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凌羊

作者，著有《愿你有征途，也有退路》等。

我给家乡教育事业先行捐款了两万元。

晏凌羊

作者，著有《愿你有征途，也有退路》等。

今天下午本来还想参加一场沙龙，但想到晚上要陪女儿看演唱会，只好婉拒了。我现在的续航能力决定了我一天只能参加一场活动，多了就电量耗尽了。岁月不饶人。

晏凌羊

作者，著有《愿你有征途，也有退路》等。

逗号粉的德国歌手叫chris James。
我说，我以前粉过james blunt，比你粉的歌手唱得好听，旋律也好，传唱度更广。经典就是经典。她说，你贱不贱啊？

晏凌羊

作者，著有《愿你有征途，也有退路》等。

这位大哥说的某房地产公司就是恒大。他作为供应商，根本想不到恒大付不出钱来。就像买了恒大房子的人根本没想到房子会烂尾。

晏凌羊

作者，著有《愿你有征途，也有退路》等。

我有个暴论，我们普通人一般只能赚到同龄人或者顶多小自己二十岁的人的钱。
同龄人之间，不需要解释太多。你经历的，对方可能也经历过；你相信的，对方大概率也相信。你的痛点，也是他们的痛点。小二十岁，你可以大概理解他们的处境，也能用他们能接受的方式表达。你可能不知道他们最时髦的词，但你懂他们的迷茫、他们的成长痛。所以很多40多岁的人，能赚到20多岁人的钱，比如职场经验、人生规划、情感建议，因为这些东西有跨年龄的价值。再往下一二十岁，那是完全不同的一套语言系统和文化系统。你听不懂他们的音乐，看不上他们的审美，理解不了他们的消费逻辑，更别说让他们为你买单。你以为你在讲道理，他们觉得你在说教。你以为你在给经验，他们觉得你在装。这种情况下，赚钱就变成一件很费劲、很低效的事。赚钱不是靠“我有什么”，而是靠“我能不能理解你想要什么”。年龄不是核心，认知和共情范围才是核心。你无法理解的人，你自然也无法提供价值。你觉得有道理不？哈哈哈。

晏凌羊

作者，著有《愿你有征途，也有退路》等。

这不就是我们年轻时候听的轻摇滚吗？可我现在觉得太吵了，放弃了（合计）360元的票钱，出来听免费的了。
真的是老了。我从轻摇滚里听到的，不再是青春的热闹，而是与自己当下心境不匹配的喧嚣。以及，我的老腰疼，我站不了那么久。一墙之隔，里面是卖演唱会门票的商业化小众歌手，外面是免费歌手。热爱和变现之间，隔着一道巨大的现实鸿沟。能跨越的人，要么天赋异禀，要么运气极好，要么极度能熬。大多数人，只是在自己的生活里唱给自己听。而当我的小孩听的是我安全不了解也不感兴趣的音乐，你会发现：嘿，原来，“我们终将孤独，哪怕跟小孩的人生也只是有一点交集”这事儿，是真的。而我们，终将要越来越诚实地面对孤独的自己。

晏凌羊

作者，著有《愿你有征途，也有退路》等。

陪着一个还在看《熊出没》的未成年人挤在一群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中间………大家都是站票，要站两个多小时，我肯定受不了。
我进场馆的第一件事是观察安保措施、安全出口、粉丝素质、男女比率、人流聚集程度以及疏散出口…… 一会儿观摩下这个来自德国的idol是否礼貌、是否真有唱功、价值取向是否正确。我真是个老登了。

晏凌羊

作者，著有《愿你有征途，也有退路》等。

我们80后是被父母打骂的一代，长大后就想给孩子一个好的精神环境。我们知道被否定、被贬低、被情绪勒索是什么滋味，所以拼命想切断这种代际传递。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结果咧？我们的孩子生活在“孩子被当成宝贝”的一代，结果我们又被孩子PUA，成了“两头受气”的夹心饼干。这里的“PUA”，一部分可能是孩子在试探、在操控，用情绪来要挟父母，以达成自己的目的。比如，我刚给孩子讲的道理，孩子其实已经听进去了，但面子上下不来，就要怼我、给我气受。但更多时候，是父母太想“做个好父母”，把孩子的每一句抱怨、每一种情绪，都当成自己的责任。孩子说“你根本不爱我”“你不懂我”“你扫我兴了”，我们立刻陷入愧疚，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又做错了。这种过度的自我怀疑，反而让孩子学会了用情绪控制大人。而这种过度自我怀疑，是如何产生的？是被父母长期训练出来的。夹心饼干的本质，是两代人都没学会边界。父母那一代，是边界太硬，把孩子当附属品；80后这一代，是边界太软，把孩子当成了自己人生的中心。太硬会伤孩子，太软会累自己。健康的爱，不是永远满足，不是永远理解，而是“我爱你，但我也有我的底线”。孩子可以有情绪，但情绪不能成为操控我们的工具。所以，80后最需要学的，不是如何更完美，而是如何允许自己“不够好”。你不可能既弥补自己童年的所有缺失，又同时满足孩子的所有期待。你只能做60分的父母，剩下的40分，留给自己。你不欠上一代一个完美结局，也不欠下一代一个无痛人生。你只需要做一个真实的、有边界的人。

晏凌羊

作者，著有《愿你有征途，也有退路》等。

陪逗号来看演唱会，是我完全不认识的歌手，单人票价340元。
路上遇到有人换纪念票的，说是免费的，但小孩拿到手后，对方才说要收20元工本费，结果，逗号在诱导下很畅快地付了40元（我事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说，换我遇到这种诱导性消费，我肯定会觉得被冒犯。明码标价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原则，你不能一开始说免费，但操作过程中又突然加钱。而你作为买单的人，跟卖家地位是平等的，就不要怕得罪人，人家让你干啥就啥。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问题。如果你想要一张纸做成的纪念票，买一张就行了，没必要在诱导下把我那份也买了。不管你遇到的是啥人，都要敢于坚持自己的主见和判断，以及带有批判性思维。别人跟你提个要求，你首先思考的应该是这人是谁、Ta是不是有资格对我发号施令、我是不是应该听Ta的，而不是本能地去服从跟你地位平等的人的命令和Ta们制定的规则。结果，我的说教惹逗号不高兴了，说就不该让我陪着来，说花的又不是我的钱，说我不该扫她的兴。我也来气了。就是遇到一些事，教她一些事。就她的兴才是兴，老娘的不是？！以及：凡事优雅、体面、不会动气的牛逼人，请不要教我怎么当妈，会被拉黑。

晏凌羊

作者，著有《愿你有征途，也有退路》等。

这次回乡，我发现过得好一点的家庭往往是：夫妻俩，一个体制外做生意+一个在体制内应援的组合。而且，这几乎是普通家庭能搭出的最稳的结构之一。
因为这两个角色，恰好完成了家庭的攻守平衡。体制外的那个，负责做生意、跑市场、抓机会，撑起家庭的上限；体制内的那个，负责防守，稳定收入、医疗养老、社会关系，守住家庭的下限。生意好了，全家向上走；生意差了，至少还有一份固定工资兜底。这种结构最大的好处是“家里不会掉到哪去”。双方不需要都去冒险，也不会一起被风险拖垮。尤其是在县城或小城市，体制内身份不仅是一份工资，还意味着人脉、信息、信用。做生意的人如果家里有个在体制内的，很多事情上会顺畅很多。反过来，体制内的收入有限，家里有人做生意，日子就能比别人宽裕。两者互相补位，比单打独斗轻松。体制内是前置竞争，进去难，但后面稳；体制外是后置竞争，进去容易，但一辈子都要拼。一个家庭里同时拥有这两种力量，就像把两种人生模型拼在了一起，互相补足。一条腿在岸上（体制内），一条腿在水里（做生意）。水里的那条负责往前探，岸上的那条保证不摔倒。这个结构的好处是，没有人需要同时承担所有风险。当然，这种组合成立的前提是：两人目标一致、分工明确、互相认可。如果一方觉得吃亏，就容易出问题。我是没办法，我是曾经守，后来攻。而且，现在是一个人把攻和守都扛在了自己身上。既做摇钱树，也做聚宝盆，还顺便做了全家的安全垫。累是肯定很累的了。

晏凌羊

作者，著有《愿你有征途，也有退路》等。

我炒股可能是被下了魔咒。
一买就跌，一卖就涨.....炒股二十年，没能在股市里赚到一分钱，但亏出去了好多。后来我决定不再相信自己，选择相信一直炒股但获利颇丰的朋友。我跟着他买，结果买入三个月了，那只股票从买入那一刻开始，就陷入亏损状态。是不是我的炒股霉运像霉菌一样会传染？

晏凌羊

作者，著有《愿你有征途，也有退路》等。

刷到一个短视频，是一个女的说她当年曾经坐过许家印的私人飞机并在飞机上跟他打牌，输了六十万的筹码但许家印没要她的钱。还说当时在私人飞机上吃了好多很好吃的零食.....周围人调侃说，那时候她是向上社交，现在如果许家印给她打招呼，是许家印在向上社交。她嘻嘻哈哈回应说，她在里面也回复不了信息。
许家印当然是罪有应得，但这种落井下石也让我深感不适。李雪琴当年是吴亦凡带火的，但她从来不会对吴亦凡落井下石。这不是对吴亦凡的维护，这是对自己的维护。她不想成为“墙倒众人推”时那个再去推一把的人。就我自己而言的话，能上人家私人飞机打牌的关系，不管人家最后落魄成啥样，我可能都不会把人家的这些境遇拿出来公开调侃。

晏凌羊

作者，著有《愿你有征途，也有退路》等。

为什么本国男娶外国女，能让那么多人感到光荣和自豪？而本国女嫁了外国男，又让他们那么多人破防？这不是个人的选择嘛？
这套逻辑里，男性是主体。他可以自由选择，他的选择是被鼓励的。女性是客体。她的选择是被审视的，她选对了是“运气好”，选错了是“你背叛了自己的族群”。跨国婚姻本身就是个人选择，不需要被赋予任何国家、民族或性别的附加意义。那些为此破防的人，真正破防的其实不是“她嫁给了外国人”，而是她没有按照他们预期的剧本去活。可你自己的婚恋都还没理顺呢，替别人操心什么？本人结个婚，你的民族身份、性别身份、文化认同被威胁了？你咋那么脆弱啊？

晏凌羊

作者，著有《愿你有征途，也有退路》等。

《欢迎来龙餐馆》真实再现了战争形态。那些在网上叫嚣战争的人，没有闻过硝烟，没有踩过尸体，没有在逃亡的人群里被推倒过，踩踏过，所以他们可以轻飘飘地说出“打一仗就好了”。这部电影最直接的价值，可能就是让这些人隔着银幕感受一下战争摧毁一切的瞬间。
电影里面的每个人都可以被理解。遭受酷刑的校长，组织恐怖分子反抗，后续培养和欺骗小孩去做人肉炸弹。妻儿丧生的老扎，后期黑化加入恐怖组织，再后来又良心发现放走了徐福救下的小孩。李治廷演的美国大兵一碰到小孩碰他的枪就很应激，几次表达只想回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正义的事，但战争哪有正义可言？全是利益。所有人都被战争裹挟，身不由己。你只能看着，看着每个人都被卷进去，看着他们做出伤害别人的事，也被人伤害，然后告诉自己：“他们不是坏人，他们只是走不掉了。” 这部电影真正的残忍，不是它拍出了死亡，是它让你意识到：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作恶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坏人。这才是战争最可怕的地方。它把所有界限都模糊了。正义和罪恶混在一起，好人和坏人混在一起，仇恨和爱混在一起。你踩进去，就再也分不清了。徐福一开始是中立的，他不想卷入任何一方，他只认具体的人，所以，谁的钱都赚，谁的饭都做。他以为自己可以站在战争之外，用厨师的锅铲划出一道安全线，但他的合伙人炸死了他的朋友，他也一次次被卷入进去，根本无法置身事外。而俊生的去世，最终让他决定完成朋友的遗愿，践行自己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徐福在龙餐馆里做饭，在监狱里做饭、在逃亡前给孩子们做最后一顿饭。他的锅铲一直没有停下。这大概就是导演想说的：无论世界多疯狂，人总得找一件能温暖和抚慰他人的事来做。暴力和战争从来不是解药，温暖和爱才是。

晏凌羊

作者，著有《愿你有征途，也有退路》等。

可以搬运，但为啥要这么做呢？

晏凌羊

作者，著有《愿你有征途，也有退路》等。

刘秀祥的经历好励志啊，我觉得他几乎是一个圣人了。
刘秀祥的开局，是地狱级难度。1988年，他出生在贵州望谟县一个偏远山村，4岁时父亲病故，母亲因打击患上精神疾病，生活无法自理。没多久，哥哥、姐姐也因不堪重负离家出走，只剩10岁的他，独自撑起这个家。为了活下去，他捡废品、打零工、跟着大人上山采药。最难的时候，他和母亲住在用稻草搭的棚子里，甚至租过别人家的猪圈栖身。但即便这样，他也没想过放弃学业和母亲。 2008年，他考上山东临沂大学。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他去上学，母亲怎么办？他的选择是：带着母亲一起去。就这样，他背着母亲，从贵州的大山走到了山东的大学。这个故事被媒体报道后，他“千里背母上大学”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 2012年大学毕业后，他本可以留在城市，有份年薪50万的工作。但一个电话彻底改变了他的选择：他资助的一个老家女孩，突然不想读书了。这件事让他意识到，个人的成功无法改变家乡的整体困境，他必须回去。于是，他放弃了高薪，回到望谟县，成为一名普通的特岗乡村教师。他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或许解释了他的所有选择： “当时离开是为了摆脱贫困，但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走出大山不是为了逃离大山，而是为了更好地建设和发展大山。” 回乡后，他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家长和孩子普遍不重视教育。于是，他发起了“助学走乡村”公益行动。此后的十几年里，他利用周末和假期，骑着一辆旧摩托车，跑遍了望谟县的所有村寨。他骑坏了8辆摩托车，成功劝回了1800多名辍学的孩子重返校园，并牵线资助了超过7000名贫困学生。他创办的工作室，累计为4000多名学生筹集了超过1000万元的助学金。如今，刘秀祥已是望谟县实验高中的副校长。他获得了“全国最美教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还是党的二十大代表。他时常带学生回自己老家看看，告诉他们“祥哥在这样的环境都能走出来，我也一定能”。他希望用自己的故事，让更多孩子相信奋斗可以改变命运。更令人欣慰的是，他曾经的学生，很多大学毕业后也选择回到大山，成为了新的“守梦人”。他一个人的坚守，已经变成了一群人的接力。他的故事之所以如此动人，正是因为他证明了，在最贫瘠的土地上，一颗纯粹而坚韧的心，真的可以开出花来。他不仅自己走出了大山，更把自己活成了一条路，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循着他的足迹，走向更广阔的天地。看这眼神，我觉得真的是散发着圣人的光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