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 ｜ 文

川普两度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无疑是过去十几年中美经贸关系重构的重要表现形式。中国之所以在2025年关税战中敢于斗争，对等反制，成为唯一没让川普敲诈成功的国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市场给的底气。

美国政客嘴上说的“脱钩”，我们在战略上可以藐视它，因为无论哪个国家都不会自动放弃中国市场。如果美国政府强制美国企业与中国市场脱钩，导致供应链中断，中国企业一定会在短期内寻找替代来源，转向国产替代或寻找其他进口渠道。与中国脱钩等于自己放弃中国市场。在美国这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下，跨国公司的企业家不会完全听从美国总统的指令。美国政府一届任期就只有四年，但企业要对董事会负责，对企业的长远利益负责，没有哪家企业会跟着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美国政府玩短命的游戏。中国的营商环境做得越好，市场越大、越开放，世界就越不会跟我们脱钩。

中国本土具有超大的市场规模，这几十年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其产品约有70%是在中国市场上销售的，剩余的约30%是外资企业生产出来用于出口的。这些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如果撤离中国，等于丢弃了它们约70%的市场份额，这也是确保全球产业链留在中国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所产生的红利，即市场红利。就规模而言，中国人口有14.11亿，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接近20%。就市场结构而言，中国是个单一的大市场。单一市场是指法律体系统一、税务体系统一、商业规则统一、语言文化统一的市场。就工业基础而言，中国是全要素、全门类、全产业链集成的经济体。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将产生成本下降的“规模经济”效应、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效应、抵御各种内外风险的“大海效应”。这三种效应是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所带来的，是中国发展到如今这个阶段自然产生的新红利，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所蕴含的自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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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同美国总统川普访华的商界高管，是迄今为止最富有的访华代表团，总财富为超过1万零700亿美元。马斯克以8270亿美元的个人净资产位居榜首，占代表团总财富超过77%。黄仁勋以1940亿美元的个人净资产位居第二。

构建起“以我为主”的全球消费大市场

长期以来，中国习惯了扮演“世界工厂”的全球分工角色，将巨额贸易顺差所获得的外汇储备视为一种国家财富积累。当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突破万亿美元大关，企业实际利润并未同步上升，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仅增长0.6%。

适度削减成熟行业的出口退税，将其腾出的万亿级财政空间转化为国内的社会福利支出。过去，高额的出口退税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对海外消费者的变相补贴，不仅不利于促进进出口平衡，也容易引发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这笔出口退税的财政“经费”应该通过发放育儿补贴、提高农民养老金、加强职业培训，从“补贴海外消费”转向“投资国内民生”。只有切实降低中国家庭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上的负担，才能从根本上激活内需。只有居民“有钱花、敢花钱”，中国才能真正构建起“以我为主”的全球消费大市场。

历史经验证明，单纯的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而进口大国往往能掌握主动权。中国当前主动扩大进口，是经济发展阶段演进的必然选择。当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买家时，中国才能掌握更强的大宗商品定价权，改变国际贸易中“价随人定”的被动局面。

人民币汇率有望升值至6左右

一个贸易强国的货币地位，往往由其支付能力定义。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赋予了人民币更坚实的底层支撑。展望未来十年，伴随着产业链向高端迈进，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望从当前的7左右稳步升值至6左右的水平。到2035年，尽管人民币计价的人均收入翻番尚需时日，但换算成美元计价，我们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有望从目前的1.3万美元档次，跨越到2.5万~2.6万美元的新台阶。人民币汇率的适度升值，本质上是让全体人民共享大国崛起的红利。（本文节选自《缠斗：中美经贸重构与全球经济新秩序》推荐序，略有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