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假期本是休闲放松的时刻，从上海到昆山度假的罗先生却因一顿夜宵陷入了维权困境。5月1日晚，他和朋友通过外卖平台在一家超市购买了6盒方便面，收货后发现全部过期，商家起初同意退款，听到罗先生索要赔偿后突然反悔，指责他“搞诈骗”。一方维权，一方喊冤，到底是消费者维权不易，还是商家对“职业打假”产生应激？
视频：“晚上叫外卖”买到6盒过期方便面，消费者反倒陷入自证困局 买到过期泡面商家“先认后赖”
5月1日晚上，罗先生和几位朋友来到江苏昆山花桥聚会，通过外卖平台从“某优便利超市”下单了6盒方便面，准备当夜宵。
“当时我们在酒店里，想叫几盒方便面吃。”
罗先生回忆，外卖很快送到，他拆开包装准备泡面时，习惯性地看了一眼生产日期，发现是2025年8月生产，保质期6个月，意味着这盒方便面在2026年2月就已经过期了。
方便面底部写着“2026 02 19前食用”
他又翻了翻剩下的5盒，一模一样，全都过期了两个多月，于是罗先生立即通过外卖平台联系了商家。
“客服一开始态度挺好的，说不好意思，让我们把货退回去，把钱退给我们。”
但是，罗先生并不接受仅仅退款的处理方式，在他看来，商家售卖过期食品，已经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他提出退货退款后，还要求赔偿1000元。
就是这句话，让超市老板的态度急转直下，商家得知罗先生要“按规定来”后，态度立刻变了。
“对方就变卦了，不承认了。”
罗先生说，商家直接否认这些过期方便面是从她们店里卖出去的，到后面直接说这是在敲诈。
无奈之下，罗先生和朋友直接赶到了超市，并选择了报警，民警到场后联系了超市老板，老板在电话里依然坚称罗先生他们在诈骗，当晚民警只能建议罗先生等人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或通过法律诉讼解决问题。
“他们第一次打电话来的时候说退款，但那一次我们没有录音。”
罗先生懊恼地说，他没料到，商家的态度变化这么快，自己却因为没有留下关键证据，一下子陷入了被动。
如今，罗先生保留了全部6盒过期方便面，连外卖包装袋上的订单小票都没扔，同时他也向江苏12345市民热线反映了相关情况，希望能得到一个解释。
“东西全都在，一口没吃，单子也在，怎么就成了我讹他了？”
老板喊冤“以前碰到过讹诈的人”
“我们没有过期的，所有临期都能退货，厂家都给退。”
近日，新闻晨报·申度新闻记者联系上“某优便利”超市的老板，对方坚决否认曾售出过期食品。
老板解释称，厂家业务员会定期来店里盘点库存，临期商品会及时下架退回厂家。
“过期我们能退，我们何必卖过期的呢？”
面对五一当天与罗先生等人的纠纷，老板说罗先生报警后，警察来过店里，检查了货架上的同款方便面，没有发现过期的食品。
“从我们店走出去，还有骑手经手，过了好几道手，谁也说不清。”
老板坦言，对于消费者声称买到过期食品，她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了，“有很多这种诈骗的，有碰瓷的。”老板直言，此前有人来买一个包装的卤蛋，拿着东西就说过期了，也是索赔1000块。
“你也不是警察，你瞎报道，我们也不答应。”
对于事情的真相如何，老板告诉记者，她也希望市场监管部门能调查清楚，但是面对记者的采访，对方也表现得有些警惕。
5月7日，罗先生收到昆山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短信通知：“我局于2026年5月1日收到你向我局投诉便利超市的消费者权益争议，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决定受理。”
5月12日，新闻晨报·申度新闻记者从昆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针对罗先生的投诉，他们于5月11日去超市调查，暂未发现过期的同款方便面。
“昨天下午，我们工作人员在店内发现了3包过期的牛板筋，已经立案了。”
上述市场监管工作人员表示，目前需要罗先生将补充证据提供至指定工作邮箱，等待进一步调查和调解。
面对罗先生的指证，以及超市老板的辩解，过期泡面事件是否会陷入“举证难”的困境？
记者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到，2025年，广东潮州的陈先生深夜通过外卖平台购买方便面，发现8桶都已过期22天。商家同样以“证据不足”“存在调包可能”为由拒绝赔偿。法院审理后认定：陈某收货后不到一小时就反馈问题，提交了订单记录、包裹实拍图、聊天记录等证据，内容连贯完整，证明过期商品购自该超市，最终判决商家赔偿1000元。
同样是2025年，吉林市的王某在超市购买矿泉水，喝了几瓶后才发现已过期两个多月。超市辩称“消费者未当场查验，自身存在过失”。法院经审理指出，消费者无义务在购买时逐件检查食品保质期；经营者因管理疏忽导致过期商品上架，对商品质量负有首要责任，判决超市承担惩罚性赔偿。
记者注意到，我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明确规定，只要经营者销售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就可以主张十倍赔偿，且最低赔偿额为1000元。
但是，消费者买到过期食品后，因证据不足导致无法获赔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近日，在湖北团风县人民法院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中，消费者张某通过外卖平台在某超市购买3杯酸奶，收货后发现其中1杯已过期5天。张某随即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商家赔偿1000元。尽管张某持有订单记录、过期实物以及与商家的聊天记录，法院最终仍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其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认为，张某提供的过期酸奶外包装条形码系该款产品的通用编码，并非涉案超市的专属追溯码，无法证明该杯酸奶即是从该超市售出。此外，虽然商家在沟通过程中曾提出“退换”，但法院认定这属于“为化解纠纷而提出的方案”，不能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自认”。由于张某未能提供完整的“开箱视频”或能够锁定流通环节的其他证据，无法形成从“平台下单”到“收到过期商品”的闭环证据链，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如何破解消费者维权举证困境？
罗先生的遭遇折射出当前消费维权难的现实困境：在缺乏第三方有效见证的情况下，消费者拿什么证明“这盒过期方便面就是从这家店买的”？
罗先生保留了订单截图、外卖小票以及6盒未开封的过期方便面，在他看来，这已经是能力范围内最完整的“证据链”了。但在商家“可能是骑手调包”“可能是顾客自己换的”的辩解面前，这些证据似乎都值得再次推敲。
有法院明确指出，如果消费者能提供开箱视频，形成“从包裹到商品”的完整记录，则是锁定证据最有力的方式。
问题在于，要求每一个消费者在收到外卖时都架起手机全程录像，未免强人所难。
但与此同时，商户也有自己的苦衷。这家超市的老板反复强调“以前碰到过讹诈”，这种“一朝被蛇咬”的防御心态，在商家中同样相当普遍。
如今，以牟利为目的的职业索赔人并不少见，他们利用商品标签瑕疵、临期食品未及时下架等“软肋”，通过规模化举报、威胁曝光或诉讼手段索要高额赔偿。职业索赔人的存在，使得部分商家在面对正常消费者维权时，容易产生“应激”——你索赔，你就是讹诈；你报警，你就是想闹大。
当消费者的正常维权被贴上“讹诈”标签，当商家因害怕被讹而选择“死不认账”，这场博弈中，真正受损的是整个消费环境的信任基础。
《食品安全法》第 148 条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初衷是抬高违法成本、压实经营者主体责任，守护食品安全底线，而非让消费者与商家陷入自证清白的猜疑内耗。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能苛求普通消费者每一次消费都必须开箱录像，这既不符合日常消费习惯，也违背了维权的便民初衷；更不能让商家一句“疑似调包”就轻松免责，将举证压力全然转嫁给消费者。
要破解这一困局，需要凝聚多方合力：商家应主动完善进货、出库、配送全流程溯源记录，用标准化流程自证合规；平台需优化订单溯源、配送留证、纠纷调处机制，为双方提供中立凭证；司法与监管层面应结合日常消费场景，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同时严厉打击恶意索赔行为，区分合法维权与职业讹诈。
唯有让责任归位、信任归位，才能跳出 “消费者难自证、商家怕被讹” 的死循环，让惩罚性赔偿真正成为守护消费安全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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