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19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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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6年3月美以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来，这场战争已成为深刻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核心变量。我认为，不论战争以何种形式收场，美国的战略地位都将因此受到根本性削弱，海湾地区的安全秩序遭受持久冲击，国际能源供给格局也将加速走向多元化。这场战争引发的格局重构，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战略窗口期。未来需坚持“统筹安全与发展”战略，从对外关系调整、能源战略优化和国内需求扩张三个维度牢固发展根基。
一、无论战争结局以何种形式演变，美国战略目标的落空与国际影响力的下降基本已成定局
目前市场主流预期倾向于战争将以有限停火与长期冷对峙收场，但我认为美方发动地面战争的可能同样不能排除。对战争走势的判断既要看到停火谈判的积极信号，也要充分评估美国国内政治和战略逻辑驱动冲突升级的风险。
从当前态势看，若以谈判结束大规模战争，伊朗承受惨重代价的同时也将取得重大战略胜利。本次战争给伊朗造成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但与此同时，伊朗政权在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后平稳过渡，对外政策更趋强硬，政权韧性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更重要的是，伊朗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筹码，历史上从未被撼动的国际水道如今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伊朗的实质管控影响之下，这使得伊朗掌握了扼守海湾地区咽喉的战略主动权，地区影响力显著上升。因此，若以当前局面收场，伊朗付出惨痛代价却赢得了战略主动，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惨胜”。
对美国而言，发动这场战争的战略目标无一实现，其全球声誉和主导地位受到根本性削弱，但也正因如此，需警惕美国进一步发动地面战争的可能性。美国既未能摧毁伊朗核能力和导弹力量，也未能推翻伊朗现政权，反而破坏了中东本就脆弱的平衡，令海湾盟友和全球经济承受巨大冲击。这一结局对处于全球霸权地位的美国来说是“输不起”的，因此发动地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容低估。若发动地面战争，存在两种可能的情形：一是扶植对立政权，以乱局抽身。凭借制空权，美军有能力攻占德黑兰、推翻现政权，但难以在伊朗广袤的山区中剿灭革命卫队，此时扶植一个对立的新政权，让伊朗陷入新老势力对峙与内耗，便成为代价相对较小的“止损”方案；二是长期军事占领，但可能性极低。阿富汗战争的教训已深刻表明，对一个体量庞大、民族情绪强烈的中东国家实施长期占领，将陷入代价高昂且难以终结的消耗战。但无论地面战争是否发生，美国为此付出的成本都将远超其所获得的实际收益。海湾地区长期不稳定、霍尔木兹海峡不再安全将成为新常态。俄乌冲突已暴露了俄罗斯军事力量的局限，而这场美伊战争则进一步让美国现出原形，面对一个没有大国直接军事支持的伊朗，美国尚且进退维谷，其军事威慑的可信度已然大打折扣。可以判断，此战之后，美国若再试图以军事压力对中国施压，其效果将极为有限，中国本土安全受到的直接威胁也将更加可控。
二、战后全球格局将面临深刻重塑，欧洲战略自主意识增强、海湾地位下降、能源秩序重组是三大核心变化
美以伊战争不仅是一场地区冲突，其外溢效应正在催化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结构性调整，其中有几个方向的变动尤为值得关注。
（一）欧洲的战略自主意识和国防建设进入加速通道
此次战争中，北约国家依据条约规定未参与美国发动的对外军事行动，展现了外交与军事政策的独立性。在美国威胁“撤出北约”的压力下，欧洲不仅没有屈服，反而更加坚定了强化自身安全保障的决心。此前在特朗普1.0时期，美国一再要求北约盟国将军费开支提升至GDP的2%，多数国家都没有做到，维持在1%以下；而如今，北约成员国已着手将国防开支比重提高至GDP的5%左右，这几乎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高位，相当于这些国家可支配财力的十分之一。这些转变意味着欧洲在外交与安全战略中将逐步提升主动权。
欧洲觉醒将对全球政治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在政治格局层面，欧洲可能从长期依赖美国安全保护的依附性角色，逐步走向更具独立决策权的地缘政治力量，推动全球多极化趋势进一步深化；在经济层面，国防工业、军事工业的大规模恢复将对制造业产生拉动效应，欧洲经济有望从活力趋弱的状态转向更具内生增长动力的自主性发展轨道。当前，一个长期被视为“沉睡”乃至“没落”的欧洲，正展现出再度苏醒的迹象。这片曾以两次世界大战、千万级人口死亡为代价重构世界秩序的大陆，一旦重新确立自身地位，其释放的能量不容低估。欧洲能否真正实现复苏，复苏后欧盟与欧元的前景如何演变，这些长期被低估的问题，未来需要密切关注。
（二）海湾国家的经济地位和安全基础受到持久性损害
长期以来，海湾国家依托丰富的油气资源与相对稳定的地缘环境，积累了巨额的国民财富，并积极谋求向现代多元化经济转型。然而，这场战争彻底打破了海湾国家的安全神话。阿联酋等国深度卷入冲突，油气设施遭受重创，迪拜金融中心地位受到威胁，资本开始向外寻求避险。更为关键的是，伊朗在海湾地区影响力的上升、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的归属以及未来可能反复出现的美以伊对峙，都将从根本上动摇海湾国家的发展前景。即使美国发动地面战争并占领德黑兰，当地复杂的宗教背景和伊朗根深蒂固的影响力也不会消失，海湾国家面临的恐怖袭击等安全威胁不会减少，阿联酋、沙特等重要国家的发展将持续受到掣肘。
（三）全球能源供给秩序面临深度重组
战争不会带来全球能源供应量的绝对短缺，但会催化能源供给渠道的重组。霍尔木兹海峡的受阻确实造成了严重的能源供应中断和价格冲击，但从全球资源储量和潜在产能看，石油并不是绝对的短缺品。委内瑞拉拥有世界第一大石油储量，北非、地中海沿岸等地的产油国有条件在恢复稳定后填补部分缺口；俄乌冲突若趋于缓和，俄罗斯能源重返国际市场也将改变供给格局。这场战争的真正影响在于触发全球能源供给渠道的深度重组，以往高度依赖海湾石油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被迫寻求多元化来源，全球能源贸易路线将被改写。在此过程中，美国凭借对委内瑞拉等产油国的控制以及第一大石油出口国的地位，推高了石油供给的成本，在能源市场获得了阶段性利益。然而，美国虽手握石油供给主导权、有综合国力加持，但在全球能源供给结构转变、多极格局崛起之下，其对全球能源秩序的掌控力不是增强，而是削弱。
能源成本高企形成非对称冲击，亚洲高度依赖石油进口的经济体面临严峻挑战。从霍尔木兹海峡向东，首先是南亚地区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这些国家石油对外依存度极高且战略储备有限；再往下是东南亚的菲律宾、泰国，对外依存度均超过80%；进而延伸到东亚，日本超过90%的原油依赖中东，60%的石油和11%的天然气需经霍尔木兹海峡，韩国70%的原油和20%的天然气来自中东，中国台湾地区同样属于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经济体。可以说，这场冲突是对亚洲地区的压力测试，能源价格波动与供给渠道的调整将对亚洲国家经济产生不小的冲击。
三、统筹发展与安全，内外兼修应对全球变局
在复杂动荡的国际环境中，中国是受这场战争直接冲击相对较小的主要经济体，这得益于我国能源自给能力的持续增强以及战略规划的前瞻布局。未来需进一步统筹“安全与发展”，从对外关系调整、能源战略优化和国内需求扩张三个维度牢固经济发展根基。
从战略全局看，必须牢牢把握“安全与发展”并重的战略方针。回顾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抓住了当时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历史机遇，对未来格局做出了准确预判。当前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中央提出安全与发展并重、把安全放在更加突出位置，这一判断极具前瞻性。近年来的实践表明，这一战略定位对保障中国经济安全、支撑经济平稳发展十分有效。在地缘政治持续变化的格局下，我们应当继续坚持这一战略方向不动摇。
在对外关系方面，要抓住全球格局重构的窗口期，积极构建稳定、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美国全球影响力的相对下降，使得此前追随美国参与“反华大合唱”的部分国家可能面临立场松动，全球力量分化重组为我们提供了更大的外交回旋空间。我们要主动作为，积极回应这一变化。其一，巩固与欧洲的经贸关系。欧洲正在从对美国的安全依赖转向战略主动，一个重新武装且追求更大自主性的欧洲，其对外经济合作逻辑也将随之调整，应把握这一契机将欧洲作为出口多元化和产业链合作的关键伙伴，深化双向经贸协同，夯实合作基础。其二，深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务实合作。近年来，中国对东盟的出口持续保持高增态势，当前占我国出口总额比重已超18%，成为我国出口增长的核心支撑之一。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往来日益紧密，双向投资规模持续扩大，民间交流愈发密切。这几年形成的良好合作势头，需要在新的战略格局下进一步巩固提升，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拓展互利空间。其三，主动引导、稳妥推进中日关系。尽管中日关系受短期右翼倾向等因素干扰，面临阶段性挑战，但拉长周期来看，中日关系的战略分量依旧突出，对此我们要提前研判形势，为关系转圜预留空间、做好准备。
在国内能源战略方面，须以更高水平的能源安全支撑经济韧性。能源要素的安全供给是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前提。一方面，要继续加快国内页岩气、煤制气等能源技术的突破和商业化应用，充分发挥中国作为煤炭大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同时加大海上石油和天然气的自主开发力度，多渠道构建供给来源。另一方面，需充分发挥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进一步扩容战略石油储备规模。在运输通道安全上，除了密切监控马六甲海峡等潜在地缘风险点，还需加快推进缅甸皎漂港及中缅铁路等陆海新通道的开发利用，并积极探索克拉地峡陆桥等替代方案，构建以陆上通道为有力补充的能源运输网络，从根本上降低对单一海上咽喉要道的过度依赖。
从根本上看，要把做好国内经济工作作为最核心的战略任务，聚焦于扩大内需，破解“供强需弱”的结构性矛盾。近年来，我国在绿色转型和科技创新领域取得了积极进展。通过将ESG绿色发展理念与技术进步紧密结合，我们提升了能源自给水平和产能结构，并在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形成了全球领先的竞争优势。科技领域的投资与产业化也获得较快发展，电子信息、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产业规模加速壮大。但也必须看到，中国宏观经济仍然面临供过于求、有效需求不足的突出矛盾，实体经济、中小企业和居民消费等领域依然存在较大困难。解决需求不足问题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难题，也是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高速发展后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是单方面的问题。在外部战略窗口期，我们要更加坚定地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维持总需求扩张态势，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潜力，以强大国内市场保障经济稳步增长。
综合来看，美以伊战争无论走势如何演绎，都标志着美国霸权的进一步衰退和全球影响力的相对下降，也为中国维护经济安全、提升国际地位提供了有利的窗口。我们既要常备不懈、防患于未然，始终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的战略方针；更要善于在变局中把握机遇，把外部环境的压力转化为深化改革、扩大内需、推动能源转型和科技创新的强大动力，切实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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