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红云
成化四年秋，南京国子监的彝伦堂里，一场关于《春秋》“春王正月”的讲论正在进行。
周洪谟照例为诸生讲授《春秋》。他讲到了隐公元年开篇的第一句——“元年春王正月”。
这六个字，是《春秋》全经之首，也是千百年来经学家争论不休的公案。
“诸位可知，何为‘王正月’？”他问。
堂下诸生面面相觑。
一个来自浙江的学生站起来，恭恭敬敬地说：“祭酒，学生读胡安国《春秋传》，胡氏谓周人改月而不改时。以子月为正月，而冬仍为冬，春仍为春。”
另一个学生站起来，说：“学生读蔡九峰（蔡沈）《书集传》，蔡氏谓周人不改时亦不改月。即以寅月为正月，建寅为岁首。”
又有一个学生说：“学生读孔安国、郑康成之注，二公谓周人改时与月。即以子月为正月，且改冬为春。”
周洪谟听完，笑了。
他扫视堂下，缓缓开口：“三家之说，各有所据，亦各有所蔽。你们可曾想过，‘正朔’与‘正月’，本非一事？”
堂下安静了。有人在纸上记录，有人托着下巴沉思。
周洪谟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鸡鸣山的秋色正浓。他转过身，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
“岁首云者，言改元始于此月，是以此月为正朔，非以此月为正月也。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纪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历官纪年之所始也。正之为言端也，端之为言始也。正朔之为第一朔，正月之为第一月，犹长子之为第一子也。二者皆可谓之岁首，然其义不同。”
他停顿了一下，让学生消化。
“商之建丑也，《书》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之正朔以十二月为岁首，而非以十二月为正月也。秦之建亥也，《史》谓‘秦既并天下，始改年，朝贺皆自十月朔’，是秦之正朔以十月为岁首，而非以十月为正月也。由是推之，周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为岁首，而不以十一月为正月也。”
这就像今天的官场：皇帝改元，从某个月开始算新皇帝的第一年，这叫“正朔”；可老百姓种地，还是按春天的正月算，这叫“正月”。两者可以不同。
周人把十一月定为岁首，史官从十一月开始纪年；但气候的春天，还是寅月（正月）。周人没有把十一月改成春天，他们只是改了纪年的起点。
周洪谟说到这里，加重了语气：“后世儒者不得其义，故有纷纷不决之论。汉孔安国、郑康成，谓周人改时与月；宋程伊川、胡安国，谓周人改月而不改时；独九峰蔡氏，谓不改时亦不改月。至于元儒吴仲迂、陈定宇、张敷言辈，则远宗汉儒之谬，而力诋蔡氏之说。”
他回到讲案前，拿起一卷竹简，上面密密麻麻抄满了各家注疏。
他随手翻开一页，念道：“彼谓以言《书》则为可从，以言《春秋》则不可从。于乎！四时之序，千万古不可易，而乃纷更错乱，以冬为春，以春为夏，以夏为秋，以秋为冬。位随序迁，名与实悖。虽庸夫骏子，且知其不可，而谓圣人平秩四时，奉天道以为政者，乃如是乎？”
他把竹简放下，声音沉下来：“予惧学者惑其言，未有不诬圣经以乱先王之法者矣。”
堂下一片寂静。诸生们第一次看到祭酒如此严肃。
周洪谟看着他们，一字一句地说：“故此辩，不可不为。我当取《易》《书》《诗》《周礼》《春秋》《论语》《孟子》及《汲冢周书》《史记》《汉书》，凡可以证诸儒论辩之失者，参考而详列之。”
那场讲论之后，周洪谟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将自己对“春王正月”的考辨写成了一篇长文，题为《周正辩》。
他把自己关在箐斋里，翻阅了数十种典籍。
桌上铺满了纸条，上面抄录着《尚书·尧典》的“日中星鸟，以殷仲春”，《诗经·豳风》的“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周礼·春官》的“正岁年以序事”，《史记·历书》的“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
他一条一条比对，一字一字推敲。
他写到了“改岁”与“改月”的区别。周人改岁，不改月。正月还是那个正月，春天还是那个春天。只是史官纪年的起点变了，老百姓的四季没变。
他写到了“正朔”的政治意义——天子改元，是“奉天承运”，是“新天下之耳目”。可天子不能改四季，四季是天定的。
改元是人事，四季是天事。人事可以变，天事不能变。
他写到了历代儒者的误区。
汉儒孔安国、郑玄，把“正朔”和“正月”混为一谈，以为周人把十一月当成春天，闹出了“以冬为春”的笑话。
宋儒程颐、胡安国看出了问题，却只敢说“改月不改时”，仍然没有完全厘清。
只有蔡沈(九峰)敢说“不改时亦不改月”，但蔡沈举的证据不够有力，被后人驳倒了。
他要做的，是把蔡沈没做完的事做完。
他写道：“四时之序，千万古不可易。周人虽以子月为岁首，然冬自冬，春自春，夏自夏，秋自秋，未尝改四时之名以就岁首。圣人平秩四时，奉天道以为政，岂有颠倒时序之理？”
写到最后，他搁下笔，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窗外，月亮很亮，照在箐斋的竹帘上，斑驳如画。
他把那篇《周正辩》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他知道，这篇文章会得罪人。会得罪那些信奉汉唐旧注的老儒，会得罪那些把程颐、胡安国奉为圭臬的人。
可他不能因为怕得罪人，就不写。
《周正辩》传出去之后，果然引起了轩然大波。
南京国子监的诸生们争相传抄，有人击节赞叹，有人摇头质疑。
有人写信给北京的同僚，说“南雍祭酒周尧佐，发千古之未发”。也有人写文章反驳，说“周氏妄改经义，惑乱后学”。
周洪谟不争辩。他只是把《周正辩》收进自己的文集，又抄了一份寄给商辂。
商辂回信说：“兄之辩，可谓拨云见日。弟读之，豁然开朗。千载聚讼，一朝冰释。”
商辂还告诉他，朝中有几位老儒看了《周正辩》，私下议论，说“四川人果然倔，连郑康成都敢驳”。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周洪谟的考辨有理有据，难以反驳。
多年以后，当程敏政编纂《明文衡》时，特意将《周正辩》全文收录。
他在按语中写道：“周洪谟此辩，考据精详，议论平允，足以息千载之纷纭。盖自汉儒以来，言《春秋》‘春王正月’者，未有若是之明也。”
《周正辩》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经学的范畴。
它让后世学者明白了一个道理：读经不能盲从古人，要回到经典本身，用证据说话。
它也奠定了周洪谟在明代经学史上的地位——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教育家，更是一位严谨的经学家。
那场讲论之后，周洪谟在箐斋里坐了很久。
他想起自己年轻时读《春秋》，读到“元年春王正月”，也曾困惑。
他问过父亲，父亲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他问过祖父，祖父说“你自己读，读懂了告诉我”。
如今，他读懂了。他用了三十多年。
窗外，竹子在风里轻轻摇，沙沙响。他忽然想起《论语》里的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
他笑了。不是因为他比别人聪明，是因为他在南京，在京城的政治纷争之外，在这座清闲的衙门里，终于有时间把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个一个想清楚。
他提起笔，在《周正辩》的手稿末尾加了一行小字：“成化四年秋，箐斋夜坐，偶有所悟，遂成此篇。非敢谓是，聊以就正于四方君子云。”
他搁下笔，吹了灯。
月光从窗外透进来，照在手稿上，白白的。他躺下，闭上眼睛。
明天，还要给诸生讲课。他要把这些心得，一点一点教给他们。让他们明白，读书不是背古人的话，是替古人把话说清楚。
写到这里，啰嗦一句，本文核心史实依据《大明宪宗纯皇帝实录》、明程敏政编《明文衡》卷十五、周兴福著《周洪谟年谱》等撰写。拒绝野史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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