武堂,他将之打造为了与黄埔军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齐名的民国三大军校之一,后来的云南省都督、被称为“再造共和第一人”的蔡锷和滇军创始人、广州军政府总裁唐继尧早年都是李经羲在陆军讲武堂的学生。
辛亥革命胜利后,李经羲被蔡锷“礼送”出云南,后来他就追随袁世凯,并被袁世凯指定为了政治会议(相当于国会)议长。袁世凯称帝后,又将李经羲与徐世昌、赵尔巽、张謇一并册封为“嵩山四友”,李经羲由此享有了在袁世凯面前免称臣、免跪拜、可乘朝舆的荣宠。但在护国战争爆发后,李经羲拒绝继续同袁世凯合作,重新站到了自己的学生蔡锷和唐继尧一边。
府院之争发生后,大总统黎元洪免去了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而接任段祺瑞国务总理的正是与他同出淮军系的老乡李经羲。然而,由李经羲领衔的内阁仅仅维持了9天,是北洋军阀政府历届内阁中最短命的。
李经羲生了两个儿子,其中次子李国筠当过安徽财政司司长、内务司司长,最后做到了广东巡按使(相当于省长)、大总统府秘书、大总统府顾问、经济调查局总裁,他和父亲李经羲一样都参与过袁世凯的帝制复辟。
李国筠的妻子是清末翰林院编修赵曾重的女儿。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这个赵家、以及李赵两家复杂交织的姻亲关系了。
赵家来自于安徽安庆,其祖上可以追溯到宋太祖赵匡胤次子、燕王赵德昭。赵匡胤死后,宋太宗赵匡义登基,赵德昭则身兼京兆尹、侍中、检校太尉等要职,他和齐王赵廷美一道位列宰相之前,后来因遭到赵匡义猜忌而自刎谢世。
到了清朝后期,赵氏一门传到了赵文楷这一代。赵文楷是嘉庆年间的殿试状元,他有个儿子叫赵畇。赵畇曾在上书房行走、教授皇子们读书,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赵畇和李鸿章一起回乡办起了团练。
赵畇有个小女儿叫赵继莲,赵畇把她许配给了当时还是江苏巡抚的李鸿章,由此赵畇就成了李鸿章的岳父,李鸿章在赵畇面前总是谦虚地自称“小婿少荃”(“少荃”是李鸿章的号)。
李鸿章与赵继莲生了一个女儿叫李菊藕,李菊藕后来嫁给了晚清名臣、曾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张佩纶。不过,张佩纶的政见和为人都与自己的岳父李鸿章相左,张佩纶始终与洋务派划清界限、反对“西法是尚”,被视为清流派的代表。
张佩纶的父亲、也就是李鸿章的亲家张印塘,曾任安徽按察使。
张佩纶的堂侄张人骏历任漕运总督、山东巡抚、山西巡抚、广东巡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是晚清著名封疆大吏之一。张人骏曾跟袁世凯结拜为兄弟,两人后来又结成了儿女亲家,但最后这对亲家却因为政见不合而“老死不相往来”。
张佩纶有一个孙女,她就是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张爱玲。所以说,张爱玲就是李鸿章的外曾孙女、赵畇的外玄孙女。
除了赵继莲之外,赵畇还有个儿子叫赵继元。赵继元当过的官职不高,但他有个女儿叫赵喜官,赵喜官后来嫁给了李鹤章的儿子、也就是李鸿章的侄子李经羲。自此,李赵两家也就成了亲上加亲。
这还没完,除了赵喜官之外,赵继元还有赵曾重、赵曾裕这两个儿子。后来,赵曾重的女儿嫁给了李经羲的儿子李国筠。也就是说,李国筠娶了自己亲舅舅的女儿、也就是自己的表妹为妻。自此,李赵两家就连续三代人都缔结了姻亲。
至于赵继元的另一个儿子赵曾裕,他就是后来的我国著名居士、大学者、社会活动家、书法家、中国佛教协会创始人之一、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赵朴初先生的祖父。因此,赵朴初与张爱玲之间是远房表兄妹关系。
李国筠有一个儿子叫李家骕,李家骕的妻子林婉如来自于曾经的台湾首富林本源家族,她的父亲叫林鹤寿。林本源家族又叫板桥林家,“林本源”不是一个人名,而是这个家族的商号。早在清朝中叶,林本源家族就已是台湾最大的地主了。
在慈溪太后60岁寿辰庆典中孝敬银两最多的(3万两)就是来自林本源家族的太仆寺正卿林维源,如今安放蒋氏父子棺椁的慈湖陵寝土地也是由林本源家族所捐赠,厦门鼓浪屿上那座著名的标志性建筑“八卦楼”就是林维源侄子林鹤寿的私人别墅,这座“八卦楼”先是被当作了厦门市博物馆的所在地,后来又被改造为了鼓浪屿风琴博物馆。
除了与李家骕结为姻亲之外,林本源家族这一两百年来还曾与溥仪帝师陈宝琛、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前面提到过的晚清名臣沈葆桢、清末实业家“大买办”盛宣怀、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台湾新光集团掌门人吴东进、印尼棉兰华人富商张鸿南等十余个大家族都缔结了姻亲关系。
李家骕与林婉如生下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人就是李道豫。
【三】
尽管李家来自合肥,但合肥对于李道豫来说却只是个祖籍地。李道豫本人生在上海、长在上海,说的也是一口上海方言。
解放战争时期,李道豫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读了高中。南洋模范中学就是由协助李鸿章办理洋务的清末实业家盛宣怀创办的,是中国“公立小学之始”,蒋介石和国民党元老邵力子都曾担任过这所学校的校董。
台积电董事长、台湾“半导体之父”张忠谋,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首任香港特首董建华,他们都是同一时期在南洋模范中学就读的,都算是李道豫的同学。
1948年读高三期间,16岁的李道豫就加入了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当时恰逢上海解放前夕,组织上决定选调一批高中毕业生党员去读教会大学,备选的教会大学主要有两所,即沪江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李道豫就这样被安排去上了沪江大学。
在当时,私立大学尤其是教会大学就是中国高等院校的主流,上海市几所著名高校如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天主教震旦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全都属于教会大学。李道豫就读的沪江大学原名上海浸会大学,新月派现代诗人徐志摩、中国民主同盟发起人之一李公朴都是这所学校的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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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2年前后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沪江大学被撤销建制,沪江大学校址和各学科软硬件分别被划转到了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机械学院(今上海理工大学),所以李道豫毕业时拿的是复旦大学文凭。
至于另外一批地下党员就读的圣约翰大学,它的名气就更大了。作为外国教会在华创办时间最久的一所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素有“东方哈佛”之称,上海高校里第一个地下党总支部就是在圣约翰大学成立的。
顾维钧、宋子文、严家淦、林语堂、荣毅仁、邹韬奋、周有光、施肇基、俞大维、俞鸿钧、张伯苓、经叔平、孔令侃、宋子良、宋子安、丁光训这些在近现代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全都是从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校友。
李道豫一开始读的是沪江大学教育系,后来组织上说进教育系的学生党员太多了,就安排李道豫转去了党员力量相对薄弱的英文系。也就是这一步转专业,为李道豫日后的外交生涯打开了大门。
在李道豫毕业前夕的1952年,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改变。当时美苏争霸格局已然确立,美国在其国内麦卡锡主义思潮的支配下,定下了适度纵容战败国日本重新扩张的战略,美国组织45个国家签署了旨在让日本结束盟军占领状态、恢复正常国家地位的《旧金山合约》。同时美国还拖延朝鲜停战谈判进程,谋求在亚洲建立军事基地,这就对亚太地区的地缘安全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此背景下,中国于1952年联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北京召开了一场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来自全世界37个国家的几百位代表应邀出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举办的第一次大型多边外交活动。为了纪念这场亚太和平会议,当时正在北京安定门以北兴建的国家机关职工住宅区就被命名为了“和平里”。
为了保障亚太和平会议的顺利进行,相关部门从上海市高校里抽调了40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去会场当翻译,李道豫就是其中的一员。
当时,新中国的外交队伍正在按“另起炉灶”的方针从零开始组建,来自部队的中高级将领,解放前就从事外事、地下、统战工作的干部,具备足够素质、专业知识、外语能力的大学毕业生是当时选拔外交人员的三种主要渠道。
在这一背景下,沪江大学毕业、高中就入了党、当过学生干部、还给亚太和平会议当过翻译的李道豫就成了难能可贵的人选。在亚太会议闭幕后的1952年底,李道豫就被分配到了外交部工作,这年他刚满20岁。
成立于1949年10月的外交部,起初的机构设置要比今天精简得多,当时外交部下面仅设立了办公厅、苏联东欧司、亚洲司、西欧非洲司、美洲澳洲司、国际司、情报司、条约委员会、政策委员会等不到10个司局级机构,对外派驻的使领馆规模也远没有今天这么庞大。
李道豫进入外交部后被分配到了国际司。国际司当时的全名叫“国际组织会议司”,按现在的话说就是负责多边外交事务的。
国际司在外交部里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司局,后来随着职能日渐扩充,从国际司又拆分出了不少新的司局机构,比如如今的外交部条约法律司是1980年从国际司拆分出来的,军控司是1997年从国际司拆分出来的,国际经济司是2012年从国际司拆分出来的。
在50年代,当时的外交部国际司把世界上的国际组织划分为了好几种,由各个处室分门别类对口负责。比如国际司一处负责对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组织,国际司二处负责对接资本主义阵营的国际组织,李道豫就是被分配到了国际司二处。
后来,国际司二处更名为了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处(简称国际经济处),这个处也就是后来国际经济司的前身。
在国际司,李道豫历任国际经济处副处长、处长、国际司副司长、司长。1988年,时年56岁的李道豫升任外交部部长助理。
在李道豫之后,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金永健、曾任港澳办主任的王光亚、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李保东、曾任台办主任的刘结一都曾担任过国际司司长。
这其中,刘结一的夫人章启月也是一名资深外交官,章启月曾出使多个国家,不过她最为人熟知的身份还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章启月也来自于一个外交官家庭,他的父亲章士琦曾担任过驻日本大使,章士琦、章启月父女都曾担任过驻比利时大使。
【四】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外交部增设了两个重要的驻外使节组织,一个是设在美国纽约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个是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这两个代表团都是副部级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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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时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的李道豫受命出任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副代表,成了时任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兼特命全权大使李鹿野的助手。
而在抵达日内瓦之前,李鹿野的职务正是外交部国际司司长,他跟原任国际司副司长的李道豫早就是正副职搭档关系,到了日内瓦后两位正副职再度一起搭档。
在李鹿野之后,担任过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的还有钱嘉东、金永健、吴建民、乔宗淮、沙祖康、李保东、何亚非、刘振民等人。
这其中,金永健、沙祖康、刘振民都曾担任过联合国副秘书长,吴建民后来成了驻法国大使。至于钱嘉东和乔宗淮,他们都是外交官世家的代表:
钱嘉东的夫人陈琰曾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他们的儿女辈后来还取得了更高的成就。而乔宗淮的父亲乔冠华曾在70年代担任外交部部长,乔宗淮的岳父彭家伦则是部队宣传领域的一名干将、曾任教育部工农教育局局长。
在原配夫人去世后,乔冠华迎娶了著名民主人士、曾在段祺瑞政府担任过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
章含之曾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中方翻译之一。章含之的前夫是北京大学教授、原北大美国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洪君彦,两人曾育有一个女儿就是知名媒体人洪晃,洪晃的前夫则是著名电影导演陈凯歌。
1990年,已是外交部部长助理的李道豫受命前往纽约,出任常驻联合国代表。而在李道豫之前担任这一职务的,正是前面提到的曾多次跟他搭档正副职的李鹿野。
李鹿野的前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是凌青。
凌青本名林墨卿,他的父亲林步随是清朝光绪年间公费留学美国的进士之一,曾在北洋军阀政府担任过币制局副总裁、铨叙局局长。而凌青的高祖父、也就是林步随的曾祖父则更有名了,他就是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曾任湖广总督、两广总督、陕甘总督、云贵总督、太子太保的晚清民族英雄林则徐。
而在李道豫之后接任常驻联合国代表的,正是后来的外交部部长李肇星。
李肇星也来自一个外交官世家,他的妻子秦小梅曾担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秦小梅的父亲则是著名外交官秦力真。后来,李肇星与著名歌唱家阎维文结为了儿女亲家。
在担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期间,李道豫曾有过一位得力助手,他就是时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的王光亚。
王光亚也来自于一个外交官世家,他最早就是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的,当时他服务的领导还是凌青。后来王光亚回国进入了外交部国际司,自此就成为了李道豫的下属,他和李道豫一样都曾担任过国际司司长、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职务。
1993年,李道豫由常驻联合国代表转任驻美国大使。尽管这两个职务的级别是一样的,驻地也都在美国,然而驻美国大使在中国所有驻外使节当中的重要性可谓无与伦比,尤其是在90年代前期中美关系一度晦暗不明的时刻。因此,上级的这步重用对于时年61岁的李道豫来说还是颇具挑战的。
李道豫的前任驻美国大使是朱启祯,而朱启祯的母校正是前面提到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李道豫的后任驻美国大使正是前面提到过的李肇星,历史上,李肇星曾三度接班李道豫——1990年接任外交部部长助理,1993年接任常驻联合国代表,1998年接任驻美国大使。
多年以后,李道豫在接受一次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谈及当常驻联合国代表与当驻美国大使的感受区别:
前者只负责开会,后者则要负责公共外交——
联合国就像一个大型辩论场,平时“有各种会议让你参加,而且交不交朋友关系不是很大”,“因为别国大使怎么投票,他自己说了不算,更不是我能说服他的,他必须请示国内”,相对来说工作比较简单;
而驻美国大使就不同了,“得到处跑”,“有大量的公共外交要做”,上任后“首先结交州长等官员,还要和大企业主管、重要媒体、大学等进行沟通”,“挨门挨户地拜访议员办公室”,当大使的五年里“足迹遍及全美50个州”,“光是正式演讲就有200多次”,“结交了很多议员朋友,光是在1997年就有100多名参众议员访华”。
前者是主角,后者是配角——
在联合国当代表就像是个主角,需要亲自出面发言、辩论、投票,“没有人替代你”;
但当驻美国大使就像是个配角,“说到底,大使是个服务者”,“不是直接谈判者,而是为谈判服务的”,磋商谈判都是由外长、副外长或者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来负责,“大使馆的工作就是服务,提供情况,出些点子,但不是第一线”。
前者是多边,后者是双边——
派驻联合国这种国际组织就属于“多边”场合,在多边场合“可以吵得很厉害,但下来就马上握手”;
但到了派驻一个国家这种“双边”场合就不同了,“在‘双边’要这样吵,可能就待不下去了”,“在一个国家当大使,是不能跟人家炒翻的,要很策略,很机智”。
李道豫还曾谈到在联合国开会表决时是投弃权票还是投反对票的权衡:
“有些事情并不与我国直接相关,我们可以让它进行,但又要体现我们的差异性”,“20多年前,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远比现在小,但还是要顽强地表现出我们不完全同意的立场,不随波逐流,又避免动用否决权”,所以“那时候,投弃权票是比较策略的一种选择”;
但“现在国力更强盛,话语权比以前大”,所以在表达不同意的立场时就可以更直截了当地投反对票、动用否决权了,因此弃权票也就用得少了。
在90年代末卸任后,李道豫担任了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会长。
常有人把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这几个名称相近的单位搞混,但事实上它们是截然不同的:
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的性质都是行业协会,是需要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其中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的业务主管单位都是外交部,而中国公共关系协会的业务主管单位并不是外交部;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性质则都是人民团体,它们跟工会、共青团、妇联一样都属于“爱国统一战线”的一部分,无需在民政部登记注册,这两个协会(学会)都是承担民间外交、公共外交事务的副部级群团组织,外交部只是行使代管职权。
2019年,李道豫被授予了“外交工作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根据《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为国家最高荣誉。目前,国家荣誉称号包括人民科学家、人民教育家、人民教育家、人民英雄、人民楷模、人民卫士、人民工匠、人民医护工作者、民族团结杰出贡献者、“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外交工作杰出贡献者、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体育工作杰出贡献者等十几种,截止目前共有41人获得过国家荣誉称号。
这其中,与外交领域相关的国家荣誉称号主要就是“外交工作杰出贡献者”这一项,而李道豫正是迄今为止获得过“外交工作杰出贡献者”称号的唯一一人。
2026年,李道豫走完了他94岁的人生。
【尾声】
在李道豫影响下,他的夫人叶兆烈也成了一名“编外外交官”。叶兆烈1990年随夫前往美国后,她曾以大使夫人的身份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在异国他乡挂起了一股“夫人外交”的旋风。
1997年叶兆烈已被病魔缠身,但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个月还在强忍病痛、一丝不苟地履行着大使夫人的职责,塑造了一个鞠躬尽瘁、不辱使命的完美形象,当年她逝世后《光明日报》还曾为她做了长篇通讯报道。
李道豫有一个儿媳是知名女演员、女编导张建新,《武林外传》、《炊事班的故事》都是张建新的作品。
在拍摄《武林外传》时,身为副导演的张建新喊来了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李道豫的孙子李乐衡,让他扮演了剧中的邱小冬一角。后来,李乐衡又参演了《炊事班的故事3》。
不过,李乐衡并没有在演艺这条路上继续下去,他在先后取得伦敦大学、哈佛大学文凭后选择留在了美国,如今1994年出生的他已成了瑞生国际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按照2024年度营业收入,瑞生律师事务所排名世界第二。
或许很多人都有个疑问,为什么外交领域多名门之后呢?野望谷认为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由于外交系统的专业壁垒较高,所以外交人员大多是科班出身,长期扎根耕耘,鲜有从外部调任过来的,外交人员向其他系统或地方输送干部的现象也不是很常见。
针对外交人员,国家颁布有专门的《驻外外交人员法》,设置有单独的外交官衔级制度,历史上外交部曾享有单独招录工作人员的资格,外交人员也常从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这些院校里定向选拔,外交人员被外派出去之后也缺乏与国内其他系统深入交往的机会。
长此以往,一个职业外交官群体也就渐渐形成了,系统内传承沿袭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
其二,外交官得是通晓文史哲各门类知识的通才,不仅要了解国际局势、熟稔他国文化,还得具备扎实的外语功底。这就使得外交人员普遍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成长环境,而这一点恰恰是只有家境殷实的大户人家才能提供的,尤其是在尚不富裕的近代社会。
同时,中国人自古就讲究门当户对,大户人家、名门望族的姻亲对象往往也是大户人家、名门望族,这种“强强联合”不仅整合了两个家族的最优质资源,而且也为后代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更加优越的成长环境。
其三,近代以来由于连绵不断的战乱,加之欧美西方国家的强大吸引力,很多大家世族都倾向于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海外留学,甚至干脆就留在国外定居。
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打开同西方国家的交往局面、希望华人华侨回国献力报效的诉求变得日益迫切起来。显而易见,本就同海外拥有亲属、姻缘、同学、同乡等千丝万缕联系和情谊的名门之后们天然就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的长项也能在这个舞台上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参考资料:上观新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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