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千古完人范仲淹|宁鸣而死|宋仁宗|灵乌赋|范仲淹|韩琦

一

北宋景祐三年（1036年），被贬饶州的范仲淹连续收到好友梅尧臣寄来的两封信。信中附了两篇作品---《啄木》提醒范仲淹别学啄木鸟，啄了林中虫反招杀身祸；《灵乌赋》则规劝范仲淹要学报喜之鸟，别像乌鸦那样报凶讯而“招唾骂于邑闾”。

这是好友的肺腑之言，也是当时官场最主流的生存智慧----少说话，多磕头，明哲保身，封妻荫子。可惜这种处世之道与范仲淹格格不入。他立即回写了一篇同题的《灵乌赋》，掷地有声：“不管人们如何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将始终坚持一生的信条：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

为了写出这八个字，范仲淹付出了三起三落、颠沛流离的代价。

1、寒门逆袭的硬核剧本

一

范仲淹的人生起跑线，比绝大多数宋朝读书人都要低得多。

北宋端拱二年（989年），范仲淹出生于成德军节度掌书记范墉的家中。不到两岁，父亲便因病去世，孤儿寡母贫无所依，母亲谢氏被迫改嫁淄州长山人朱文翰。幼年的范仲淹随继父改姓“朱说”，这个有些屈辱的名字，他用了近三十年才得以改回。

家境的贫苦没有压垮这个少年。他辗转各地苦读，后在醴泉寺求学期间，每天只煮一锅粟米粥，等粥凝成冻后划为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菜和少许盐酱咽下——这便是成语“划粥断齑”的由来。后来转入应天书院，五年间连衣服都未曾脱过就寝，困了就用冷水浇脸提神。

同窗中不乏家境优越者，有人看不过眼，给他送来好酒好菜，他却坚决不肯动筷，理由是：我怕吃惯了美味，以后就再也咽不下粗茶淡饭了。这种近乎偏执的自律，成了他一生的底色。

他少年时曾去灵祠祈问前程，先问“他日可得相位乎”，被否定后又问“愿为良医”，随即叹道：“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在他看来，无论为相还是为医，最终目标都只有一个：造福天下百姓。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27岁的范仲淹进士及第，终于将母亲接回身边，改回本姓。这一年，那个曾经饥一顿饱一顿的穷书生，正式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涯。

2、“三贬”成“三光”的直言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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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官场，被贬谪是几乎所有名臣的共同经历，但像范仲淹这样越贬名气越大、越贬越让人觉得光荣的，却极为罕见。他一生被人津津乐道的“三贬”，恰好反衬出他“宁鸣而死”的底色。

第一次被贬：刘太后，你给我下去

天圣七年（1029年），宋仁宗已经年满弱冠，可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丝毫没有交权之意。到了太后寿辰，她竟要求仁宗率百官行跪拜之礼——皇帝给太后下跪，于礼制荒谬至极。满朝文武慑于太后威势，没有一个人敢吭声。

唯独范仲淹站了出来。他先向仁宗上疏，指出这等礼仪“断不可成为后世之法”，接着又直接上疏刘太后，请她还政于成年皇帝。满朝鸦雀无声的殿堂上，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在回荡。

结果当然是贬官出京。好友为他饯行时感慨：“范君此行，极为光耀。”

第二次被贬：皇上，停食半日咋样？

明道二年（1033年），江淮、豫东遭遇数十年不遇的旱蝗大灾。老百姓挖完野菜剥树皮，树皮剥光啃野草，连野草都吃光了。范仲淹心急如焚，几次上疏请求朝廷派人赈灾。

奏疏呈上去，宋仁宗却随手一放：“此事，日后再议。”

范仲淹再也顾不得君臣礼仪，趋前一步，当面质问皇帝：“如果宫中停食半日，该当如何？”这句话的杀伤力极大——皇上你在宫里饿半天试试看？仁宗先是愣住，正想发作，但看着眼前义正辞严、脖子梗得笔直的范仲淹，又禁不住笑了，随即准奏派他前去赈灾。

他回来后，立即带着一张《百官图》上呈仁宗，毫不留情地揭露宰相吕夷简滥用职权、培植亲信的问题。吕夷简恼羞成怒，以“非谏官越权言事”的罪名将其逐出京城。同僚们再次送行：“范君此行，愈为光耀。”

第三次被贬：乌鸦嘴到底要不要闭嘴？

景祐三年，已经第三次被贬至饶州的范仲淹，收到了老朋友梅尧臣的那篇《灵乌赋》。梅尧臣的意思再明白不过：满朝都是报喜不报忧的喜鹊，偏偏你一个人当乌鸦，次次报凶讯，这不是自找倒霉吗？不如把嘴巴闭上，保平安、荫妻子。

范仲淹的回应当即成了千古名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凤凰会因为楚狂的讥讽而不祥瑞吗？麒麟会因为鲁人的伤害而不仁义吗？宁可做一柄宁折不弯的神兵，也不要当一团任人揉捏的软泥。他坚定地选择继续做那只报凶的乌鸦——与其沉默苟活，不如高鸣赴死。

这一次，送行的朋友们又说了：“范君此行，尤为光耀。”

三次被贬，三次被赞“光耀”，历史上几乎找不出第二个人。范仲淹自己甚至调侃说，这第三次，叫“尤光”，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3、西北边疆的铁腕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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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范仲淹只会“鸣”，那他顶多算一个刚直的言官。真正让他站上“文武第一人”高度的，是他在西北边疆的表现。

康定元年（1040年），西夏李元昊大举攻宋，宋军在延州惨败。朝廷紧急起用一批能臣坐镇西北，范仲淹临危受命，以文官之身挂帅出征，与韩琦共同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

可一到前线，范韩二人就在战略上“吵”了起来。韩琦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寻找西夏主力打速决战——宋朝在西北光正规军就至少二十万，西夏精兵不过四五万，韩琦认为只守不战必然士气沦丧。范仲淹则坚决反对冒进，他认为宋军人数虽多但缺乏精兵强将，西夏兵精马劲且山川险恶，贸然深入极可能覆灭，应当先稳住阵脚、修筑城寨、步步蚕食。

韩琦说范仲淹“胆小怕事”，范仲淹说韩琦“志大才疏”。两人虽是至交好友，但在军事会议上争论得面红耳赤。

短期的战局似乎更偏向韩琦一方。庆历元年（1041年），宋军在好水川之战中遭遇惨败，几乎全军覆没，阵亡将士数万。事实证明了范仲淹“当自谨守以观其变，未可轻兵深入”的判断是正确的。

此后朝廷采纳范仲淹的防守战略，他一面修筑大量城寨形成纵深防御，一面选贤任能从底层提拔了狄青等一批将才，同时推行经济封锁和屯田自给，逐步压缩西夏的活动空间。他的治军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深受士卒爱戴。西夏人对这位文质彬彬的书生将军极为忌惮，边境流传着一句话：“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

最终，西夏在长期消耗下被迫求和，范仲淹以儒家士大夫的身份，用最不“文人”的方式——军事上的硬碰硬，为风雨飘摇的北宋稳住了西北防线。

4、庆历新政：一场注定失败的冲锋

西北立功后，范仲淹被调回朝廷，出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此时他声望达到顶峰，宋仁宗对他寄予厚望，赐座赐茶，请他拿出改革方案。

范仲淹不负所望，很快拿出了一份分量极重的答卷——《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包括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限制恩荫特权、改革科举、严格选拔地方官、均衡职田分配、重视农业生产、整顿军队、减轻徭役等在内的十项改革主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

今天的我们回看这些方案，可能会觉得：这不是挺合理的吗？然而在当时的朝堂上，这十条几乎条条都在动权贵集团的奶酪。单是“限制恩荫特权”这一条，就意味着大量达官贵人的子孙后代不能再靠祖荫轻松入仕。政策刚刚推出，大批既得利益者就立刻炸了锅。

以宰相章得象为首的保守派猛烈反扑，他们给范仲淹等人扣上了“朋党”的帽子。在皇权政治下，“朋党”二字是足以杀人的罪名——皇帝最忌讳的就是臣下拉帮结派。庆历五年（1045年），范仲淹被罢免参知政事，新政不足一年便宣告失败。

《宋史》评论这场改革时，用词的惋惜之意几乎要溢出来：如果仁宗当时能给予更坚定的支持，范仲淹能顺利完成改革，北宋可能就不会在几十年后遭遇靖康之变了。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范仲淹再次被贬出京，这是他第四次政治流放。此时他已经五十六岁，距生命的终点只剩下七年。

5、岳阳楼上的精神宣言

庆历六年（1046年），被贬为邓州知州的范仲淹收到好友滕子京寄来的一幅《洞庭晚秋图》和一封书信，请他为重修完工的岳阳楼写一篇记。

范仲淹从来没有去过岳阳楼。但对他而言，这完全不是问题——岳阳楼是实是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一口气憋在胸腔里，不吐不快。

一篇不到四百字的文章，却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瞬间之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

欧阳修后来给范仲淹写神道碑铭时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这种在任何处境下都不改初心的格局，才是岳阳楼记真正的分量所在。它不是一篇普通的游记，而是一份穿越千年依旧滚烫的精神宣言。

6、从范公堤到范文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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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祐四年（1052年），64岁的范仲淹在赴任颍州途中病逝于徐州。死讯传出后，宋仁宗亲自题写墓碑，谥号为“文正”——这是中国文人最尊贵的谥号，北宋一朝近一百七十年，获此殊荣者只有不到十人。但范仲淹的“文正”，恐怕比任何人的都更配得上那个“正”字。

翻开范仲淹一生的履历，处处是实打实的功绩：在泰州，他率领数万民工重修被海潮冲垮的捍海堤堰，历经两年克服重重困难，修成约150里长的海堤，当地百姓为纪念他将其称为“范公堤”，让原本颗粒无收的盐碱地变回良田；在苏州任上，他疏浚太湖水利，解决了困扰当地百姓多年的水患问题；在睦州、饶州、润州等每一个任所，他都一边抓经济一边办学校，所到之处文风大振；他首创的“义庄”制度，用个人俸禄购置田产赡养宗族贫困者，运转近千年，直到民国时期仍有范氏义庄的遗存。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家范仲淹有一流的名声，军事家范仲淹有一流的名声，文学家范仲淹有一流的名声，任何一个身份单拿出来都足以名留青史，而范仲淹偏偏把这三个身份全都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