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主角们都在“找爸爸”|乔峰|武侠|段誉|王语嫣|金庸|韦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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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主角们都在“找爸爸”

作者●晏凌羊

我们这代人爱看武侠小说，是因为它虚造了一个游离于现实规则的世界。

大侠们似乎从不担心生计。他们的都不需要从事生产活动，就天然变得有钱。

而且，他们可以游离于法律和衙门之外，杀人也不用偿命。

正义可以由个人手持利剑来执行，而不需要由哪个县令来和稀泥。它迎合了我们内心深处对“绝对正义”和“即时反馈”的渴望。恶人当场伏诛，无需复杂的司法程序，这种简单直接带来了巨大的情感宣泄。

它当然也有规则，那套规则的约束力也极强。违背侠义之道的人，会成为整个武林的公敌。

它更注重个人实力。个人武功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执行“正义”的能力和话语权的大小。它也讲裙带关系，但这种“找关系”不至于太脏。

我们沉迷的，不仅仅是暴力的释放和自由的幻觉，更是其中那些在现实中也无比珍稀的品质：对承诺言出必践（江南七怪与丘处机的打赌）、对爱情的坚贞不渝（杨过与小龙女）、对公平正义的朴素追求（所有侠客的行事准则）。

但也许，金庸最想写的是《鹿鼎记》，那才是他认可的终极江湖。它回到体制的轨道上来了。

《鹿鼎记》确实是一部“反武侠”的武侠小说，是金庸先生对之前自己构建的整个江湖体系的一次彻底解构与升华。

在《鹿鼎记》里，功夫再好，也怕菜刀。

天下顶尖的武功高手（如归辛树、洪安通），最终都敌不过政治权谋和人心诡诈。

陈近南“平生不识陈近南，便称英雄也枉然”，武功智谋均为上选，却依旧被困于忠义的枷锁和主上的猜忌中，最终死于小人之手。

你看，绝对的武力（实力），在复杂的社会权力结构面前，往往是苍白无力的。

书中最典型的侠客代表陈近南和天地会，怀抱着“反清复明”的崇高理想，但在现实中却步履维艰。

他们的行为充满了悲壮感，因为在一个规则已然改变的时代，纯粹的“侠义”可能无法成事，甚至会成为一种负累。

而韦小宝，是这个江湖里最大的异数。他几乎不会武功，满口谎言，贪财好色，但他却能通吃四方，左右逢源。他成功的核心武器是什么？

他精通人情世故，深谙“花花轿子人抬人”的道理，善于处理和维系各方关系。

他不被任何僵化的教条束缚，一切行动以“生存”和“利益”为最高准则，但又保留了基本的良知底线（比如对朋友讲义气）。

他利用规则，而非挑战规则。他并不想推翻朝廷或江湖的规则，而是巧妙地钻营其中，利用这些规则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

所以，金庸通过韦小宝这个形象告诉我们：真正的江湖，不是靠降龙十八掌或独孤九剑，而是靠对人性的洞察、对规则的利用和一套高度灵活的生存哲学。

金庸的创作历程，是一个从 “造神”到“写人” 的过程。郭靖、乔峰都是“神”，是理想化的道德楷模。

韦小宝是“人”，是一个有无数缺点但也有可取之处的、活生生的现实个体。

我认为，《鹿鼎记》才是金庸最终认可的江湖。这并不是说他否定了郭靖、杨过们的光芒，而是他清醒地认识到，那个充满浪漫主义气质的、靠个人武力就能快意恩仇的古典江湖，或许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真实的“江湖”——即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则，早在《鹿鼎记》里就被写尽了：它不属于最善良的人，也不属于最能打的人，而属于最懂得“人”和“规则”的人。

金庸大概也是在领悟到这一点之后，开始修改年轻时写过的这些小说（新修版），修改了很多令三联版读者不能接受的情节。

他亲手撕碎了许多童话般的爱情面纱，注入了人性的犹豫、瑕疵与复杂性。

比如，三联版的黄药师是深情、潇洒、完美的“东邪”，对妻子冯蘅一往情深。但新修版，揭示了黄药师对弟子梅超风曾有朦胧的、压抑的爱恋之情。

三联版让王语嫣来到段誉身边，看似“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新修版里的王语嫣选择回到慕容复身边，而段誉在登基为帝后也醒悟，自己对王语嫣的痴迷不过是“心魔”，是“求不得”的执念，而非真正的爱情。

新修版中，陈家洛在香香公主去世后，竟产生了对霍青桐的不轨念头。《碧血剑》则明确写出了袁承志在温青青与阿九之间的情感摇摆。

金庸或许是想告诉我们，爱情充满变数，英雄也有卑琐，执着或许是空。可这对于渴望在武侠世界中寻找理想国度的读者来说，无疑是残酷的。而他最大的价值，就是构建了这个理想国度。

试想一下，如果《鹿鼎记》的署名不是金庸，或许真没太多人爱看的。

金庸的创作，当然也有其局限性啊。

比如，女性角色，一般被限定为对男主角的“考验”“奖赏”或“牺牲品”，以此来完成对男主角的品格塑造和情感历练。

像南兰、岳灵珊、朱九真这类角色，她们的选择（背叛/看不上主角）构成了对男主角的伤害或者说历练，然后，她们没有一个能得到好结局。虽然男主角可能也为她们的结局感到唏嘘，但总体上读者看着是爽的。

传统武侠叙事，本身就是 “男性中心主义” 视角——伤害了英雄的女性，其本身的价值（幸福、生命）是可以被牺牲的。

至于像程灵素、公孙绿萼等女性，甘愿为男主角牺牲，是男主角人格魅力的最高证明。像郭襄、程英等人的“万年单身狗”设定，则是一种 “精神上的守节” 。

她们的终身不嫁，在象征意义上成为了对男主角永恒爱慕的“活纪念碑”，极大地满足了读者（尤其是男性读者）的幻想——你看，你得不到我，但永远想着我。

所以，你也不能说金庸晚年对王语嫣结局的修改，完全是败笔。他没有把王语嫣作为奖品，奖赏给段誉，而是牢牢记住了她对段誉的嫌弃和利用，把她扔去伺候慕容复。

金庸笔下几乎所有的男主角，包括杨过、乔峰、段誉、虚竹、石破天、张无忌等，几乎都没有爸爸，然后一生都在找爸爸.....这也是金庸的无意识投射。

他的父亲在特殊历史时期被错杀，这成为他一生无法释怀的创伤，也让他把这种情感深刻地注入了他的男主角身上。

杨过找杨康，乔峰找萧远山，段誉找段延庆，虚竹找玄慈，张无忌找谢逊（精神上的父亲）……金庸也通过武侠这一形式，重新探讨了个人与家族、传统和身份的关系。

主角们往往在找到父亲的同时，也确认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命运归属。

可是，话说回来，谁没有创作局限性？连曹雪芹都有，事实上就是局限性创造了锻造了独特性。

一个创作者选择拥抱什么，对抗什么，妥协什么，最终构成了他独一无二的风格。

金庸1924年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20岁（抗战期间）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毕业后（抗战也胜利了），进入上海《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

当时，《大公报》上海馆决定公开招聘三名翻译。应征者高达109人，年纪最高者60余岁，最小者23岁，竞争不可谓不激烈。

《大公报》上海馆在应征者中择其优秀者10人参加笔试，让大家把电报一份、社论一篇译成中文。金庸仅用65分钟就第一个交卷，随后立即进行口试，金庸的笔试、口试成绩都是榜首。

到了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急需一名翻译，《大公报》上海馆原定派另一位姓李的翻译前往，当初也是和金庸一起参加公开招聘而进入《大公报》上海馆的。

但是，这位李姓翻译刚刚新婚，不愿意离开妻子，所以，报馆征得查良镛意见后，暂派金庸前往香港馆工作，金庸这才得以在香港留了下来。

想象一下，如果当时金庸没去成，他的命运可能就会完全不同。

在1951年的时候，金庸父亲因为是地主（还是个好地主）而被枪毙。当时金庸听闻这个事情，晴天霹雳、悲痛万分。

金庸的后妈顾秀英把尸体拉回家，连夜下葬，连坟头都没有敢起一个。之后的几十年，顾秀英四处奔走，申诉喊冤。直到1981年，邓公说：“愿意见见查先生。”金庸父亲的的冤情才得平反。而心愿了结的顾秀英，在1985年溘然长逝。

时也，命也。

*作者：晏凌羊，女，80后，中国作协会员，2001年云南省丽江市高考文科状元。著有畅销书《离婚七年》《所有的逆袭，都是有备而来》《公文写作》等畅销书十几部以及儿童绘本《妈妈家，爸爸家》。拥有十几年金融从业(管理)经验，现为广州某文化信息咨询公司创始人、某文化传媒公司联合创始人。出生于云南丽江，现居广州。乐以文字为窗，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有血有肉，有泪有笑，有错有对，期待与您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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