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留新中国国号简称起争议，司徒美堂反对保留：何以昭告天下百姓|司徒美堂|新中国国号

1949年秋天的北平中南海，一群经历过两次改朝换代的老人围坐在一起，聊的不是别的，就是即将诞生的新国家该叫什么，旧时代的简称要不要留。谁能想到，咱们天天挂在嘴边的七个字国号，当年居然让一群元老吵得这么认真，连个人情感都放下了掏心窝说话。这不光是改几个字的小事，是要给全天下人一个明明白白的说法。

1948年中共发出五一口号，特意把各地的民主党派领袖和无党派人士接到解放区，地下党绕着国民党特务布了好多秘密线路，才把人安全送到北平。1949年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的时候，45个单位凑出662名正式代表，党外人士占比超过一半，就是说新国家不是一家说了算，是大家一起商量着来。从92岁的辛亥革命元老到二十出头的青年代表，一屋子人几乎装下了整部中国近代史。

最早国号草案写的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念着拗口还累赘，不少人刚读出来就觉得不对味儿。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第一个提了修改意见，说“人民”两个字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含义，两个词放一起重复了，不如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简洁又有力。这个提议很快得到认可，不光说起来顺口，外交场合用也方便，还清清楚楚划出了新旧政权的界限，留“中华”是承接历史，换后半截就是明明白白告诉所有人，这是全新的人民政权。

国号全称定下来，大家却卡在了另一个问题上，“中华民国”这个旧简称，到底留不留。很多跟着孙中山闹革命的老人对这四个字有太深的感情，毕竟这是当年推翻封建帝制的旗号，说丢就丢有点舍不得。有人提议正式文件用全称，日常老百姓还是用习惯的旧简称，还有人说折中一下，先留个三五年，等大家适应新名号了再废掉，这个说法当时附和的人还不少。

周恩来看出这个问题不是简单表决能解决的，大家心里有心结，强行投票只会留下疙瘩。1949年9月26日，他专门请了这帮辛亥元老吃了顿饭，就想听听大家最真实的想法。酒菜摆上桌没人动筷子，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纸上那几个字上，气氛说不上轻松，却全是掏心窝的坦诚。

支持保留的人都偏向讲情感，黄炎培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中华民国”四个字是革命的符号，一下子彻底去掉，容易让人误会我们否定了前辈的努力。何香凝也认同这个看法，说毕竟是老一辈革命者一辈子的念想，留着简称是给历史一份尊重。话说到这儿，不少人都点了头，觉得这个说法合情合理。

反对的人却从实打实的利害出发，说不能因为情感坏了规矩。前清进士周致祥亲眼见过辛亥革命改元改号，他说哪有改朝换代还留着旧国号的，一个国家两个名字，不出乱子才怪，以后后人理历史都理不清楚。著名法学家沈钧儒想得更深远，他说从国际法来看，一个主权国家的正式名称必须唯一清晰，留着旧简称，很容易被国民党残余势力利用，搞出所谓“两个政府”的乱子。

轮到83岁的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开口，一句话戳中了最核心的问题。他在美洲待了大半辈子，天天和海外侨胞、外国人打交道，最清楚外界怎么看中国的政权变动。他说新政权就是完完全全的新国家，要是国号上还拖着旧简称的尾巴，不光国内老百姓搞不清楚新旧之别，海外侨胞和外国人也会误以为我们只是换了个招牌，旧政权的架子还没倒，怎么昭告天下百姓，怎么说清楚我们是全新的国家？

当时有人当场问，彻底不用“中华民国”，是不是对不起孙中山先生。马上就有老人接话，真的尊重孙中山，不在留不留一个名号，在于能不能把他追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做到位。全场没人争得面红耳赤，大家把各自的理由摆开，赞成的讲情，反对的讲理，谁都不藏着掖着。周恩来从头听到尾，只记录不表态，把所有意见整理好上报给了政协主席团。

最终的决定出来，所有正式文件里只保留“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保留“中华民国”的任何简称，也不许两个名称混用。这个决定不光站得住法理，还符合实际，国内普通百姓对“中华民国”的印象，早就和军阀混战、通货膨胀、政治腐败绑在了一起，本来就盼着一个全新的开始。大家原以为老百姓改口要好久，没想到广播报纸天天喊，没几个月所有人就都习惯了新国号，比预想顺利太多。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天安门城楼上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牌匾，广场上所有标语旗帜全换成了新名号。毛主席站在城楼上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那七个字就不再是纸上的议案，变成了和每个普通人息息相关的国家符号。之后接管海关、邮政、金融，给各国发建交公告，清晰统一的国号给新政权接掌全国提供了最硬的法理凭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