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你是“主人”，还是“仆人”？|世纪|威廉|数字时代|罗宾逊|计算机

也许，你刚刚低头瞄了一眼手机，发现自己只是不走心地滑了滑朋友列表，并没打算选中并联系某人。也许，你突然觉得词穷，在这个明明可以自由表达、别人甚至还期待你畅所欲言的世界里，你能想到的只有三个字：“哈哈哈。”也许，明明有个更好的工作机会近在眼前，你却发现趴在现有的工位上摸鱼比谋划远大前程更轻松。我会将此时这种“消极或是不想与他人发生关联、只想做你自己或是逃避决策”的冥顽不灵之感，称作“数字倦怠”（digital lethargy）。数字平台旨在制造能动性与活跃感，也一直鼓吹用户只需忠于自我选择的理念，而前述这种感觉却与之背道而驰，看似有悖常情，甚至是自我挫败。亚马逊仓库的低薪打工人被剥削了一整天，回家后精疲力竭，却在亚马逊网店里狂购一气，他很可能已饱受数字倦怠之苦。

在古希腊医学中，lethargy（原意为昏睡，本书中译为倦怠）描述的是一种病：患者陷入物化般的昏迷状态时会忘记自己是谁（这个词源于 Lethe，意为古希腊神话中的“忘川”）。昏睡症通常是急性发作的，且常有致命危险，典型的治疗方法是提醒病人记住自己是谁。搜集此类病例，并把相关疗法内容译成拉丁文的努米底亚医生塞利乌斯·奥雷利安努斯（Caelius Aurelianus）这样写道：“应将病人安置于光线充足、温度适中的房间里，时不时地在其耳边呼唤其名，或挠或戳，想办法将其唤醒。”如今，心不在焉、宛如昏睡的用户会被施以三种“治疗”手段：算法会刺激用户通过一系列点击进行个性化设置；社交网络会提醒用户已错失某些良机；而追踪器和传感器对用户甚至没有回应的状态—研究消费者选择的学者称其为“无选择选项”—也能将其转化为另一种数据形式。只要技术支持，哪怕你认为自己已退出登录，你也总是“在线”的，基于这样的事实，数字时代的倦怠已显而易见。

这是因为数码科技公司赚钱的主要途径就是搜集你如何“做自己”的数据。例如，脸书会问“你在想什么”，并将搜集到的数据卖给广告商。不过，说得更宽泛一点，数字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就是将用户的主动参与和关注度、资本以及消费主义联系起来，并将用户的兴趣转化为可通过大数据挖掘到的选项。这会带来一种解放的感觉，因为在西方互联网上，你已看不到很多必须遵守的准则、成规：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只要继续点击、选择即可。在数字资本主义中，“做自己”就是我们理解自己和他人的主导准则。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赋权形式，我们将“账号”等同于“人格”，将“选择”等同于“能动性”。这是一种授权：授予持续行动、交流以正当性，进而觉得那就是正常生活，甚至是表达更充分、参与感更强、个性化更明显、生活更充实的状态—在那种生活里，所

谓的我们，仅仅指的是我们如何行动，如何选择。

人生在世，最妙的事莫过于自由自在“做自己”—这个观点说说容易，其实很不简单。首先，在数字时代底层人士的体验中，这种说法往往被当作一种职业标配，而非一种选择。试以某共享出行应用软件的一组宣传推文为例：“我给所有司机的建议是：保持积极乐观，做自己！”“金玉良言—做自己。推己及人，我希望自己被如何对待，我就如何对待乘客，他们肯定会对此心怀感念的！”同样，就业培训师建议白领求职者培养一些“喜闻乐见的爱好”，比如骑行、摄影，以便打造更受欢迎的个人品牌。显然，如果将“做自己”打造为一种客户服务或营销形式，那么它很可能会让你殚精竭虑。对那些不必持续营销自己的人来说，能动性未必总要体现于自身。有时候，自我认知会成为一种负担。比如，决策过载会导致你过度内耗；再比如，不得不在学校或工作单位中代表你的种族或民族身份会让你心力交瘁。人们通常只会模糊地意识到一种感觉—不想做自己；而最典型的倦怠感就表现为心不在焉，或是情感阻塞，而非某种说得清、道得明的情绪。

智能手机喋喋不休地敦促你留意新消息，要回复的电邮和短信源源不断，无数照片需要你点赞或评论，工作已渗入家庭和私人生活……这些都是数字网络加诸我们的。大家可能觉得这种生活状态是当代特有的现象，在某些重要的层面，确实如此。但在另一方面，工作和自我认知方面的问题在历史上的西方文化语境里就背负了诸多恶名，疑似遗毒痼疾，例如懒惰、疲劳、耗竭、闲散、游荡。审视这类慵懒症状，能让我们循着历史脉络，追溯以往的社会是如何评判“自我”价值的。比方说，我们可以把当今的职业倦怠和前现代及近代早期的职业倦怠加以比较。当怠惰（acedia）打断早期基督教僧侣的冥想沉思时，这一“正午的恶魔”就会被视为一种病症，一种致命的罪孽，会干扰精神性的、象征性的“实现自我”之大业—假设你容许这种过时的说法。随着此大业的世俗化，欧洲贵族阶层便开始要求其臣民“安分守己”。文化史家安娜·沙夫纳（Anna Schaffner）列举了不少作品，从丢勒（Dürer）的雕刻作品《忧郁 I》（Melencolia I）中“沉思自省的重负……实实在在地压在以科学为本的新主体身上”，到莎士比亚笔下内省的哈姆雷特因无力决断、无所作为而痛苦万分，这表明在近代早期，自我意识已被确立为一种负担。倦怠—怠惰的衍生物，是身体和精神上自我销蚀的表现，指的是忘记、推卸自己的道德和政治责任，诸如对国家或对上帝的责任。然而，即便当时的文化习俗将倦怠描述为自我阉割和反社会，倦怠还是缔造出了一个中间地带，人们可以在其中通过忘记自己从属于社会底层，以展现或承担另一种身份。

不过，我们故事的真正起点是工业革命，当时，倦怠变成了一种侵袭了壮大中的工人阶级的病症。德国医生威廉·埃尔布（Wilhelm Erb）在诊断普遍存在的信息超载导致的神经极度紧张甚或衰竭时，使用了“神经衰弱”（neurasthenia）这个术语。他写道：“网络……彻底改变了商贸业态。人们将夜晚用于旅行，白天用于商务……更多人被卷入政治、工业和金融界的重大危机。”12 1893 年写下这段话时，埃尔布所谓的网络指的是电报网络，而非数字网络，但这段话在今天看来并不过时：如今，医学专家、心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也将各种疾病归咎于网络（及其与全球化的密切关联），包括耗竭、过劳、注意力下降、失眠、脱离现实和反社会行为。不过，神经衰弱在当时也为伪科学言论所用—根据所谓的文明程度、自我管理能力把世界人口分门别类。医学史学家拉斐拉·佐扎内利（Rafaela Zorzanelli）就曾阐释道，神经学家威廉·比尔德（William Beard）将这一术语引入美国时附带了一则警告：神经衰弱“主要影响脑力劳动者，工业化的城市生活破坏了他们的神经能量供给系统；此外，还有上流社会的年轻女性，她们娇嫩的神经系统不适合大城市涌现的各种生活需求……神经衰弱还会折磨犹太人、斯拉夫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等所谓的更高等的种族群体，但不会对黑人和亚洲移民造成影响”。至于黑人和亚洲移民，比尔德认为他们只是“体力劳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人们为了把工人改造成运转良好的机器而煞费苦心，其中就包括对神经衰弱的研究。历史学家安森·拉宾巴赫（Anson Rabinbach）将这个过程称为“对疲劳的发现”。科学家、医生、社会改革家和哲学家开始将工人的身体视为“人力发动机”，与工业革命时期驱动工厂运作的大型发动机并无二致。不过，人力发动机是会过劳的，假如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和营养来恢复体力，能量就会耗尽。拉宾巴赫认为，围绕职业道德的早期讨论已经转向了新问题：如何寻找劳动力并提升其生产效率，创造出一种不受疲劳影响的人力发动机。例如，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和他专攻科学管理学的弟子们曾用秒表给每项作业计时，以优化工人的动作，而不是简单粗暴地逼迫工人透支体力。疲劳堪称资本主义工业的“制动器”，能制造阻力，给急剧扩张的生产线刹刹车。泰勒带动起来的高效风潮并不局限于工业流水线，还催生了关于“科学制衣”、优化厨房设计、提高教堂效率的书籍。

时至今日，我们仍在谈论工作带来的疲劳，但越来越多地会用到别的词语，比如耗竭（burnout）。这个词在 1974 年第一次被正式用于这个语境，不仅指疲劳，还能指代另外两种症状：个人成就感下降和人格解体。人格解体亦即与他人脱离，与工作脱节。从“疲劳”到“耗竭”，词语的渐变指向工作观念的重要转变。20世纪50年代后期，人力发动机的概念逐渐式微，期待没有疲劳感的社会愿景也随之淡化；体力劳动开始淡出社会生活的中心，美国工会会员数开始下降。（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法国和大部分高收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也都步其后尘。）取而代之的是“非物质性”工作，也就是交际性工作。就连工厂里的工人也不再被视为执行命令的从属者，而是协调生产的积极参与者，要提供反馈，并与其他团队互动。社会学家阿兰·埃伦贝格（Alain Ehrenberg）在其著作《疲于做自己：抑郁症与社会》中写道：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这些变化导致西方社会越来越标榜不墨守成规、不按部就班的人，不再赞赏有责任担当、主动为自己制定规则的人。创业者、企业家备受赞誉，表明社会开始将个人理解为掌控自己命运的主人。其实，这种对无限自主、无限自由的期望早已根深蒂固地植入了我们的自我认知模式（正如“这是我的选择”这一座右铭所体现出来的那样），以至于实现自我成了一种任务，往往还会化作烦人的、无形的社会压力。这是一个悖论，埃伦贝格指出，源源不断的机遇反而会导致一种不足感，迫使自主性成为耗竭和抑郁的根源。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耗竭现象属于一种职业病，但其衍生出的新语词“数字倦怠”并非仅限于职场。数字倦怠描述的是主体性的失败。个体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他在自我表达、选择和自治方面的每一个微小行为都被转化为数据和资本。数字资本主义打造出一个拥有自主权的“用户”形象。他可以向计算机服务器发出命令，决定应用软件采取哪些选项（哪怕最终什么都没选），俨如埃伦贝格的创业者主体性的升级版。然而，就算数字媒体的运作依赖想象，看似拥有各种权利的用户充其量只是技术发展的偶然产物，用媒体学者全喜卿（Wendy Chun）的话来说，仅是“一个被赋权的用户和一个沙发土豆之间的区别”。因为用户最初只是一个非个人的账号设备，这一概念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分时技术，该技术将昂贵的计算机时间划分为较短的时间片，利用多道程序、多任务处理使多个用户可以同时使用一台计算机。就像一个国际象棋大师在车轮战中辗转对弈一般，计算机在与其相连的多个终端之间往复作业，给每个终端分配一点时间。由于这项革新技术，每个用户账号都得到了控制时间，可以下达指令，并立即得到反馈—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交互”。正如个人计算机行业一直试图灌输给我们的那样，交互是能动性乃至人格的来源。只需看看奥威尔式的苹果电脑广告《1984》，我们就很容易看出这层意思。当年，那支广告片是在“超级碗”期间播出

的，一排排僵尸般的观众呆若木鸡地看着屏幕上的“老大哥”大放厥词，然后，一个女人从他们身边跑过，抡起大锤砸毁电视，开启了自由思想（或至少是交互式计算机）的新时代。电视观众很可能是精神倦怠的，人格被削弱，无法为自己做出选择，但理想的计算机用户是自由的—正如那支广告所指明的。

在苹果公司推出个人计算机前，另一项发明已开始改变用户的想法了。客户机—服务器计算（client-server computing）在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流行起来，允许用户通过网络，使用网络中其他端点的计算机上的资源，比如远程打印或存储。计算机已成为“服务器”，并且用媒体学者马库斯·克拉耶夫斯基（Markus Krajewski）的话来说，计算机和用户的关系变

成了主仆关系。这些数字仆人全心全意地等待并伺候新主人，人们还为它们起了“管家”“吉夫斯”“奥利弗”之类有点滑稽的昵称。互联网商业化之后，21 世纪 10 年代的云计算（cloud

computing）技术允许服务器提供云端流媒体传输，进一步定义了服务器是什么（以及在哪里）。如果与一台服务器交互好比从特定的井或水箱里取水，那么现在的用户调用云端服务就好比打开水龙头取水—用户无须知道水从哪儿来，也不用担心水会用完。一种被称为“万物皆服务”的新经济模式应运而生，在这种模式下，服务方被集中起来，按需提供服务。任何事物都有可能成为服务，无论是按月销售的软件订阅、流媒体音乐，还是按飞行小时出租的喷气式飞机 21，我们甚至很快就能看到分批次租赁的人工智能业务。

其结果就是，数字平台将用户定位为主人，用户周围环绕着随时待命的服务方，例如隐居云端的语音助手，可以不停歇地听取指令。可以肯定的是，所谓的用户掌控权并不属实：连续不断的决策结点要求用户响应，但可用的措辞无非是 A 或B—说出“确定”或“取消”，其目的主要是搜集营销数据。这套交互系统也不算特别稳定：决策的压力持续不断，尤其在大量选项涌现的时候，就会引发倦怠感。然而，正是这种用户—服务、主—仆的二元性确保了联网计算机的运作。不止如此，本书还要主张，这甚至该被视为界定当今人格概念的起点。如果机器人是一个拥有有限自主权的代理，等待指令而行动，并且主要是承载指令的一方；那么，言下之意，人类就是做出选择、指示行动的另一方。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以同样的方式获得这些选择及其背后影射的人格。19 世纪用来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隐喻式伪科学表达至今依然大行其道，而哈佛大学招生办公室使用“性格”这一人为指标，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名为“性格”的指标是为了将亚裔美国人与白人申请者区分开来而创建的，它迎合了人们对亚裔美国人的陈旧刻板印象—技术熟练但面无表情的自动装置。这无异于表明：某些人群的人格特质不如其他人群那么明显。23 这个问题好像挺抽象的，不过，还记得我之前提到的“万物皆服务”模式吗？服务器的概念可能始于计算机，但当今存在的许多所谓的自动化服务器与服务实际上都是人类在操作。平台不断扩招这样的工人—他们肯将业余时间和劳动力出租给微小甚至毫不起眼的工作。比如LeadGenius 这样的数据搜集公司、Rev 这样的文本转录公司、

CrowdFlower 这样的清理社交媒体平台的大量“数字清洁工”服务公司，以及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以下简称 MTurk）这样的用简单人工智能达成的众包市场平台—全球各地的自由职业者大军都能登录相关平台，等待接单指示，但至于为谁打工，他们几乎没有选择权。“机器人”工作在菲律宾、印度和墨西哥等国家大量涌现，西方人早就认定：这些国家的人吃苦耐劳、技术娴熟，是“天生”适合体力劳动、适合接受并执行命令的劳工类型。

正如一个世纪前就将“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区别对待，那些以被动的服务方为代价来维系活跃用户，并以此为盈利模式的公司，延续了政治理论家塞德里克·罗宾逊（Cedric Robinson）所定义的“种族资本主义”。罗宾逊写道，资本主义建立的基础是依托移民劳工的“人力资源储备进行招募”，并夸大群体差异，以便将某些地区或种族群体归入野蛮人、外国人或其他天生适合从事低级工作的人。罗宾逊列举了穷人去当雇佣兵的案例：部分苏格兰人作为“自由职业者”，被 16 世纪的欧洲各国军队招募入伍，在欧洲各地作战。种族是欧洲人根据群体差异对人群进行分类的过程中臆造出的概念，而这种分类的动因在当今数字时代的底层社会中仍然存在，宛如幽灵重现。例如，地理学家本·罗格利（Ben Rogaly）曾对位于英格兰东部的非工业化城市彼得伯勒的亚马逊仓库的工人进行了一次民族志研究。他套用了罗宾逊的理论，展示了管理层如何加剧种族和民族差异，只为刺激员工竞争。来自前英国殖民地的工人会被分配到较差的班次—尽管他们也是英国公民，但被上司称作“移民”；波兰工人要和英国工人竞争，结果，每个人的生产定额都被拉高了。放眼互联网，同样的策略随处可见，哪怕言辞中并没有明确提及“种族”二字：艾奥瓦州有家数字外包公司主打“位于美国腹地、全美国人”的设定（其企业理念为“外包给艾奥瓦州吧—别去找印度人”），还声称印度工人无论如何都不能认同西方文化价值观；而另一家菲律宾外包公司吸引美国市场时则强调菲律宾人天生“注重细节”。

文章摘编自《数字倦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