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烈士的后代，她坚持活了下来|战友|烈士|郑义斋

杨文局（新华社图片中心）

1937年3月，河西走廊寒风凛冽，祁连山冰雪封冻，满目苍凉。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极端艰难的处境中浴血苦战，历经数月恶战，主力损失惨重，余部不足三千人，被国民党马家军层层围困在石窝一带的群山之中，身陷绝境。

在一处不起眼的小山头上，西路军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妻子杨文局与供给部幸存战士紧紧聚拢，守护着西路军最后的全部经费——黄金、银元，这是部队突围、疏散、潜返陕北的唯一希望。祁连山上风雪呼啸，寒气彻骨，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红军将士，在冰天雪地中坚守不退。

3月13日下午，郑义斋接到前往总部开会的紧急通知。他立刻将分散保管的金银悉数收拢，用粗布包袱仔细包裹，让身怀六甲的杨文局用针线层层缝死、牢牢加固。这笔经费关乎全军存亡，关乎革命火种能否延续，容不得半点闪失。交代完毕，郑义斋又叫来秘书廖静民、处长李世品，逐一部署任务，语气坚定地鼓舞大家：无论处境多么艰难，都要坚持斗争到底，绝不向敌人低头。

夜幕笼罩祁连山，狂风卷着积雪嘶吼，如同猛兽扑向绝境中的战士。树林幽暗，积雪泛着冷光，同志们相互依偎在雪地上，身体冻得僵硬麻木，止不住瑟瑟发抖。警卫员曾少章艰难寻来干柴，扒开厚雪燃起篝火，又用仅剩的小铁壶熬了少许小米稀粥，小心翼翼给郑义斋盛了小半杯。郑义斋没有立刻饮用，轻声问道：“同志们都有了吗？烧好后大家都喝点，暖暖身子。”说罢，他只喝了两口，便把粥杯递到身旁的杨文局手中。

此时的杨文局已怀孕八个月，即将临盆，是最需要照料的人。这是她和郑义斋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在长征初期降生，当时杨文局任红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营长，战事紧迫，只能将孩子托付给当地老乡抚养。

长征途中，杨文局改任妇女工兵营教导员，为了压下思念孩子的心绪，她全身心投入工作。即便产后身体虚弱，她仍和战士们一样，背负四五十斤辎重，每日行军上百里。行军时，她鼓励战士们克服困难、不掉队；宿营时，她忙着为战士们打草鞋。

翻越夹金山后，杨文局和许多战友患上雪盲症，双眼红肿、视物不清，姐妹们一手拄棍、一手搭着前方同志的背篓，顽强前行。茫茫草地遍布草茎与腐草结成的泥潭，稍有不慎就会被吞噬。一次，杨文局踩上软草，身子径直下陷，污泥没过腰身，多亏姐妹们及时发现，齐心协力将她救了上来。

长征结束后，为打通国际路线、建立河西根据地，红军组建西路军，身怀六甲的杨文局随部挺进河西走廊。西路军纵横千里、攻关夺隘、建立政权、奋勇歼敌，终因孤军奋战、寡不敌众，陷入绝境。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刻，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即将降生，身为丈夫的郑义斋满心愧疚，他多想给妻子多一份温暖、一口粮食，可在全军断粮、生死未卜的关头，他只能省下这几口稀粥，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牵挂。

杨文局深深理解丈夫。1934年4月，两人在川陕根据地结为伴侣，当时郑义斋身为供给部长，仓库里新被褥、军装、罐头一应俱全，却分毫未动公家物资。他们只是将旧被褥合在一起，身着平常军装，吃了一碗荞麦面疙瘩，未花公家一分钱，简单而庄重地完成了婚礼。自长征开始，两过雪山、三过草地，他们一路相伴、同甘共苦，早已将彼此的生命与革命事业紧紧相连。此刻这两口稀粥，是绝境里最珍贵的温情，也藏着道不尽的心酸。

郑义斋

夜深了，连日恶战的战士们疲惫入睡，杨文局和郑义斋坐在篝火旁，默默无言、依依难舍。良久，郑义斋语重心长地说：“文局，我们如今处境凶险，随时准备牺牲。若我冲不出去、壮烈牺牲，你生下孩子，无论男女，都要想尽办法抚养成人，让他继承我们的革命事业！”

杨文局听后，再也忍不住，低声啜泣起来。郑义斋强装笑颜，轻声宽慰：“我这是最坏的打算，我们一定能冲出去……你我都是共产党员，要挺起腰杆、坚强起来，跌倒了，爬起来继续干。”

3月14日清晨，郑义斋告别杨文局和战友们，带领十余名骑马的警卫人员，护送着那个被杨文局缝得严严实实、装着金银经费的包袱，顺着山沟向总部驻地进发。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李先念等西路军领导，都在那里等候。

然而，队伍刚出发不久，就遭遇敌人包围。山上的战友亲眼看见，大批敌军蜂拥而至，包围圈不断缩小。郑义斋沉着指挥应战，边打边向山坡撤退。突然，郑义斋中弹落马，警卫员牵马搀扶，想送他撤离，郑义斋却摆了摆手，厉声命令：“经费要紧，赶快走！”

战士们含泪领命，带着经费策马突围，郑义斋与其余警卫战士拼死掩护，最终全部壮烈牺牲。残暴的马家军肆意残害烈士遗体，山河为之动容。

亲眼目睹战友与首长惨遭毒手，同志们悲痛欲绝，可敌众我寡、力量悬殊，救援毫无意义。杨文局得知丈夫牺牲的噩耗，哀痛欲绝，战友们纷纷劝慰，让她保重身体，为郑部长保住腹中的孩子。这是对郑义斋最好的告慰，也是两人共同的希望。杨文局强忍悲痛，挺起沉重的身躯，跟随部队转移疏散。

三月的祁连山，冰封雪裹，断粮断炊，杳无人烟。杨文局和三位女战友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辗转三四天，又冻又饿，只得下山寻找百姓求助。她们在封冻的小河边发现马蹄与人的脚印，欣喜地循迹前行，却很快察觉脚印越来越密集，心知遭遇敌人，急忙折返，躲进一处破窑洞。可没过几分钟，马家军一名连长就带队包围了窑洞，杨文局与赤手空拳的战友们不幸被俘，被押往张掖。

狱中，杨文局见到不少熟悉的战友，大家心情沉重、沉默不语，有人投来同情与鼓励的目光，也有叛徒前来劝降。杨文局怒斥叛徒，坚定地说：“西路军暂时失败了，但党还在，红军还在，革命终将胜利！”

几天后，敌人将俘虏押往青海，途中杨文局即将分娩，才得以脱离俘虏队伍。在百姓家中，她生下郑义斋的遗腹子，取名郑民。之后，她辗转流离，来到武威附近一个藏、汉、回杂居的深山村寨。

在这偏僻荒凉之地，一个带着孩子的外乡女人，还被污蔑为“红军婆子”，生存举步维艰。为了等待时机寻找党组织，为了抚养烈士的后代，杨文局强忍锥心之痛，投靠了一位善良的回族皮匠。这是无奈却唯一的选择，在那样的绝境中，她别无他路。

杨文局从未放弃寻找组织，村里来货郎，她总要上前打探，确认是不是党组织派来的同志。她还说服皮匠在村口开了一间小杂货铺，一边做小生意，一边留意来往行人。她抓住一切机会，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消除大家对红军的误解，团结了一批可靠的乡亲。

得知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成立后，杨文局下定决心前往投奔，可几次带着孩子出走，都被皮匠追回。但她寻找组织、回归革命队伍的信念，从未动摇。

1949年，解放军挺进河西走廊，杨文局闻讯后，立刻带着孩子，在一位藏族妇女的帮助下，骑上毛驴翻山越岭寻找部队。当在武威附近看到头戴红星的人民军队时，她不顾一切地哭喊：“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十年苦等，一朝归队，悲喜交加的泪水浸湿衣衫。

重回部队后，杨文局唯一的请求就是恢复工作、恢复党籍。党组织任命她为永昌县妇联主任，她以出色的工作，让永昌县妇联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并于1950年初重新入党。此后，她先后在全国妇联少儿部、中央党校西北二分校工作学习，又服从组织安排，前往酒泉担任劳改局被服厂厂长，坚守岗位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