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叔46岁得了糖尿病，他不管那些，该吃吃，该喝喝，来者不拒。

这话是我爸说的。说这话的时候，我爸正坐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子上，双手撑着膝盖，低着头，声音闷得像从地底下传上来的。我妈在旁边抹眼泪，我靠在墙上，手里攥着二叔的住院单，上面写着一长串我认不全的诊断名称，但有几个字我是认得的——糖尿病足、坏疽、截肢。

二叔今年五十二。六年前查出糖尿病的时候，他才四十六，正当壮年，一米七八的个子，一百八十多斤，红光满面，走起路来咚咚响，隔着老远就能听到他的脚步声。那时候他在镇上开了一家五金店，生意不算多红火，但养活一家三口绰绰有余。二婶在隔壁的服装厂上班，表弟刚上高中，日子过得热气腾腾的。

查出糖尿病纯属偶然。那年村里组织免费体检，二叔被二婶拽着去了。他本来不想去，说自己壮得像头牛，有什么好查的？结果一查空腹血糖，十五点多。医生看着化验单，表情严肃得像是看到了什么不该看到的东西，说你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你以前没觉得哪里不舒服吗？二叔想了想，说好像是有点口干，喝水比以前多，尿也多，夜里要起来好几趟。他一直以为是天干物燥，多喝点水就好了。医生叹了口气，说你这是典型的三多一少，糖尿病的典型症状，你拖了多久了都不知道。

二婶当场就哭了。二叔倒是不当回事，拿着医生开的药，该干嘛干嘛。医生说要控制饮食，少吃米面，少吃油腻，少吃甜食。二叔听了，点点头，出了医院门就跟二婶说，走，去东街那家新开的馆子吃烤鱼，听说味道不错。二婶说你刚查出来糖尿病，还吃烤鱼？二叔说鱼又不是甜的，怕什么？那是他对自己说的第一个谎，也是最开始的那条裂缝，以后的所有崩塌，都是从那条裂缝开始蔓延的。

他吃药的依从性倒是还行。二甲双胍、拜糖平，一日三餐，每餐各一粒，他基本能记得。偶尔忘了，想起来补上，想不起来就算了。二婶提醒他，他说知道了知道了，语气里带着一种“你怎么这么啰嗦”的不耐烦。他大概觉得，吃药就等于治病了，吃了药就等于没事了。他不知道的是，糖尿病的治疗，吃药只是最基础的一环，饮食、运动、监测、教育，五驾马车缺一不可。他只知道吃药，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其他的东西，就像买了一辆破车，只加油不保养，能开多久全凭运气。

头两年，他的血糖控制得马马虎虎。空腹七点几，餐后十几，不算好，也不算太差。二婶严格控制他的饮食，米饭只让他吃大半碗，肥肉不许碰，油炸的东西不许碰，甜食更是一点都不许沾。二叔嘴上答应，背地里偷偷吃。五金店隔壁就是一家蛋糕店，他隔三差五去买那种老式鸡蛋糕，一块钱三个，趁二婶不在，几口就吞下肚。二婶发现了跟他吵，他说不就几个蛋糕吗？你至于吗？二婶说你血糖高成这样，你还吃甜的，你是不是不要命了？二叔把脸一沉，说你别咒我，我又没怎么着。

那几年的饭桌上，二叔家的气氛很微妙。二婶做菜少油少盐，清汤寡水的，二叔不爱吃，筷子扒拉两下就说饱了。等二婶洗碗去了，他偷偷摸摸从冰箱里翻出半瓶腐乳、一碟咸菜，就着剩饭扒拉一碗。有时候半夜爬起来，冰箱里的凉馒头掰半个，蘸着酱油吃。二婶第二天发现馒头少了，知道他半夜偷吃了，气得不行，又心疼得不行。两个人为这事吵了无数次，吵到最后，二婶哭，二叔摔门出去，一个人蹲在五金店门口抽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脸忽明忽暗，像一尊被风化得看不清五官的旧石像。

他当然知道吃这些不好。但他管不住自己。或者说，他不想管。他觉得人活一辈子，这不能吃那不能吃，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我宁肯少活十年，也要吃个痛快。你让我这不吃那不吃，蔬菜叶子啃得跟兔子似的，我宁可现在就死了算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是嬉皮笑脸的，带着一种视死如归的豪迈，好像他是看透了生死的武林高手，而不是一个血糖控制不好、随时可能出问题的糖尿病患者。

我后来想，他的这种“豪迈”，大概是一种防御机制。承认自己管不住嘴太难堪了，不如把它包装成一种人生态度——“我二叔活得潇洒，不在乎”。这样就不用面对那个事实：他不是不在乎，他是做不到。

确诊后的第三年，他的血糖开始失控。空腹经常在十以上，餐后能飙到二十几。医生给他加了药，从两种加到三种，又加了胰岛素。二婶学会了打胰岛素，每天早晚给他打，打之前还要测血糖。她学得很认真，拿个小本本记着每次的数值，血糖高了就皱眉，低了也皱眉，永远皱着眉。

二叔开始瘦了。不是那种健康的、通过运动和节食达成的瘦，是那种病态的、肌肉流失的、皮肤松垮垮地挂在骨头上的瘦。他从一百八十多斤掉到一百四十斤，掉得很快，不到半年就掉完了。他的脸颊凹进去了，颧骨突出来了，以前紧实的肚子变得松软，皮带往里缩了好几个扣眼。他照镜子的时候偶尔会愣一下，但很快就把目光移开了，好像不愿意看到镜子里那个正在被什么东西一点点吞噬掉的自己。

他开始有了并发症。先是在眼睛上，视力模糊，看东西像隔了一层毛玻璃。去医院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早期的，医生说严格控制血糖还有希望逆转。他说好，回去以后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他不是不害怕，他是害怕到不知从何做起，干脆装不害怕。

后来又出现了周围神经病变，脚趾发麻，像有无数根针在扎，又像蚂蚁在爬。二婶给他买了好几种营养神经的药，他吃了几天说没感觉，不吃了。二婶让他每天晚上用温水泡脚，他泡了两天，第三天说麻烦，不泡了。他的脚开始失去知觉，踩在地上像踩在棉花上，走路深一脚浅一脚的，有时候鞋穿反了都不知道。

五十一岁那年冬天，他脚上长了一个鸡眼。他自己拿指甲刀剪，剪破了，流了点血，没当回事。过了几天，那个小伤口没有愈合，反而开始发红、肿胀、流脓。二婶吓得脸都白了，让他赶紧去医院。他说没事，抹点药膏就行了。又拖了一个星期，那个脚趾整个变黑了。

坏死是没办法逆转的。

二叔住进了医院。医生看着他的脚，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话：“你怎么不早点来？”二叔没吭声，躺在病床上，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的灯管亮得刺眼，他眨了眨眼，没流泪。二婶在走廊里哭得蹲了下去，我爸妈扶她，她站不起来，腿软得像两根煮过头的面条。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二叔已经被推进了手术室。二婶坐在手术室门口，眼睛肿得像桃子，手里攥着二叔的外套，那件灰蓝色的冲锋衣，袖子磨得发白了，领口有一圈洗不掉的汗渍。她攥着那件外套，像攥着一个人的命，攥得指节发白，指甲嵌进了布料里，拔不出来。

手术做了快三个小时。截掉了右脚的第二、第三脚趾，医生说还好没有扩散到整个脚掌，保住了大部分的足部功能。二叔被推回病房的时候还睡着，麻醉没退，脸色灰白，嘴唇干裂，脸上没有一点活人的颜色。他的右脚缠着厚厚的纱布，纱布外面还包了一层绷带，像一个不该存在于那里的、沉重的、苍白的茧。

二婶趴在床边，手伸进被子底下，摸他的手。他把她的手握住了，不知道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她就那么让他握着，一动不动，眼泪无声地从鼻梁上滑过去，滑到另一只眼睛里，又从那只眼睛里滑出来，滴在白色的床单上，洇开一小片灰色的印子，像一滴墨掉进了水里。

二叔醒来以后，第一件事是低头看自己的右脚。他看到纱布，看到那几根没了脚趾的位置，沉默了很久。他老婆在旁边叫他，他不应。他女儿叫他，他也不应。我妈端着一碗粥过去，说哥你吃点东西吧，他把头转了过去，面向窗户，不让我们看到他脸上的表情。

那天晚上，我从病房出去买水，在走廊里遇到我爸。我爸站在窗户边抽烟，烟抽得很凶，一根接一根，地上已经扔了好几个烟头。他看到我，把烟掐了，哑着嗓子说了一句话：“你二叔这病，不是老天爷给他的，是他自己找的。”

我没说话。

我爸又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呛得咳了起来，咳得弯了腰，手撑着窗台，咳了好久才缓过来。“我跟他说了多少回，说了多少回啊……”他的声音在咳嗽的间隙中断了，又接上，像一张被撕裂了又被粗针大线缝起来的布，“我说你不能这么吃，你不能这么喝，你得忌口，你得打针，你得上医院看看。他不听啊，他不听。他说他有数，他有什么数？他有数他能把脚搞成这样？他有数他能躺在这张床上？”

窗外的天已经黑透了，医院的院子里停着几辆救护车，蓝灯不紧不慢地转着，把整面墙照得忽蓝忽白。我爸站在那片忽蓝忽白的光里，肩膀微微抖着，不知道是因为冷，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他就是没把糖尿病当回事。”我爸最后说了这么一句，把烟头摁灭在窗台上，转身走了。

他走了以后，我在窗户边站了一会儿。楼下的急诊室门口来了个救护车，担架抬下来一个人，家属哭喊着跟在后面，声音尖锐地刺破了夜的黑色。我想，这世上大概每天都有无数种疾病，用无数种方式，找到无数个不把它当回事的人。有人运气好，还来得及。有人运气不好，来不及了。二叔的运气不算最好，也不算最坏。他丢了两根脚趾，但命还在。命还在，一切就还有转机。

我以为。

出院以后，二叔消停了一段时间。他按时吃药，按时打针，饮食上也开始注意了。二婶高兴得不行，觉得这次真的把他吓醒了。她每天变着花样给他做低糖餐，荞麦面条、全麦馒头、清蒸鱼、凉拌黄瓜。二叔吃是吃了，但吃得寡淡，每顿饭都吃得很快，筷子在盘子里挑挑拣拣的，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对面前的食物提不起任何兴趣的动物。

这种提不起兴趣，比对抗更让人心慌。对抗里好歹有欲望，他只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没有兴趣，是连欲望都没有了，像一个吃货突然失去了味觉，那种消沉是根子里的、很难拔出来的。

果然，好景不长。过了不到半年，二叔又故态复萌了。起因是二婶娘家出了点事，她回老家待了半个月，没人盯着二叔了。那半个月简直是二叔的狂欢节，他每天在五金店旁边的快餐店解决三餐，红烧肉、炸鸡腿、炒猪肝，顿顿不重样，顿顿重油重盐。他那帮朋友隔三差五叫他出去喝酒，他说糖尿病不能喝白酒，就喝啤酒，反正啤酒不算酒，至少他自己这么认为。他们把啤酒当水喝，一喝就是好几瓶，喝完了打牌，打到后半夜，第二天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开店。

二婶回来的时候，二叔的血糖仪已经很久没用了，试纸都过期了。他不敢测，因为他知道自己这段时间没管住嘴，测出来一定是高的，高的数值会让他觉得自己像站在审判席上，而他没有力气为自己辩护，干脆把审判推迟了，能推迟一天是一天。

推迟到并发症找上门来。

二叔的右脚坏了之后，左脚的状况也每况愈下。坏疽不是一天形成的，是一口一口吃出来的，每一块红烧肉、每一口甜蛋糕、每一瓶啤酒，都在那条黑色的分界线上，替他多添了一笔画。他看不见，或者说他看见了但假装没看见。假装没看见比真的看不见更可怕，因为假装是要消耗能量的，你越假装，那块坏掉的地方就离你越近，直到它从你的脚尖一路沉默地蔓延上来，长到你再也无法假装看不见的位置。

今年春节，二叔是在医院过的。他的左脚的第三个脚趾也坏死了，又做了一次截趾手术。这次切掉的比上次多，手术时间也更长。他躺在床上，看着自己已经变了形的双脚，沉默着。那种沉默不是接受，不是反思，是一个人已经被逼到了墙角，不想再挣扎，也没有力气挣扎了。他已经不是六年前那个一百八十多斤的壮汉了，他瘦得像一把折叠起来的伞，雨还没停，伞已经收拢了，不再替任何人挡雨。

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盯着天花板发呆。我叫了一声“二叔”，他慢慢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睛浑浊了，不是因为悲伤，是因为血糖长期控制不好，眼底的血管早就出了问题。那双曾经炯炯有神的、瞪一眼就能让小时候的我乖乖写作业的眼睛，像蒙了一层陈年的、怎么也擦不干净的油渍。

“你来了。”他说。声音是哑的，像一台用了很多年的收音机，调频不准，发出的声音带着滋滋啦啦的杂音。

我在他床边坐下，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床头柜上摆着二婶带来的饭盒，打开着，里面是清炒西兰花、蒸山药、一小碗杂粮饭。饭菜几乎没动，筷子搁在饭盒边上，干干净净的，没有沾过油的痕迹。

“二叔，你怎么不吃饭？”

他看了一眼那盒饭，又看了一眼天花板。“不想吃。”他说。

“你以前不是什么都想吃吗？”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然后他开口了，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打扰了病房里其他两个人，又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我以前吃东西，是因为想吃。现在不吃，是因为吃了也没用。”

我说什么？我说“你怎么会这么想”？我说“你要积极治疗，控制好血糖就不会再恶化了”？我说“你还有老婆孩子，你还有我们”？这些话太轻了，轻得像卫生纸，擦不掉他脚上那些已经发黑的、从身体上被切下来的部分，也堵不住他内心某个裂缝里往外涌的、汹涌的、黑色的悔恨。

他化疗了，虽然糖尿病一般不叫化疗，但他开始在伤口上使用一种特殊的敷料，促进创面愈合。每天换药的时候，护士用镊子揭开纱布，下面露出的不是正常的粉红色的新肉，而是一种苍白的、没有血色的、像被什么东西从内部掏空了的组织。二叔不看，每次换药就把头转到一边，闭上眼睛，咬着嘴唇。他疼，但他不叫，他早就习惯了疼，习惯了自己做的所有错误的决定所带来的所有代价，一个一个地、慢慢地、不紧不慢地落在他身上。

昨天下午，我在病房外面听到二婶跟一个来探望的亲戚说话。那个亲戚说：“二哥当初要是听劝，好好忌口，也不至于这样。”二婶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话，说完了自己先哭了：“他不是不知道忌口，他是忌不了。他这辈子就好那一口，你让他跟那口断绝关系，比让他离婚都难。”

这句话，我反复琢磨了很久。二叔这辈子，活得粗糙、热烈、不管不顾。他喜欢吃，就吃个痛快；喜欢喝，就喝个尽兴。他不知道或者不在乎，那些痛快和尽兴，是需要用后半辈子的健康来结账的。他提前把所有的快乐都透支了，现在利滚利，他还不起了。

今天早上我再去医院的时候，二叔正半靠在床上，手里拿着一个橘子。是那种小小的、青皮的、酸得倒牙的橘子，二婶说这种橘子糖分低，让他偶尔吃一个解解馋。他把橘子皮一点一点地剥下来，橘皮的汁水沾在手指上，他没有擦，也没有舔。他把橘子掰开，一瓣一瓣地放进嘴里，嚼得很慢，像是在品尝一种他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的、珍贵的、让人想哭的滋味。每吃一瓣他都会停顿一会儿，闭着眼睛，慢慢地把那瓣橘子咽下去，然后睁开眼看看手里剩下的橘子，掰下一瓣，继续吃。

吃完了一整个橘子，他把橘子皮放在床头柜上，靠在枕头里，闭上了眼睛。晨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照在他身上，他瘦削的、变了形的身体在光线下显得格外单薄，像一片即将从树上飘落的叶子，叶脉还在，但已经挡不住风了。

二婶端着洗脸盆进来，看到他闭着眼睛，以为他睡着了，轻手轻脚地把盆放在椅子上。他没睡着，突然开口说了一句让二婶愣在原地的话：“等我好了，你带我去一趟北京吧。你不是一直想去天安门看看吗？”

二婶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用袖子擦了一把，又擦了一把，擦不干净，索性不擦了。她把毛巾在热水里拧干，叠好，敷在他的额头上，然后转过身去，肩膀一耸一耸的，无声地哭了很久。他没有睁开眼睛看她哭，但他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说不清的表情。大概是愧疚吧。愧疚他花了六年时间，把一只橘子的一瓣一瓣都品尝完了，才终于肯停下来，说一句欠了很久很久的、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兑现的话。

窗外有鸟叫，远处的天际线上，太阳正在一点一点地升起来。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的一天有新的早餐、新的血糖数值、新的伤口敷料。二叔的脚不会再长出新的脚趾了，他的眼底不会再清澈如初了，他的身体里那些被高血糖浸泡了六年的血管和神经，不会一夜之间恢复原状了。但他还有今天。他还有一个橘子，一个等了他很多年的妻子，一个写在脸上的、让所有人一眼就能看穿的、从“来者不拒”到“我想去北京”的、漫长的、再也回不去的路。

我爸以前说二叔“该吃吃、该喝喝、来者不拒”，语气里有恨铁不成钢的恼怒。现在他不说这句话了。他说的是另一句：人这一辈子，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来者不拒的。有些东西，你拒了，它走了。有些东西，你拒了，它还在。最怕的是你不拒的那些东西，吃进了嘴里，喝进了肚里，你以为它们消化了、排掉了、无影无踪了，其实它们没有。它们变成了血，变成了肉，变成了骨，变成了你再也甩不掉的、沉甸甸的、日复一日向你讨债的余生。

今天我写这些的时候，二叔还在医院里。他的右脚伤口愈合得不太好，医生说如果再恶化，可能要截到脚踝以上。二婶不敢告诉他，一个人扛着，扛到实在扛不住了，半夜给我妈打电话，哭着说了一句：“我担心他撑不过今年。”

电话那头，我妈不知道说什么，我爸把电话接过去，说了三个字：“撑得住。”

撑得住。

二叔能不能撑得住，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从四十六岁到五十二岁，用六年的时间，把身体里所有能透支的全都透支了，现在站在悬崖边上，手里攥着一根细细的绳子，绳子那头没有系在任何地方，是他自己攥着的。他攥着那根绳子，想要爬回那个他还想去天安门看一看的、还能吃到一个酸橘子的、还来得及说一句“带你去北京”的人间。

他攥着。他还没松手。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