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明的汉民，从何处来？|云南|屯田|嵩明县|平定|汉民|江南|沐英

很多人误以为，“汉人”一词是刘邦建立汉朝后，中原百姓便以此自称，实则并非如此。“汉”最初仅为朝代名称，公元前206年，项羽分封诸侯，将刘邦封于汉中、巴蜀之地，赐号“汉王”。刘邦称帝后，沿用此封号定为国号，这便是汉朝命名的直接缘由，此时的“汉”并非族群称谓。汉初时期，民众仍多沿用先秦旧称，以国别籍贯自谓，如秦人、楚人、齐人、赵人等，即便到东汉末年，张飞自报家门仍称“我乃燕人张翼德”，当时汉朝境内百姓也多统称“海内之民、汉朝之民”，并未形成统一的“汉人”概念。

刘邦像，头条免费图片

汉朝历经四百余年的强盛统治，加之对外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流不断拓展，国威远播周边部族与邻邦，边疆民族与海外诸国才逐渐将汉朝疆域内的百姓统称为“汉人”。这一称呼随后逐渐被中原内部接纳，原先汉朝内部分散的地域族群认同逐步融合，“汉人”也从单纯的“汉朝之人”，慢慢演变为中原主体族群的固定称谓，进而衍生出汉字、汉语、汉服、汉文化等一系列文化符号。如同唐代国力鼎盛，让“唐人”“唐装”“唐人街”等称谓流传至今，“汉人”这一身份标识，并非由某道政令强行确立，而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与民族融合进程中自然形成。而“民族”这一现代概念，则是近代由梁启超于1902年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正式提出“中华民族”。

唐人街，头条免费图片

理清“汉人”称谓的演变脉络，才能真正读懂中原汉民迁入嵩明的历史进程，这片滇中沃土的汉族发展史，正是一部跨越千年的移民融合史。

一、先秦至汉晋：中原人群入嵩的早期融合

楚顷襄王二十年（前279年），楚顷襄王是战国时期楚国的国君，在位时间约为公元前298年—公元前263年，这属于“战国七雄”争霸的阶段。楚国将领庄蹻率兵进入滇地，后因归路被秦军阻断，与楚国彻底失去联系，便“随其俗以长之”，自立为滇王。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庄蹻“分侯支党，传数百年”，其部众曾在嘉丽泽“西湖”（今嵩明县杨桥街道大城村西南）兴建城府，取名“大城”，此地如今称西湖海（已填埋殆尽）。这是史料记载中中原人群进入嵩明的最早记录，但诸多书籍将其认定为汉民入滇的最早证据，这一观点并不准确，此时庄蹻部众仍为楚人，尚未形成“汉人”族群认同，仅为中原人群与西南土著的早期接触。

战国七雄

汉武帝时期，朝廷遣使探查得知滇池一带物产富饶、地势险要，决心开发西南边疆，遂派兵平定云南，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命郭昌率军出征，平定滇地各部，设置益州郡（郡治今晋宁），并在嵩明、寻甸一带首置牧靡县，东汉时期沿袭这一建制。此后，朝廷派遣大批汉民随军屯驻，迁入滇北及滇池周边区域，嵩明也在其中，中原汉民自此正式踏上这片土地，开启定居融合之路。

嵩明县古盟台

东汉末年，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率军平定南中，兵至嵩明，孟获归降后，又有大批汉人随军迁入，与当地僰人（以悬棺习俗闻名的土著民族）杂居融合，落籍成为屯户，扎根嵩明。晋代，部分汉人逐渐与土著交融，出现“夷化汉人”，形成势力雄厚的南中大姓“爨姓”，这些大姓与当地土著首领“夷帅”相互通婚，结成“遑耶”（亲家）关系，实现了血缘与文化的深度交融，为嵩明汉族族群的形成埋下伏笔。

二、唐宋元时期：战乱戍边与屯田带来的人口补充

唐天宝十年（751年）至乾符四年（877年），南诏国与唐朝廷关系破裂，战事频发近百年。唐朝廷先后从中原征调20万汉军讨伐南诏，两次战役均告失利，大批将士滞留云南，这些留居的汉军将士，成为较早进入嵩明地域的汉族先民。唐文宗三年（829年），南诏军队从四川成都一带掳掠数万工匠与技艺精巧的百姓入滇，将内地先进的纺织、农耕等生产技术带入云南，极大提升了当地生产水平，其中部分工匠与家属也辗转定居嵩明周边，进一步充实了当地汉民人口。

元代，朝廷先后从大都（今北京）、江南各地抽调数十万大军平定云南，军队中以汉人为主体，平定后元朝在云南推行“上马打仗、下马屯田”的制度，大批汉军军士解甲归田，在嵩明及周边地区屯田定居，成为当地汉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明代：汉民入嵩的鼎盛时期，屯田移民奠定人口格局

明代是中原汉民迁入嵩明的决定性阶段，大规模、有组织的移民屯田，让嵩明汉族人口占据绝对主导，彻底奠定了当地的民族人口格局。

沐英像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傅友德、蓝玉、沐英率领30万大军征讨云南，平定战乱后，留沐英统率10万军队镇守云南，稳固边疆统治。洪武十七年（1384年），朝廷推行“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的政策，将中原地区的豪门富户、获罪官吏百姓，悉数发配戍守云南。洪武二十年（1387年），朝廷命四川挑选20万精兵，配备军器、农具，调拨2.2万锭钞银、万头耕牛，前往云南垦荒耕种；同时规定湖广常德、辰州二府，百姓家有三丁以上者，抽两丁前往云南屯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沐英入京朝见，受命返回云南镇守时，携带江南、江西百姓23万人一同入滇；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沐英再次奏请朝廷，迁移湖广、江南百姓8万人充实云南；1392年至1398年，沐英之子沐春镇守云南期间，又迁移南京百姓30万人入滇定居。

云南省博物馆藏沐英像

这批大规模移民中，大量百姓直接落户嵩明杨林南部、邵甸等地，开展屯田劳作。除军屯外，明代还实行“商屯”，商人出资招募内地贫困农户前往云南垦荒，同时还有众多内地农民为躲避繁重赋税，自发迁徙至嵩明定居。历经数朝持续的内地汉族移民，云南汉族人口总数远超少数民族总和，屯田制在云南的全面推行，先后吸引四五十万汉族劳动人民迁入，带来了水碓、水车、水磨等先进农具，利用泉水舂米磨面，大幅节省人力，极大推动了当地农业发展。

据史料记载，万历年间，云南军屯人口达29万人，嵩明州治以南垦田11.24万亩，邵甸、板桥一带屯田56.74万亩。仅杨林千户所，就下辖旗军555人、屯军410人、舍余197人、军余2181人，拥有职田772亩、屯田11236.95亩，屯牛129头，屯田规模十分可观。从汉代至明代，历代王朝的屯戍措施，在嵩明境内留下深刻印记，至今当地仍保留近百个以卫、营、所、哨、堡、铺、屯等军事屯田组织命名的村落，成为那段历史的鲜活见证。

据民国《嵩明县志》记载，嵩明汉族人口中，仅小倚伴张姓可追溯至汉代入滇，其余汉族大多为明代迁入，其中原籍南京的约占十分之六七，江西、四川、陕西籍的约占十分之二三，本地土著人口不足十分之一。

当地有谱牒可考的家族源流，也印证了这一史实：四营区大山哨左氏，宋代从江西分籍入滇；阿子营司氏，明初入滇为官，世袭右卫指挥，先落籍昆明，后因讲学迁至阿子营定居；白邑杨氏，明代携带家眷六人，从南京应天府花椒巷石板沟宦游至嵩明落户；苏海村苏氏，为四川峨眉苏洵后裔，明初迁居至此，以始迁祖苏海之名命名村落；上墩村李氏，先祖为江南上元人，明初跟随休国公征讨云南，落籍嵩明，后分支居住在上墩村、大山脚；县城董氏，明代随沐英征讨云南，定居嵩明，后分支迁至木作、麦冲；县城杨氏，随沐英入滇定居临安、石屏莲花池，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移居嵩明县城；杨林戴氏，跟随沐英入滇，落籍杨林镇。

境内留存的古代墓碑，更是明代汉族大量迁入嵩明的直接实证，以杨林大街汪姓始祖汪洪墓碑为例，碑文记载：“处士汪公讳洪始祖妣考之佳城。应天府家湾籍，洪武初来滇嵩明杨林。辛葬于斯生四子澄，潆，泗，明，其泗、明不数传皆乏嗣，惟长子澄生鉴，潆生秀，传今至十世，族姓繁盛，书香振起，盖积德昌后然耳。年远墓圯，爰卜吉修垒立石，仰世世子孙过墓兴思，不忘本水源，咸知崇祀焉。后裔孙昕谨识。乾隆庚子年黄钟月吉旦。十一世宗孙统合族全立。”

四营街

此外，四营区中卫村倪氏祖墓碑、嵩阳镇王家村王氏始祖墓碑、大代理村张姓始祖张飞鸟（字腾高）墓碑，均记载其祖籍为南京应天府石板沟（或石门坎）、花椒巷（或竹子巷）、柳树湾（或柳家湾），这也是如今嵩明众多百姓称“祖辈是南京人”的核心缘由。

而剩下的另一部分嵩明汉人，大多是当地土著在漫长历史中慢慢汉化过来的。他们一边保留着自己原本的一些习俗和文化记忆，一边也逐渐接受了中原的制度、语言和生活方式。这种融合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代代人慢慢相处、慢慢交融中形成的，也是不同族群在同一片土地上互相适应、一起生活的见证。正因为他们的来源多样，才让今天当地的人文风貌变得这么丰富、这么深厚。

嵩明县彝族，摘自《嵩明县志》

四、近现代：客籍迁入与人口持续融合

民国时期，四川籍百姓纷纷来到嵩明经商，各个街场均有川商足迹，尤以肩挑货郎担的小商贩居多。当时在狗街（今龙街）设立“四川会馆”，供川籍人士居住，更名为“四川旅嵩龙街人民联谊会”，配有长方豪体印章、仿宋条章各一枚，主席为杨万国，在册会员54名，其中男性52名、女性2名。川籍人士还捐资购置“川帮义地”，立碑记载；龙泉乡（今杨桥大庄）设有“四川公房”，供川籍人居住，并开设轿行供人雇用，还置办“四川坟”公地，小街大团树西北1公里处设有“东川坟”，这些都是客籍汉人落籍嵩明的有力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