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他在内蒙古农场值班室拿肥皂刻章，小刀钝，刻了两小时，手指被划破三条口子。红印泥是偷用的公文盖章盒里剩下的，有点干，盖出来偏淡，但售票员没细看就放他上了去大连的绿皮车。他叫倪聪，22岁，三个月前还是华东革大结业的“进步青年”，土改时发过文件，治淮时扛过铁锹，组织上说他是“根正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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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养过一条狼狗，不是当宠物，是农场夜里巡场用的。那天狗突然冲向队长，咬住棉裤，撕下一块布，血没流多少，但队长当场解了他的武装带。后来查说是狗饿极了闻到队长袖口沾的卤肉味。没人听解释，只记下“严重违反纪律”。再后来运煤车陷在雪里，零下三十八度，他带队拆了座木桥烧火，救了八个人。结果报告写成“破坏交通设施”，材料直接报到分局。

公章不是突然想到的。他天天盖章、验章、收章，公章长什么样，边框几毫米，五角星几点朝上，闭眼都记得。肥皂是他洗脸用的，硬一点的“力士”，泡软后用小刀反着刻，刻反了才印得正。他没学过雕工，就是手熟。红印泥盖在假介绍信上，看起来像那么回事。检查站那个兵不过二十出头，扫了一眼就挥手：“走吧。”

他本想去外蒙，地图上画好了路线，可车站广播念错站名，他稀里糊涂上了南下的车。到了大连，敲开哥哥家门，嫂子开门看见他，手里的碗“哐当”掉地上。哥哥没让他进门，塞了三十块钱，说“粮票没有，户口不敢挂，查出来全家吃不了兜着走”。他站在楼下啃冷馒头，雪片往领口里钻。

广州他待了十一天。蛇头姓陈，在菜市场后巷抽烟，说话带潮汕口音。船是运菜的，舱底有股烂白菜味，人挤着躺，不敢点烟。四十个人，每人四百五十块，他凑不齐，少付二十，陈哥说“算你运气差”。船到澳门，他跳船游过去，水太冷，牙磕得咯咯响。澳门没停，直接买票坐轮渡来香港，七月六号下午四点十五分，码头风大，他穿的还是那件农场发的灰棉袄。

刚下船没地方去，背个破包在油麻地转悠。有人招染厂工人，包吃住，一天一块二。他干了三个月，手泡得发白脱皮。晚上去夜校认字，老师问名字，他顿了一下，说“倪匡”。没人问为什么换名字，也没人查他从哪儿来。报纸上登过《活埋》，署名倪匡，写一个土改队员被自己人活埋在红薯窖里。他写完投出去，没指望登，结果真登了。编辑回信说“写得狠，有股生猛劲”。

卫斯理第一个故事叫《钻石花》，1962年登在《明报》副刊。主角总在逃，总在被追，总在用假身份混进不准进的地方。有次写到主角用蜡刻公章混过海关，编辑删了两行，说“太像真事”。他没争，划掉重写，把蜡换成塑料，把公章改成某国领事馆签证章。读者只当是编的，没人知道他抽屉里还留着半块干裂的肥皂，边上刻着歪斜的“内蒙古保安沼农场”几个字。

他在香港住了六十多年，家里一直没挂相框。早年有人问他当年为啥走，他摆摆手：“不是跑，是门关了，我得找窗。”后来连这话也不说了，只讲段子，说肥皂比公章软，人比制度软，软的东西，反而活得久一点。

那枚肥皂印章，最后化在脸盆里。水倒了，盆底留一圈淡红印子，洗不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