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政府，如何靠"保健食品"，忽悠吃不上饭的穷苦老百姓？|1945年|保健食品|国民|大米|小麦粉|日本政府|饲料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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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45年，日本国民当然根本没那个心思去关心高级料理店的生存问题了，他们关心的就是自己的下一顿饭。

无论是不是犯罪，他们都必须去从事“粮食黑市交易”了，因为食物从国家配给到老百姓手上之前，要经历“层层盘剥”。根据战后对司法省刑事局的高等级秘密资料《经济资料第八十七辑关于粮食相关犯罪的调查》，1944年2月以后，由于鱼类、蔬菜类的配给量显著下降，日本全国“粮食相关犯罪”数量急剧增加。

1、吃饭的困难

首先，农村地区生产组合职员贪污蔬菜类食物的案件增加。其次，负责批量接受单位的检查人员从中贪污的案件增加。接下来是统制组合职员根据所谓“量情裁处”进行贪污。到了下面还有町会职员、邻组长通过伪造、涂改配给账本和配给券骗取粮食。在这套体系之外，还有作为粮食配给机关的粮食营团从业者贪污、盗窃配给大米。

粮食运输人那里也有不少漏洞。在鱼市场中，从事搬运作业的所谓“轻子”(搬运工)在作业中，也会盗取鲜鱼藏在怀里，干完活就直接拿回家。为了防止这些“粮食相关犯罪”，日本警察不断加强打击举措。

难以靠国家配给食物存活的日本国民，顶着“非国民行为”的罪名，将黑市的粮食价格不断推高，同样是《经济资料第八十七辑关于粮食相关犯罪的调查》这份资料，记录了警察暗中调查的东京、大阪两地食品黑市的价格，如下(价格日元):

配给精米1升，公定价格0.45，东京黑市价15，大阪黑市价15。
砂糖1斤，公定价格0.4，东京黑市价15.36，大阪黑市价18。
鸡蛋1个，公定价格0.065，东京黑市价0.5，大阪黑市价0.5。
牛肉100克，公定价格1.6，东京黑市价5，大阪黑市价8。
芋头100克，公定价格0.085，东京黑市价0.5，大阪黑市价0.25。
鳗鱼100克，公定价格0.7，东京黑市价4，大阪黑市价1。

以上是全面物资统制刚刚开始实施，1944年2月至3月调查的情况。到了1945年，食品黑市价格犹如火箭蹿升，几倍到十几倍的差价只能算是“底限”。当然，所谓食品黑市，绝不是任何一个老百姓随便走到街角就可以进去采购的。说到底，还得是有一定财力积蓄的家庭才会有“黑市商人”上门，偷偷进行推销。

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唯一的法子是亲自到乡下去，从农户那里，用钱买或者直接用物品交换一些食物。这属于“经济犯罪行为”，所以去乡下买食物的老百姓也得有认识的亲戚或朋友在乡下，或者有中间人介绍才行。城里人下乡，然后搬运蔬菜、米袋子等回城过于“显眼”，被经济警察抓获的“粮食相关犯罪”者也大多是这些老百姓。

现在把视线转回到1944年5月福冈女校出版的《战时食生活指南》上来。虽然要鼓吹国民全体一致厉行节约，但《战时食生活指南》除了把厉行节约的原因归结为可为“圣战”增添战力，还从日本的“光荣”历史里面寻找理由。

当然这套历史是战前谁都不可以质疑，但实质是以神话传说为基础的“皇国史观”。从“天照大神采取稻穗授给皇孙”开始，把日本古籍《日本书纪》《风土记》《万叶集》《廷喜式》中历代天皇如何节约食物的段子，都拿出来吹嘘一遍，还要加上北条时赖、丰臣秀吉、加藤清正等古代“榜样”。

但是，摄入食物太少毕竟会影响人的体力和健康，特别是战争重担压在每一个人肩头的情况下，于是《战时食生活指南》接下去介绍所谓“保健食品”，通过遵照营养科学的食生活，不但减少国民的食物消耗，反倒还能让人更健康。

将减少粮食消耗和“保健食品”联系起来，不是1945年才有的事情。至少从1941年，也就是临近对英美发动战争之前，日本从上到下就掀起了所谓“国民食”运动。这场运动首先批判所谓的“美味食物”，说无论吃起来多么令人愉悦，在人体健康方面都是百害而无一利。

为了从营养学角度确保健康，就需要从“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什么样的食物和料理法是最好的。

在当时与日本作战的国家眼中，乃至战后的日本人眼中，战时日本是一个充满了宗教性狂热情绪、毫无理智的国家，但实际上，当时的日本从上到下，开口闭口都是“科学”，连一亿国民的胃都以“科学”的名义管理了起来。

《战时生活读本》从另一个侧面来证明“战时食生活”的科学性。作者引用了大阪帝大理学部浅田教授说的故事。浅田去德国留学，借宿家庭只有一位80多岁的德国老太太，专门为浅田准备了米饭，做法是把米用热水煮成粥，在上面浇牛奶、可可粉和白砂糖的混合物。这在浅田看来，是很奇怪的米粥。

2、忽悠人的“保健食品”

浅田告诉德国老太太如何煮普通的米饭。经过几次失败的尝试以后，煮成的米饭就变得很可口了。浅田询问为什么能做得这么好，老太太回答说，她已经总结出最初应该放几克米、多少水、煤气的火候多高等数据，最终以科学的方法完成了煮饭。作者感叹说，不愧是德国，就连主妇在厨房中也具有科学家气质，在日本这样的主妇可没有几个。

作为战争盟友，德国是日本从上到下大力推崇的“样板国家”。德国人在厨房里使用精确的测量工具，似乎是一个长久流行的“段子”，源头说不定就是像太田清文《战时生活读本》一类的战时宣传。那么，日本战时的“保健食品科学”是不是都是神棍一类的东西呢?倒也不能一概而论。其核心目的还是削减民众的粮食消耗量。

举实例看看这些日本二战末期所谓科学的“保健食品”。自古以来，日本人就通过食用鱼类来获得大部分脂肪性蛋白质，这与大陆上的民族以猪、羊、牛等为脂肪性蛋白质为主有很大区别。二战末期，日本人也在吃鱼，没有鱼就等于不沾荤腥。不过，当时就算吃条鱼也是很麻烦的事。

《决战非常措施要纲》提出，吃鱼要把鱼彻底吃掉，鱼骨头、鱼刺都要想办法吃掉。吃小鱼的话，用油煎的办法确实可以连骨头都吃掉。

但比较大一些的鱼，应该怎么处理?

第一，可以做成鱼肉炸饼。其实也就是用油煎的办法处理，事先把鱼骨头和鱼内脏都用厨刀拍碎。第二，将鱼骨头放在锅里，加盐煮成咸鱼汁。这种咸鱼汁可以代替已经难以买到的酱油。第三，用小麦粉吸取鱼血，然后加味噌汁，然后将这种小麦粉干燥，用来做面包。

经过这样处理的鱼肉炸饼、咸鱼汁和鱼血小麦粉，也不能说不能吃，拿到太平洋上去送给作战的日军官兵，说不定还是第一等的美味。

不过，进入1945年之后，以上制作法中涉及的食油、小麦粉，基本都成了镜花水月的东西。战时“保健食品”朝着越来越令人害怕的方向发展下去。

《战时生活读本》中对于如何“压榨”出鱼类特别是渔获数量最多的沙丁鱼最后一点儿“营养价值”，专辟一章论述:

沙丁鱼干是宝贵的储存食品。过去鲜沙丁鱼是营养丰富的美食，其后沙丁鱼油都由国家进行利用，脱脂之后才供食用。但这样的沙丁鱼仍然营养很丰富，是如今战时宝贵的鱼类资源。

脱脂之后的沙丁鱼主要做成三种食物:食用鱼粉、压榨煮鱼干和沙丁鱼干板。但即使是这三种食物，如今数量也是稀少的，所以提供给陆海军之后，必须配给给战时条件下必要的生产部门，如军工部门日夜不停劳作的工人们，还有从事农业生产的重点地区。最后剩余的才能配给给一般家庭。

这三种沙丁鱼食物都是将生鲜沙丁鱼用清洁方法，以榨取作为肥料的油脂几乎相同的工程进行处理的，实在是营养丰富又美味，而且只需要消耗很少的劳动力，价格也便宜，且适于长期储存，所以说是极为宝贵的。

食用鱼粉可以浇在米饭上，或者直接和大米一起煮，又或者再加工成酱油等。煮鱼干则可以加工成煮高汤的材料。沙丁鱼干板则是很难见到的珍贵食品，是用很多的鱼一块进行压榨后做成的，然后将其切成板块。一见之下给人以仿佛一块大理石一般，真是美丽的食品。这种食品的食用方法非常多样，可以浸泡盐水，等泡软之后再切成细片就是下饭菜，或者可以作为天妇罗(油炸食品)或者海带卷的馅儿，或者在做中国菜的时候也可以作为调料使用。

沙丁鱼本来就是一种脂肪过多的鱼类，因此这种鱼很早以前就用多种腌制方法进行酸化脱脂处理，于是就会变成红色，这就是所谓脱脂，所以沙丁鱼完全可以作为储存食品。

《战时生活读本》中最推荐的蔬菜类“保健食品”，可以说在整个东亚地区都公认的头号储藏蔬菜，那就是大白菜。

家庭储藏白菜的方法是:

在采摘购买之后将外面的叶子取下食用，而菜心则放在阳光下晾晒四五日，然后用报纸包起来在屋中吊藏。当然吊起来储藏并不只是为了通风，还可以防止被老鼠啃噬。另外还有芋头、马铃薯、洋葱等值得进行储藏。

在战时体制下，许多日本人在从事外出劳动时无法回家吃饭，同时也难以在劳动地点得到食物供应，这个时候就需要所谓“非常用携带食品”。在战争时期，“非常用携带食品”往往要携带到遥远的地方，这就需要保证食物不会很快变质。对于这样的“科学方法”，《战时生活读本》也进行了介绍。

一个好办法是使用玻璃纸袋子，这种袋子可以从日本各地的粮食协会买到，上面用点线标明应该装入的大米和水的多少，然后从两端挤压可以排出空气，使其内部基本真空，然后打结，放入热水锅中用时30分钟煮熟。

这样的一包米饭就可以相当长时间保存而不变质。当然，这个袋子只要打开了，米饭就会开始变质，所以打开后就要尽早食用，而如果前期排除空气没做好，那打开了就会有一股馊味了。

制作“非常用携带食品”的材料必须有备份，并且随时可以携带，保证一家人即使在家被烧毁的情况下可以支撑半天到一天不至于挨饿。需要准备大米、梅干、味噌、碗勺和小刀，用来在紧急情况下切割一些木材，用作烹煮燃料。

不过，《战时生活读本》中介绍的食物也不全是这些看似“惨兮兮”的东西例如，也介绍一些“果子”即休闲类甜食的制作方法。其中包括煎蛋糕，原料有面粉、砂糖、鸡蛋等。还有“樱饼”，其中的馅儿需要用到配给的马铃薯或芋头。当然，制作这些甜食的某些原料，比如面粉，到了1945年时完全就是稀罕之物。战争末期的日本当局以“科学”的名义管理一亿国民的胃肠，大力提倡“保健食品”，其实是为了尽量压缩对食物的需求，保证军队的食物供应，并尽量令国民不因饿肚子而难以从事生产活动。

因此，像《战时生活读本》这样的“教材”定要强调所有食物都要尽可能不浪费，彻底榨干其所有营养价值。

类似的方法自然有不少。例如对于白菜、卷心菜的根芯，如果扔掉就是浪费了10%，所以应该将其细切成片后食用。当然，按照现代人的思维，这样繁复的处理会耗费时间和体力，体力与获得营养价值很可能不成正比，但在战争末期的日本，“靠毅力战胜困难”才是“科学”的精髓。

因此，马铃薯、芋头等削下来的皮也都应该想尽办法吃掉，或至少用作调味。橘子皮是应该得到彻底利用的，将其晒干之后磨成粉，然后泡热水喝。还有苹果皮，推荐和萝卜片、芋头等一起做成沙拉，或者和胡萝卜混着吃。这些做法与处理鱼下脚料、蔬菜残余别无二致。

3、“必胜饭”与“兴亚面包”

创作并出版于1944年的《战时食生活指南》中出现了“果子”的制作方法，实际上日本国民自1943年起就很难有这样的享受了，因为1943年开始了全国种植甘薯的大运动，宣传口号是“甜品的时代结束了，要用薯饭获得胜利”。

直到1943年，在日本每一个“町”或“村”中，至少还有一家“果子店”营业，所卖的甜品普遍是“烤萨摩芋”。对于许多孩子来说，能够买到几个“烤萨摩芋”装在纸袋子里享用，是人世间最暖心的事。而在1943年后，包括“萨摩芋”在内的所有芋薯类食物都成了“宝贵的主食”。

街头贴出的宣传海报这么教育民众:

我们迄今为止认为大米饭是主食，这种想法应该抛弃。将甘薯配大米吃吧，这也是百姓流着汗水种出来的可口食物，心怀感激地享用吧。如今，为战胜可恨的敌军英美，已到了必须决战的时刻。配甘薯的米饭，心怀愉悦地享用吧，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强健吧!

从正常的“营养学”角度来说，过去日本政府还给民众配给大豆这种富含蛋白营养的食物，日本民众习惯煮豆饭，这是每个小孩子都喜欢吃的。换成配甘薯以后，因为其甜味，倒也没有让孩子们讨厌。而大豆就此消失了，民众手中只剩下榨油之后的豆渣，这个如果和大米一起混着烹煮，就会产生让人恶心的油味，就不受孩子们欢迎了。

当时日本主要是从中国东北输入大豆。大豆除了榨取大豆油，还是制作日本人吃饭时必备调料——酱油的主要原料，但美军的潜艇从1943年开始大规模袭击日本的海上运输线，到1944年推进到对马海峡和中国附近的海上，因此中国大豆运进日本的数量直线下降，这是日本豆饭被豆渣饭取代的背景。豆渣可以忍着恶心吃下去，但不能代替酱油。

千方百计寻找酱油代替品的日本人发现了一种在现代日本人看来很不可思议的东西--蚕蛹。蚕蛹结茧，茧被抽丝之后，蚕蛹已经死了，成了没用的东西。

将蚕蛹做成调味品，其实只是颜色上像酱油，但闻着和酱油完全不同，发出一股独特的恶臭，没有人能受得了。日本当局拼命提倡各种代用食物之后，就必然会有某些骗子出来钻空子。说起来，战争末期日本各地的桑树园大多变成了农园，用来种蔬菜，养蚕业基本都停业了，日本的蚕蛹也遭遇了浩劫。当然，并不像“蚕蛹酱油”这么奇怪且得到日本政府提倡的节约型食物，也还是有。

例如，有一种日本战时食物“乌冬球”，被列在“可以代替100克大米的食物”选项之下，其材料是:

乌冬面(原料是小麦)250克，芋头、大葱少量，其他盐、油、调味料。

做法是把乌冬面煮一煮变软，然后将其捣烂，将大葱用油炒后放盐，然后放入已经捣烂的乌冬面。芋头也煮熟后捣烂，放入乌冬面中。撒上可以找到的调味料胡椒搅拌。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捏成任何形状，撒上小麦粉，两面用油烧。

这样做出来的“乌冬球”，由日本人在战后又试验性地制作过，不好吃，做起来费工夫。不过在战争时期，“乌冬球”肯定是相当受欢迎的食物。

还有一种名气更大的食物，叫作“兴亚面包”。“兴亚”二字和“必胜”一样只是叫起来有气势，这种食物的目的仍然是让民众有一丝“吃甜食”的感觉。

“兴亚面包”的制作材料是小麦粉、生大豆粉、玉米粉、大米壳、胡萝卜、夏白菜以及其他可以搞到的蔬菜，制作方法没有明确记载，也许是像一般的面包那样烤制或是蒸煮，只要有材料能做出来就行。在日本战争末期所谓“决战厨房”中，用不足的材料填饱家人肚子的“绝对意志”才是最重要的。

按照“保健食品科学”的提倡者的话来说:

就算价格低的食物材料也能富有高营养价值，就算是同样的材料，根据不同料理方法看上去也会有不同感觉，并且会增加营养价值，所以需要主妇们将厨房当作自己的战场，积极地运用创意并下功夫，在保证经济的营养生活的同时，还让家庭保持活力，这是作为祝福的奉公之道，热切希望所有的主妇都为此努力。

奇怪的是，“保健食品科学”经常提倡只要花费功夫和创意，同样的食物就会产生不同的营养价值。也就是说，一种食材里面普通的钙、铁等物质，换一种制作方法就能多出来，这能称为科学吗?

一位战后日本作家回忆战时生活，对所谓“战时保健食品”的回忆就是“很麻烦”。

用刀背把沙丁鱼干彻底拍烂，就是他当年在厨房里被母亲交代的工作，耗费了他很多体力，得到的食物却不足以果腹。他的母亲，到战后活了很多年，生活富足了，最后因癌症死在医院里，临死前她不停嘀咕着“没营养，没营养”。她认为死在这里就是因为医院提供的食物没营养。这位作家感叹说，母亲不愧是“战争时期的主妇”。

这样的思维模式在战后延续了漫长的时间，其铸就当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就“吃”这种行为而言，早在1941年文部省提出的《臣民之道》中就规定不属于个人生理性的欲求，而属于“为国奉献”的一部分。

用《臣民之道》的话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