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新时期”的事态接连发展，整体走势与其说是在恢复元气，不如说更接近混乱。而叙利亚所需要的恢复，本就涉及各个层面。毕竟，在超过十五年的战争与失控暴力之后，社会、经济、城市建设和政治都遭受了严重破坏。
大马士革当局对其人事面孔作出了一些调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解除马赫尔·沙拉的职务。马赫尔·沙拉是艾哈迈德·沙拉的兄弟，当局另以一名“自己人”接替他。
此外，当局还撤换了新闻部长和农业部长，并以具备同样“资质”的人选替代两人。另有四名省长被更换，外交部政治事务总秘书处也被撤销。
就马赫尔·沙拉被免职一事而言，可以说，这是对舆论压力的一次姗姗来迟的回应。因为一年多前，沙拉任命自己的两名兄弟马赫尔和哈齐姆进入相关职位时，就已经引发了许多有根据的批评。
这种批评也置于更大的背景之下：外界质疑，在整体行政任命中，任人唯亲取代了任人唯贤。这被视为被推翻政权的延续，也与叙利亚民众的期待相冲突。叙利亚人发起革命，并不是为了用一个统治家族替换另一个统治家族。
不过，这种舆论压力后来又进一步升温。原因是，一家数字媒体平台“时代连线”发布了有关“两兄弟即将被免职”的“泄露消息”，但并未说明消息来源。
更让当局陷入尴尬、至少外界可以如此推测的是，掌权者的父亲侯赛因·沙拉很快就相信了这则泄露消息，并抢先为自己的两个儿子辩护，试图预先挡下任何可能针对他们的腐败指控。
此后，掌权者本人及其两名兄弟，对这场风波完全置之不理。如今，距离此事已经过去很长时间，公众几乎把它彻底忘了。不是因为人们记性差，而是因为叙利亚的事件以令人眩晕的速度接连发生，不断制造新的喧嚣，舆论关注每天都会滑向新的议题。
正因如此，我们才说，马赫尔·沙拉的免职来得太晚，已经失去了回应公众压力的意义。而对于一名统治者来说，愿意回应舆论本来是一种可取的品质，意味着他在意民众对其行为的看法，愿意倾听，也愿意作出回应。
在一段视频讲话中，艾哈迈德·沙拉曾在人民宫接待的一场聚会上抱怨外界批评，并说：“我们就装作没看见！”
另一方面，也可以推测，仅仅用别人替换兄弟，并不会改变权力结构本身。这一调整唯一的结果，恐怕只是让自己的形象稍微摆脱一些家族关系的瑕疵。
至于撤销外交部架构中的政治事务总秘书处，这同样是对舆论压力的一次姗姗来迟的回应，因此也以类似方式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这个设在并不相干的部委内部、性质又颇为“模糊”的机构，曾在舆论中引发严重担忧。人们担心，这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党”原则正在回潮。这个原则正是前政权时期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并且自1963年政变以来，长期构成叙利亚健康政治生活的障碍。
那么，这次纠错式的回撤，是否会成为重建政治生活的入口？今天的叙利亚，对这种政治生活的需要，并不亚于对现代国家的需要。毕竟，在所有“正常”国家里，这两者本就不可分割。
建立在多党基础上的政治生活，本就应当反映社会利益和社会观念的多样性；而这也离不开一个属于全体叙利亚人的国家。每一个叙利亚人都应当觉得，这个国家代表自己、保护自己，并为自己打开通往繁荣和上升的道路，让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听见。
但从眼下现实来看，并没有什么迹象足以让人乐观地相信，当前这支独掌权力的集团正准备沿着这条漫长道路走下去。因为“谁来解放，谁就决定”的心态，仍然主导着当局及其支持者。
这些支持者并不认为，把兄弟安插到敏感岗位有什么问题；也不觉得把政治事务垄断在外交部内部有何不妥。而在新一轮人事调整出现后，他们又迅速转向对这些变化大加赞美。
这一群体最核心的判断标准，就是维护现政权、为其辩护，不管它采取何种彼此矛盾的措施。因为在他们看来，“上面的人”比他们自己更清楚他们的利益所在。
事实上，从当局及其支持者的视角看，由外交部来掌管政治事务，并非完全没有其“逻辑”。因为每当有人批评当局，回应总是集中在其“巨大的”外交成就上，也就是国际社会对它的接纳和承认，其中还包括总统对若干重要地区和国际首都的访问。
这会给人一种印象：政治首先是对外事务，而不是内部事务。而在当局的逻辑里，内部事务属于行政管理范畴，并不承认社会多样性，也不承认政治思潮的多元并存。
每当内部问题爆发，当局的处理方式都是把它当作安全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分析人士指出，这样的处理方式造成了两起大规模宗派屠杀，以及一系列零散暴力事件。其中最突出的是针对女性的绑架，受害者主要是阿拉维派妇女。相关施害者并未被追责，因此此类事件一再发生，几乎没有约束。
关于我所说的“迟来的回应”，最后还可以补充一点：这进一步强化了一种并非毫无根据的推测，即上述变化，是在一些支持当局国家的“建议”之下作出的，而这些“建议”本身近乎施压或附带条件。
这一推测之所以显得有其道理，是因为这些支持当局的国家，迄今并未向当局提供多少它们此前承诺的实质性物质援助和投资。而这种落空，已经开始导致支持阵营内部的民意支持减弱。
本世纪初，在叙利亚完成权力继承之后，长期遭受阿萨德式镇压而沉寂已久的叙利亚反对派，开始重新发声。由于继承时刻政权一度显露出相对脆弱性，反对派得以在这一有限空间内表达自身，这一时期后来被称为“大马士革之春”。
在那个阶段，曾广泛流传的一句口号是：“让社会回到政治，让政治回到社会。”在那之前，两者都长期被排除，并被强行切断联系。今天，也许有必要重新唤起这句口号的积极内涵。
遗憾的是，阿萨德政权的倒台并没有带来这种双向回归。它带来的，只是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尖锐的社会撕裂，双方关系运转在仇恨与辱骂的竞技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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