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石油美元安排一直支撑着美元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如今，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正在以一种可能连紧急流动性工具都难以修补的方式，拉扯这一安排。
二战结束以来，除病情时期外，美国公共债务首次超过整个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截至3月下旬，由公众持有的债务达到31.27万亿美元，略高于31.22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
这一门槛常被视为长期财政问题，但这笔债务带来的经济成本如今正迅速浮出水面。眼下最直接的压力在于，持有美国资产的主要外国投资者，可能开始从美国市场撤出资本。
海湾国家因美国与以色列袭击伊朗，对美国财政与军事保护的信心已经受到冲击。它们通过主权财富基金合计持有大约2万亿美元的美国资产。
海湾多国官员已经在重新评估自身立场。3月，一名海湾官员表示，海湾合作委员会四个最大经济体中的三个，正在审查各自主权财富基金的持仓，以对冲伊朗战争带来的冲击。
美国阻止外国投资者卖出的手段其实有限。美联储将美国固定收益市场称为“全球最深、流动性最强的固定收益市场”，而投资者可以自由进出，恰恰是美国资产吸引力的重要来源。但同样的开放性，也构成了一种结构性脆弱。
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被拉高的资产估值，也就是股票、债券和房地产价格处于高位，市场价格远远高于其基本面。
2026年5月2日，一艘散货船停泊在伊朗阿巴斯港外的霍尔木兹海峡。
一旦持有者失去信心，这些被高估的市场就会回调，并像2008年金融危机时那样引发挤兑，价格急剧下跌。最终为此付出代价的，还是实体经济。
当前局势存在类似风险。如果海湾国家在地区持续动荡之际开始抛售美国资产，价格下跌将削弱整个体系中的抵押品价值。
随着高杠杆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恶化，它们会减少借贷并出售资产。这又会进一步压低价格，触发连锁反应，并将金融压力扩散到全球。
2008年危机期间，美联储曾把互换额度当作紧急后备工具，向突然需要美元流动性的银行和政府提供支持。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近日表示，美国在海湾地区和亚洲的若干盟友已经提出互换额度请求。他称，这类安排将有助于防止美国资产出现“无序”抛售。
但这些美元流动性究竟从何而来？几十年来，美元的全球地位使美国得以长期“入不敷出”——美国支出多于所得，而其他国家则通过贸易赚取美元，再把这些美元投资回美国市场。海湾国家在这一循环中居于核心位置，它们用石油收入购买美国债券、股票、房地产和武器。
这一安排使美联储得以在国内通过量化宽松扩张货币供应，同时借助互换额度向全球体系注入流动性。
这些手段虽然能在短期内稳定市场，但也会加深体系对反复干预的依赖。它们更像是在争取时间，而不是解决深层压力。
石油美元体系之所以能运转，前提是海湾国家持续把资金送回美国市场。而互换额度恰恰倒转了这一条件：美元如今必须流向海湾，而不再只是从海湾流出。
伊朗对海湾国家施加压力，包括攻击经济资产以及借霍尔木兹海峡施压，这些因素正在给石油市场、政府预算和地区稳定带来不确定性。
海湾主权财富基金的应对方式，是更加重视流动性和灵活性。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海湾国家，数十年来一直依靠石油美元投资积累金融实力。
这种策略无法长久维持。较低油价在短期内或许有利于美国和其他石油进口国，但海湾国家仍然依赖强劲收入来支撑财政预算、主权财富基金以及经济多元化。
海湾国家还在释放一个信号：如果地区动荡扰乱美元流动性，它们愿意在部分石油贸易中扩大替代货币的使用范围。这种转向只会进一步加快新兴经济体逐步降低对美元依赖的趋势。
即便向海湾国家提供互换额度，或许也只能放慢这一过程，却未必足以逆转已经展开的货币多元化。早在伊朗战争爆发之前，全球金融体系就已经朝着更碎片化、对美元依赖更弱的方向演变。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伊朗的升级施压，加快了这一进程。原因在于，这动摇了数十年来支撑石油美元体系的政治与军事基础所带来的信心。
在台面之下，决策者越来越依赖互换额度、货币扩张和紧急协调措施来稳定美元流动性，并安抚盟友。这些工具过去只在急性危机中动用，如今却正逐渐成为体系日常运转的一部分，并削弱美国资产的可信度。
这一切背后，是一个被数十年金融化塑造出来的全球经济：它越来越依赖被高估的资产市场，同时地缘政治竞争不断加剧。所有这些因素，都在持续挤压以美国为中心的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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