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定河,原有治水、桑干河、卢沟河、浑河、无定河等十几种称呼,是中国名字最多的大河。作为海河流域的重要水系,它蜿蜒千里,穿越内蒙古、山西、河北三省区,掠过北京、天津两座直辖市,滋养着沿途四十三个县市的生灵,最终于天津屈家店与北运河紧紧相拥,一部分循着北运河汇入海河,奔赴远方,大部分则经永定新河,在北塘镇投入渤海的怀抱。而安次,这片依偎在永定河下游的土地,自置县之日起,便与这条“无定河”紧紧纠缠,洪水灾害贯穿千年岁月,也倒逼这座古城,在迁徙中书写了一段“被赶着跑”的沧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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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次的历史,早已深深扎根在这片被永定河浸润的土地上。西汉初年,这里便正式置县,县城治所设于今廊坊市区西侧的古县村,算来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建县史。回溯汉朝以前,古永定河流经今北京城区,经萧太后河、凉水河注入北运河。彼时的它,性情尚算温和,水流平缓、河道稳定,对安次县域的影响微乎其微。古县村的城池,夯土为墙、草木为邻,得以在岁月中安稳伫立,见证着一方百姓春种秋收、繁衍生息,沉淀下安次大地上最初的市井烟火与乡土文脉。那时的安次人,还未体会到“被赶着跑”的无奈与辛酸。

世事流转,大河易辙,安次的安稳岁月,终究被永定河的桀骜打破。唐朝以后,永定河的河道悄然发生巨变,自今卢沟桥以下,水流一分为二,东南支依旧循着旧径缓缓流淌,南支却挣脱束缚,开始沿凤河蜿蜒前行,而后渐渐西摆,一度流经小清河至白沟一线,自此,南支成为永定河的主流,也成为安次县城迁徙的“推动者”。河道的左右摇摆、洪水的反复侵袭,如同无形的大手,一步步摧毁着安次百姓的家园。彼时,古县村的安次县城,四周环绕着夯土修筑的土城墙,历经八百余年的风雨侵蚀,本就已斑驳破旧、墙体松动,再加上永定河河水的日夜冲刷、浸泡,城墙日渐倾颓、根基动摇,雨水一冲便有坍塌之险,城内百姓日夜难安,生怕一场洪水便会将家园彻底吞噬。最终,这座存续了八百余年的安次县城,终究没能抵挡住大河的威力,被迫开启了它漫长而艰难的迁徙之路,“被赶着跑”的宿命,此刻便已注定。

唐朝武德四年(621年),安次县城治所从古县村向南迁徙五十华里,落脚于石梁城。彼时的先民,带着对故土的眷恋与不舍,背着行囊、携家带口,在石梁城劈柴筑城、开垦耕作,一砖一瓦搭建起新的家园,满心期盼着能在这片新的土地上,远离永定河的侵扰,安稳度日、世代相传。可他们终究没能逃脱永定河的羁绊,这座刚刚建好的石梁城,紧邻永定河南支,常年受河水泛滥的侵扰,河床淤积、河岸崩塌,仅仅存续了十几年,便再度面临被洪水吞噬的危机。看着日渐损毁的城池,先民们满心无奈,只能再度收拾行囊,挥别刚刚扎根的土地,向北迁徙,将县城治所迁到了境内的常道城(今北常道村)。只是,这份短暂的安宁,依旧没能持续太久,“被赶着跑”的脚步,从未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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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流转至唐朝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常道城的命运,依旧被永定河牢牢掌控。彼时,永定河支流频繁泛滥,洪水裹挟着泥沙,一次次冲刷着常道城的城墙,再加上隋唐大运河(永济渠)水道的变迁,河床改道、水位上涨,双重夹击之下,常道城的生存空间日渐狭窄,城池损毁严重,城墙倾颓、街巷积水,早已无法再作为县城治所。据史料记载,永济渠自幽州城南东南行,经安次县城东郭外,其水道的每一次变迁,都直接影响着安次县城的存续,商船难行、百姓难居,先民们又一次被迫踏上迁徙之路,将县城治所迁到了耿就桥(今旧州村)。他们以为,这片靠近运河、地势稍高的土地,能让他们摆脱水患的困扰,寻得一丝安稳,可永定河的咆哮从未远去,安稳,终究只是短暂的奢望,迁徙的宿命,依旧如影随形。

五代十国时期(936年),天下大乱、战火纷飞,安次沦为辽地,曾一度改县为城,县城治所也随之迁到了崧城(今稽察王村)。这一次的迁徙,既有战乱的裹挟,也有永定河水患的隐忧,乱世之中,百姓本就流离失所,再加上永定河的反复侵扰,日子更是雪上加霜。先民们在动荡的岁月中,一边躲避战乱、颠沛流离,一边抵御水患、守护家园,在迁徙中艰难求生,在苦难中咬牙坚守。这座崧城,见证了乱世的沧桑与残酷,也见证了安次百姓与水患、与命运的顽强抗争,可它依旧没能成为安次县城的最终归宿,洪水未消、战乱未止,迁徙的脚步,只能继续前行。

元朝中统元年(1260年),战乱渐平,天下趋于安稳,安次县治所从崧城迁回了旧州,这片曾经的耿就桥故地,再度成为安次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在这一年,安次县被改名为东安县,次年(1261年),东安县升为东安州,不领县,安次大地终于迎来了一段相对安稳的岁月。彼时,元廷重视水利治理,对永定河的河道进行了初步梳理,河道相对稳定,水患频次有所减少。据记载,元时安次属中书省,地处京畿要冲,永定河的每一次泛滥,都可能威胁到京畿安全,因此朝廷对永定河的治理格外重视,这也让东安州得以在旧州安稳存续数百年,先民们终于得以在这片土地上稍稍喘息,暂时摆脱了“被赶着跑”的困境,市井烟火再度兴起,文脉得以延续。

好景不长,永定河的桀骜本性,终究难以驯服。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永定河再度爆发特大水患,汹涌的洪水席卷旧州,东安州州址被洪水猛烈侵袭,城池损毁严重,城墙坍塌、街巷被淹,官署、民房尽数损毁,已无法再继续作为治所。无奈之下,东安州州址从旧州向南迁徙五十华里,落脚于常伯乡张李店(今仇庄光荣村)——这片后来存续了五百八十一年的安次老县城,就此登上历史舞台,开启了它漫长而沧桑的历程。洪武九年(1376年),东安州降为东安县,而后历经明清两代的风雨洗礼,朝代更迭、岁月变迁,到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东安县复名安次县,张李店作为安次县城,见证了市井繁华与人间烟火,也屡屡遭受永定河水患的肆虐,每一次洪水过境,都给这座古城留下深深的伤痕,为上一篇所载1950年的最终迁徙,埋下了伏笔。

岁月流转,时光荏苒,转眼到了建国初期的1950年,安次老县城早已被永定河的水患折磨得满目疮痍。为了保证党政机关正常工作,守护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安次县政府万般无奈之下,作出了历史性抉择:放弃这座历经明、清、民国三朝、存续五百八十一年的老县城,将治所整体北迁廊坊镇(今廊坊市区)。这一次迁徙,是安次县城“被赶着跑”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彻底的一次,自此真正终结了安次县城两千多年来因水患而迁徙的沧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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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朝安次置县至1950年的两千多年间,受古今永定河水患的持续影响,安次县城历经七次迁徙。每一次迁徙,都伴随着百姓的流离失所与家园的损毁,每一次迁徙,都消耗着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每一步脚印,都刻满了水患的印记与岁月的沧桑。那些被遗弃的城池遗址,那些迁徙路上的颠沛流离,那些百姓对安稳家园的热切期盼,都藏在永定河的浪涛里。‍(待续)

(此文原名《历史上的永定河水患及安次移民》,经ai丰富增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