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一类的问题当然需要法律和监管，但更深层的，可能还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变化。一个越来越强调效率、速度和利益的环境里，人与人之间原本那些缓慢但稳定的情感连接，正在逐渐改变，不自觉的恶意恰好钻进了这种空缺。
✎作者 | L
✎编辑 | 宋爽
《鹌鹑》《刹那》《远逝》，作家郭沛文用这三部小说完成了他的 “长沙三部曲”。前几年，他写下青少年的阵痛与中年的崩塌。而这一次，他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在时代缝隙中挣扎的普通人。作为三部曲的终章，《远逝》聚焦于老年群体与针对他们的骗局，却意外地指向了一个更普遍的困境：当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越来越稀薄，恶意便悄无声息地钻了进来。
（图/郭沛文）
郭沛文坦言，写这本书的难度远超预期，不只要代入退休教师的孤独与尊严，还要嵌套民国女大学生的视角，甚至仿古小说的腔调。他用听《呼兰河传》“洗脑”成民国女大学生，也用外公的名字纪念逝去的亲人。他说自己从不奢求写出时代风貌，只想讲好鸡毛蒜皮里的爱和怕。但在那些看似朴素的故事里，读者看到了信任的瓦解、代际的隔阂，以及一座城市急速变化中留不住的痕迹。
采访中，郭沛文反复提到一个词，“活人”。他相信写作是活人面对实体世界的方式，而小说在AI时代依然有价值。以下为《新周刊》与郭沛文的对谈。
人和人之间越来越稀薄的连接，
让一些骗局发生
《新周刊》：《远逝》这本书的缘起是什么？书中的这类人群最初是何时进入到你的视野当中的？
郭沛文：在我的创作规划中，“长沙三部曲”有“命题作文”的成分在，每一本都有些微的题材约束。比如，这些小说分别以太平街、橘子洲和岳麓山这三处长沙的代表性地点为引子；《鹌鹑》嵌入了诗歌，《刹那》引入了音乐，《远逝》则加入了小说的文本。此外，三部曲要分别涉及青、中、老年三个年龄段的人群，来拓宽“复杂时代小人物”这个议题的触及范围，属于先画靶再射箭。至于为何是这些人物进入我的视野，自然是因为我就生活在其中。小说中的安春或多或少有我自己的部分人格在，一只矮小还有些胆怯的鹌鹑，能把目之所及的东西看清楚就很不错了，既不妄想变得高大上，也对那些太过宏观的人和事物没兴趣。
（图/“长沙三部曲” 《鹌鹑》《刹那》《远逝》）
《新周刊》：身边亲人有被“老年旅行团”“保健品骗局”困扰的经历吗？能将你观察到的真实诈骗细节和小说中的情节对比一下吗？有没有几个让你印象最深、促使你下笔的新闻案件或故事原型？
郭沛文：小说中的事件均有一定程度的原型。比如我回到湖南常德看望两位长辈，他们无意间聊到最近去旅游了，特别划算。他们声称旅行社送了他们很多东西，比如土鸡蛋和山里的青菜，而这一趟旅程每个人只花费了18元。这就是小说中“桃花源之旅”的由来，只不过现实中的诈骗更反逻辑，非常简单的几句花言巧语就搞定了老人们，让他们乖乖掏钱，远没有小说中这么多精心设计与周密部署。再比如打着免费体验的理疗店，我认识的在县城、地级市和大城市生活的老年人几乎都去过，买过理疗床、净水器和保健品。至于金额更大、受害者更广泛的养老院暴雷，也有相关新闻，没有小说这么直接的杀戮，也没有具体诡计的设计，但它们更为隐蔽，反而更具有欺骗性。
在《远逝》小说的结尾，有一段真实的新闻发布会取材，当地警方有在持续打击此类犯罪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在2024年，一位制片人朋友发给我一篇新闻，问我小说中养老院暴雷的原型是不是这个事件，这令我感到我们面对此类事件，仍旧任重道远，需要多方持续关注和努力。
《新周刊》：《鹌鹑》是青少年的阵痛，《刹那》是中年的崩塌，《远逝》就到了老年。作为一个青年作家，写这本远超你年龄经验范围的书，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如何代入退休教师的故事，并试着理解他那略带拧巴的尊严和孤独？
郭沛文：写作这本书的挑战比我原本的预想要大很多，最主要的问题确实是嵌套结构带来的超经验问题。
代入老年教师不是其中最难的部分，毕竟身边还有老人可以观察和交流，小说中的人物“胡友林”其实是我外公的名字，在我写《远逝》的前几年他刚刚过世，也算作一种纪念。
在嵌套结构中，小说中的胡友林写了一篇名为《烧》的民国小说，讲述民国时期女大学生吴准月、吴准星姐妹的故事。要代入民国女大学生的身份，比代入老年人难很多，所以《烧》的腔调其实很难拿准。有一天我想到了个办法，每天睡前打开喜马拉雅听一个小时萧红的《呼兰河传》，把自己成功“洗脑”成了民国女大学生。
在《烧》中，吴准月又写了一篇关于刘子骥、陶渊明寻桃花源的仿古小说《桃花源考》，其实也很难代入。后来，反而是《远逝》中帽子哥何涛的选择，让古人的“仁义”逐渐清晰起来。
这本书整体而言，主题不免带着“遗憾”二字。坦白来说，它的写作也带着遗憾色彩，因为最初给自己出的题太难，所以仍然会存在力有不逮的地方。我看不少厉害的读者也都指出了其中某些部分，并且有其道理。不过，令人欣慰的是，那些提到了遗憾的读者，依然对这部小说给出了非常真挚的积极评价，这和我自己的感受其实十分相通。它注定不是那类绝对完美的小说，但我有信心它能带给人一点鲜活的、交心的体验。我现在已经不那么惧怕遗憾了，在这个日渐紧张，坚固紧实到喘不过气的时代，遗憾可能恰好构成了那些尚存有松动的地方，让生机萌芽。
《新周刊》：在书中，你将仁义等品德放置在了一个信任缺失的环境之中，你试图探讨或是呈现什么？你是如何看待这些针对老年群体的骗局的？它是否有某些人们注意不到的深层次问题？
郭沛文：我写这部小说时，其实在反复想一件事：为什么那些简单的骗局都能成功？后来慢慢意识到，它利用的未必是“愚蠢”，而更多是一种人和人之间越来越稀薄的连接。
小说里那些骗人者，几乎没有谁真正把自己当“恶人”。有人觉得自己只是赚点快钱，有人认为自己是在“陪伴老人”，甚至坚信那些理疗床和保健品真能帮到别人。他们都有一套足以说服自己的逻辑，这恰恰是最可怕的地方。现实中的恶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在利益、压力和习以为常里，一点点变得理直气壮。
所以我会觉得，这类问题当然需要法律和监管，但更深层的，可能还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变化。一个越来越强调效率、速度和利益的环境里，人与人之间原本那些缓慢但稳定的情感连接，正在逐渐改变，不自觉的恶意恰好钻进了这种空缺。
好的文艺作品，
会让读者不经意间瞥见自我的精神世界
《新周刊》：不少读者感觉你的作品“有松本清张的感觉”，对社会现实观察深入。你如何看待这类说法？你曾说，悬疑小说是观察社会的一个切口，如果新闻止步于案件的告破，那你的小说试图去追问些什么？
郭沛文：首先感谢读者的鼓励，会以此鞭策自己更加努力。其实在今天的媒介环境中，新闻本身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直接说新闻止步于案件告破会有些武断。自20世纪60年代“新新闻主义”开始，包括像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还有汤姆·沃尔夫等人的作品，其实就已经大步跳出了客观报道的限制，具有很强的文学视角。发展到现如今国内非常流行的“非虚构写作”，比如写北京快递生活的胡安焉和写鹤岗的李颖迪，此前那种新闻纪实和文学之间的明确边界，已经非常模糊了。所以我们再来讨论新闻和小说的部分如何区分彼此，是现实的成分更多还是想象的占比更高，没有太大意义。就像大部分人只关心入口的拿铁好不好喝，不会去纠结配方中奶和浓缩咖啡液的比例。
但如果非要细究，其中还是能观察到作用力的区别。当一个文本作品中“现实”的成分更重，那么对作者而言它就不可避免更靠近“他者”。相反，如果“想象”更重，它就更能接近“自我”。从口味偏好来说，我喜欢的通常是那类能把前者刻画得令人信服，但重心仍放在后者的作品，所以我的写作也在往这个方向靠近。《远逝》的努力也是如此，它实际上带有很重的私人焦虑。它写所谓“过去”“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并非一次事不关己的隔岸观火。实际上每个人几乎都能切身感受到此后现实生活中，那些恶意与贪婪的外溢，老年人离时代稍远又有积蓄，自然是最好下手的。可是哪里够骗？所以眼红的人设计更巧妙的骗局，也针对年轻人。你学历高，很聪明？没关系，那我就为你量身定制，慢慢来。甚至更有穷凶极恶之徒跑到境外，借助互联网开始把黑手伸向每一个人，谋财又害命。我认为小说更能把读者带回到青萍之末，恐惧我的恐惧，焦虑我的焦虑，同时一起找找新的解题思路。
《新周刊》：《远逝》关注了那些大时代中的“掉队者”“局外人”，对于这些在世俗认知里一生平凡，甚至被时代抛下的普通人，你希望读者透过作品看到他们怎样的精神世界？你如何理解他们的生活？
郭沛文：在我的认知中，其实每个人的本质都是赤条条的普通人。我们所谓的身份和立场，都只是用来遮羞的衣物罢了。以作者的身份来强调大家应该多看向“普通人”，多少有点居高临下的自大。所以我并不奢求自己有什么高深通透的思想或警世鸣钟的能力，更没有力透纸背写出时代风貌的野心。相反，我更希望这些故事就是纯粹朴素的故事，比如胡友林和文夕这些老年人生活里的鸡毛蒜皮和担惊受怕，比如那些安置小区里“打流”的人，养家糊口又想不清白，都是些随处可见的爱和怕，哪里能上升到什么精神世界呢？在我看来，一个人如果真有所谓的精神世界，那也是非常私密的，藏于深处的，随着年龄渐长，刻满了生活的曲折痕迹的，甚至连本人都只能管中窥豹，更不用说外面的观众了。
但是换个角度，故事会引诱人不免设身处地往下想，如果自己陷在那些局面里，会如何感受，如何选择？甚至进行更多的延伸思考：这些人的生活，和现如今我所生活的周遭，会不会有什么关系？我能在当下的生活中做点什么，来让局面变得更明朗吗？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认为好的小说或者其他不限形式的文艺作品，它的本质应该更像是一枚窥镜，让读者不经意间瞥见自我的精神世界。有趣的是，这种借由小说向内的匆匆一瞥，有时又能构成新的刻痕。
城市的流变、呼吸和新陈代谢，
与生活在其中的人有关
《新周刊》：《远逝》中的年长主角与略带伤感的基调，和人们对长沙的刻板印象略有不同，你是如何平衡和融合这两种气质的？在你的小说中，太平街、橘子洲、岳麓山都是这座城市的背景，这些地标对于文学而言，有何意义？之于你自己，这些坐标又有哪些记忆？
郭沛文：没考虑过这种“平衡”，其实之前的几年记者经历，教会我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每个具体的人，都经历过生活的淬炼，必然复杂且丰富。拿集体刻板印象套在个体身上是一种偷懒行为，过早预设采访对象是一种不当的工作习惯。所以我写人还是会从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经历的事、人际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价值观去考虑。写三部曲这种长跨度的系列小说更应注意这方面，要真实构筑一个场域，就要时刻提醒自己其中的人、事、物彼此都是相互纠缠、关联、延伸的，要让因果线像蛛网般细密地纵横其中。比如，我看到一个读者的评论很敏锐地观察到贯穿三部曲的两个人物安春与何涛在这三年间的改变，从初入社会的“局外人”，到后来“尽量做个好人”，再到最后彼此的分歧，是“以身入局”闯入故事，还是“观察记录”寻找思路？这些条理的总结很有道理，能说服我，但绝非我写作时预设好的思路，它们是很多次“此人遇到此事决定走此路”抉择后产生的最终结果，是无数个细小偶然导致了读者眼中的必然。
城市也是如此。当我们在讨论一座城市的时候，显然不只是在谈一个空间坐标，它的流变、呼吸和新陈代谢，无时无刻都与生活在其中的人有关。譬如，要是读过小说中嵌入的那篇关于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的民国小说《烧》，我相信这些所谓“地标”对于人的塑造是不言自明的，更像是一种被绝望和希望反复揉捻的精密心理机制，它面对不同人、不同事都会调用庞大的记忆、情绪、利弊、道德感来应对和抉择，没法被缩略成坚固肯定的一两个形容词，更没法被标签化。
对我自己来说，写作的过程也是学习和熟悉城市和人群的过程。 2015 年搬家后，我就有沿着湘江散步的习惯，时常路过一处写有“道岸”二字的老旧牌坊，在很长时间里虽然好奇过几次，但也没有细究。后来因为写《远逝》中的民国小说《烧》查资料，正好看到了关于“朱张渡”的部分，才知道这简单二字分量有多重。后来每次路过这里，我的感受已经完全不同了，它投射了更多的历史信息，也投射了我创作的那些人和那些事在这里过活的痕迹，哪怕这部分是虚构的，也因为这个古牌坊而显得格外真实。所以地标也好，博物馆里的文物也罢，它在物质元素上与今时今日存在的那些事物别无二致，但可以理解成某种法器。那些或丰富磅礴，或催人泪下的悠长画卷，终究要靠每个人自己的修为去启封、体悟。在当下的 AI 大熔炉时代，写作对我而言本身已是修炼，倘若还能有幸让哪怕零星几位读者，在路过这些地方时，可以感受到类似的滋味，那已经是最大的安慰。
《新周刊》：长沙一直处在急速变化之中，你之前有提到，这种变化让这座城市有点“赛博朋克的味道”。你觉得当下的长沙是一种什么风貌？你希望通过这三本书，去塑造长沙的哪些面向？
郭沛文：高情商的说法，有点像一些短视频博主调侃的，司门口和东京涩谷没啥差别，五一广场和纽约时代广场挺像的。都是巨大的电子屏，国际大牌的广告和门面，摩登又时尚。低情商的说法，如今已经不需要了，毕竟这种潮流无可阻挡，也不仅仅是长沙这样——十年之前，我可能无法想象当年麦当劳都吃不到的湘北县城老家，会变成今天这副样子，有星巴克和海底捞，连小商店都变成了连锁的7-11。大资本正在无孔不入地渗入人类社会的每个角落，科技、现代、高效，只不过有点千篇一律。但是千篇一律又如何呢？平心而论，绝大部分人甘之如饴，轮不到谁指手画脚。
我只是个得过且过的写作者，能把一些人和事写明白、写好看就挺满足了，没有塑造城市面向的宏愿。观察和感受这里的同时，我也在适应。在《鹌鹑》2013年的时空中，我写过安春在路过黄兴路步行街时有一段感受：“当然不是说发展不好，也不是说更新的大楼、更新的街道和更新的城市设施不好，鹌鹑看着在夹缝里来来往往的匆匆行人，只是觉得，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在这里度过了那么多日子，却一丁点气息都留不下，那么市民相对于快速发展的庞大城市来说，未免也太过渺小了。”到了2015年的《远逝》里，喝到何涛递过来的一家名为“茶颜悦色”的新品牌奶茶时，他却说，“那（快速变化的城市）其实也没什么不好。没准正是因为变化快，才受年轻人的喜欢，将来发展起旅游业也说不定……”我相信他这二时的想法都是发自真心，毕竟茶颜悦色确实味道不错。前几年，因为小主节的充值折扣活动诱惑巨大，我也爱喝，后来日渐发胖得厉害才戒断，开始主动离消费环境远一些，学习节制。
（图/长沙黄兴南路）
《新周刊》：“长沙三部曲”写作历时数年，对一座城市在文学之中完成了再现。这几年中，你感受到的长沙城市气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又是否影响了你的书写？
郭沛文：这种说法太过抬举我了，虽然这三本小说斗胆挂着“长沙三部曲”的名头，但是内心是露怯的。我的书写仅仅是发生地在长沙及湖南周边县市乡镇，有一些我对身边人和身边事的观察与困惑，都是些很小的切片，遑论“文学再现”。
就像上个问题中提到的现象一样，因为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以及资本集团的扩张渗透，人类社会其实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连接所有大大小小的节点。国际关系、城市、家庭、每一个具体的人，都被笼罩其中。我们稍加思索就会知道，长沙身处这个庞大网络中，变化不可能是孤立的。这里的人同样经历了新冠疫情，见证了俄乌战争、美伊冲突，体验着短视频走红和AI崛起，心底有着同大家一样的触动或改变，环球同此凉热。一个写作者但凡手机有网，受到的影响肯定也不止眼前二三事，而是基于这个切身可感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只不过，作为一个高中时期无限憧憬过“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精神”的早期网民，此时此刻我反而更信任线下的、在地的、实体的事物。
在《远逝》中，我不仅将这种感受安放在稍微滞后于时代的老人们身上，还托付给了在2015年仍然故意在使用老旧诺基亚手机的年轻人何涛。我希望用一双更慢的眼睛，去把整个世界即将高速运转起来之前的样子看个清楚。
小说终归仍会是活人写给活人看的
《新周刊》：你曾说，记者经历让你养成了“在街头闲逛”的习惯，这种漫无目的的观察和走访，如何塑造你的创作？离开了记者的身份后，这种观察视角是否有发生改变？
郭沛文：这种塑造比较简单和直观，你照着活人造像和照着相片造像肯定有区别。如果一个作者成天窝在房间里，那么他的感官体验从哪里来？无非是他人作品或者空想。所以坚持出门对搞创作很重要，不论何种形式的出门。记者身份和前面聊到的“他者”更接近，此后更多是“自我”生活本身，多走走，多看看，不仅是为了创作，也是尽可能接触实体世界，让自己维持“活人”的样子。
《新周刊》：在长沙的故事告一段落后，你的写作维度是否有新的拓展？当你完成这一具有地理标志意义的创作后，现在的你希望在文学上呈现出哪些特质？是否对未来的创作方向有所规划？
郭沛文:肯定会去写新的，而不是困在这里。就这部分的生活经验来说，我认为三部曲的表达已经足够完整了。一个人的创作倾向肯定是脱胎于他的观赏口味，不管是三部曲之前还是三部曲之后，我好的那一口都非常稳定，就是那些既“有意思”也“有意义”的作品，不限于文学、游戏或影视等分类。所以我的写作追求也一直是如此，只要能满足这两点，那就百无禁忌。
不过，现在各种类型的创作都处于一个尴尬的低谷期。更方便的创作工具，更低的创作门槛，尤其是AI的出现，让很多领域的表达显得虚浮又繁忙。大家似乎都有更旺盛的表达欲，却又在嘈杂中逐渐失去倾听的耐心。在此，我还是想说一句谶语以自勉：小说这种自农耕文明出现的创作形式，如果在今后还能好好活着，那它终归仍会是一种活人写给活人看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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