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左翼党议员拒绝限制自己的议员薪酬。但如果想保持公信力,这样的限制其实十分必要。最知名的反对者是博多·拉梅洛。
一份净收入2850欧元、外加每名需要照护的亲属或每个孩子350欧元的收入,在德国会让许多劳动者感到满意。但对一些左翼党议员来说,这似乎反而难以接受。
就在6月党代会召开前,党执行委员会提出一项动议,要求将左翼党议员的薪酬上限设为德国劳动者的平均工资,并把其余部分捐出。如今,反对这项动议的声音越来越多。
最知名的反对者是博多·拉梅洛。尽管他过去担任图林根州州长时,月收入约为16000欧元,但从他的表现看,他似乎仍离不开目前11833欧元的议员薪酬。
他已通过紧急申请,要求党内仲裁委员会立即撤销这项动议。另一名同僚米夏埃尔·摩西·阿恩特则试图通过一份法律意见书阻止这一计划。他甚至认为,按平均工资计算,自己已经接近生存底线,而这一标准目前约为1000欧元。
这些脱离现实的反应,恰恰说明给议员薪酬设上限有多么必要,也多么正确。议员工资年年自动上涨,到7月1日将再增加近500欧元,达到12330欧元,另加约5500欧元免税工作补贴,且这还不包括兼职收入。
与之相比,劳动阶级往往要经历数周的集体谈判斗争,才能争取到区区2.5%的加薪,而这点涨幅甚至远远无法抵消物价上涨。
对左翼党来说,这件事关乎它的公信力:如果它想代表劳动阶级,就应当了解劳动阶级的现实处境。可如果一个人出门坐豪华轿车而不是去挤拥挤的公共交通,住的是私人别墅而不是为每月的租房发愁,而且还享有专属的私人医疗保险,那他就如同生活在特权温室中,很难真正体会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为生计奔波的忧虑与困境。
反对为政客薪水设限者提出的理由,同样也暴露了这种脱节。他们辩称,议员的丰厚薪酬必须与这一职务的社会重要性,以及日理万机的工作繁重程度完全相匹配。
但这套看似合理的说法,同样完美适用于那些起早贪黑的护士、保洁员和风雨无阻的公交车司机。谁要是自视甚高,觉得自己天生比这些基础劳动者更高一等,谁就背叛了平等的初衷,根本就不该继续留在左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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