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赵德厚，一九八二年从部队退伍回到老家。

那时候的退伍兵跟现在不一样，没有敲锣打鼓的欢迎仪式，更没有地方武装部的干部来嘘寒问暖。我背着一个帆布行军包，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坐了三天两夜的绿皮火车，又在县城汽车站等了六个小时，才挤上一辆开往镇上的破旧班车。

班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了将近两个小时，到镇上已经是傍晚了。

镇子不大，就一条主街，从东到西不到两里地。街上没几盏路灯，亮着的也半死不活地泛着黄光。大多数店铺都关门了，就剩街中间那家供销社还亮着灯。

我在部队当了六年兵，从一个小兵蛋子干到班长，入了党，立了三次三等功。我以为回到地方能分配个好工作，再不济也能安排到国营厂子里。可临走前教导员把我叫到办公室，含蓄地告诉我：“德厚啊，今年的安置指标特别紧，县里已经超员了，你先回去等消息。”

等消息。

这三个字我太熟悉了。从去年开始，家里来的每一封信都在说“等着你回来”，可真回来了，迎接我的就只有这三字。

走了快二里地，我找到了那条通往村里的岔路。路口那棵老槐树还在，比六年前粗了一圈，树底下蹲着一条黄狗，见我过来，冲我汪汪叫了两声。我没理它，拐上了那条全是石子的土路。

走出去不到一百米，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

妈在信里说，家里的盐快没了，让我回来的时候在镇上买两斤盐带回去。我在汽车站等了六个小时，又在班车上颠了俩小时，脑子里全是回家见爹娘的事，把买盐这茬忘得干干净净。

我转身又回了街上。

供销社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算盘珠子的声音，噼里啪啦的，像炒豆子一样脆。我推门进去，一股煤油味混着红糖味扑面而来，货架上摆着布匹、搪瓷盆、暖水瓶、电池、火柴，柜台后面的玻璃橱窗里搁着几块上海牌手表，最贵的那块标着一百二十块。

一个姑娘正低着头打算盘，头发扎成两条辫子垂在胸前，辫梢系着两个红色的塑料蝴蝶结。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胳膊上套着深蓝色的袖套，袖套上沾了些墨水的痕迹。算盘珠子在她手底下噼里啪啦地响，她一边打一边在纸上记着什么，嘴里还念念有词。

我没出声，径直走到卖副食的柜台那边，隔着玻璃看了看盐的价格。

“同志，来两斤盐。”

那姑娘抬起头来。

说实话，在部队六年，我见过各种各样的姑娘——文工团的、卫生队的、地方上慰问演出的大学生。但面前这张脸，跟那些都不一样。她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惊艳的长相，眉眼淡淡的，鼻子不算高，嘴唇微微有点厚，下巴倒是尖的。可她的眼睛很亮，像冬天早晨结了霜的麦田上头那颗还来不及落下去的星星，清凌凌的，带着一股子不饶人的劲儿。

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目光在我的旧军装上停了一瞬，然后面无表情地站起来，走到副食柜台后面。

“盐票呢？”

“什么？”

“盐票。”她又重复了一遍，语气比刚才更硬了，“买盐要盐票，你不知道？”

我愣住了。我在部队待了六年，外面变成什么样了我真不知道。当兵之前我买盐从来不要票，顶多是凭购货本。怎么现在连盐都要票了？

“同志，”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客气一些，“我刚从部队退伍回来，不了解地方上的政策。买盐要盐票这个事情，能不能麻烦你给解释解释？”

我的态度够好了吧？客客气气的，还叫了她一声“同志”。

可这姑娘不知道怎么回事，眉头一皱，下巴一扬，说出来的话跟刀子似的：“解释什么？政策就是政策，我说了也不算。你要买盐就拿盐票来，没票免谈。”

我这人脾气在部队是出了名的好，连长都说我“稳当得像块石头”。但那天也不知道怎么了，也许是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累的，也许是在汽车站等了六个小时等的，也许是想到自己当了六年兵连个盐都买不了一肚子委屈，火气一下子就顶上来了。

“我说你这姑娘，”我的声音不自觉提高了，“我好好问你，你好好说不行吗？我要是知道要盐票我还问你干什么？我要是有盐票我还在这儿跟你说半天？你这态度对不对？人民群众来买东西，你这什么服务态度？”

那姑娘听了这话，非但没生气，反而把算盘往旁边一推，双手撑在柜台上，身子微微前倾，眼睛直直地盯着我。

“服务态度？”她冷笑了一声，“同志，你睁大眼睛看看，现在几点了？七点四十。我们供销社五点半下班，我等最后一个顾客走了才关门，算盘珠子打到这会儿是在盘库对账。我超时工作两个多小时，一分钱加班费没有，你现在跟我讲服务态度？”

我被她说得一愣。

她继续说，语速越来越快：“再说这个盐票的事，全国从去年就开始实行计划供应了，盐、糖、布、煤油都要票。你是当兵的，我不信你在部队没听说过。你要是真不知道，你就好好说一句‘同志我真不知道，麻烦你给讲讲’，我能不给你讲吗？你一上来就‘我说你这姑娘’，你冲谁呢？”

她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微微往上翘，不是在笑，但也绝不是生气。那种表情特别奇怪，像是一个大人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胡闹，有点不耐烦，又有点好笑。

我被她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说实话，在部队六年，我训过新兵，跟连长拍过桌子，跟战友干过架，从来没有人能几句话把我怼得哑口无言。但这姑娘做到了，而且做得干净利落，滴水不漏。

“对不起。”我先开了口，声音已经平静下来了，“是我态度不好。同志，我真不知道盐要票，我在部队确实没留意这个事。你要是方便的话，麻烦你给说说，这盐票上哪儿领？”

那姑娘看了我几秒钟，忽然把撑在柜台上的手收了回去，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递给我。

“这是县里发的通知，关于食盐计划供应的具体办法。你拿回去看看，明儿个去公社开个证明，到粮管所领盐票，凭票来买盐。”

我接过那张纸，叠好揣进口袋。

“多少钱？”

“什么多少钱？”

“这张纸，”我说，“总不能白拿你的。”

那姑娘终于笑了。

她笑起来的时候跟刚才完全不一样。刚才那张脸像是结了冰的河面，冷冰冰的，硬邦邦的。可这一笑，整条河都化了，春水荡漾，波光粼粼的。

“你这人，”她摇了摇头，辫子上的红色蝴蝶结跟着晃了晃，“一张破纸要什么钱？行了，赶紧回去吧，天都黑了，路上小心点。”

她又看了我一眼，这一次目光比刚才久一些，从我的脸上移到肩膀上的肩章印子——肩章已经摘了，但军装上的印子还在——又移到行军包上那个褪了色的“为人民服务”字样上。

“你是从哪儿退伍的？”

“东北。”

“当的什么兵？”

“炮兵。”

她“哦”了一声，没再问了。但她拿起桌上的搪瓷缸子喝了口水，又补了一句：“供销社七点半关门，你七点四十才来，要不是我加班盘库，你连个盐都买不着。”

我被她这句话说得有点不好意思，从行军包里翻出一包东西，放在柜台上。

那是一包大枣，东北的特产，我带了六包回来，本来打算给家里人尝尝的。

“给你尝尝，”我说，“东北的大枣，甜得很。”

她看着那包大枣，愣了一下。

“你这人……”她的话说了一半又咽了回去，把那包大枣推回来，“我不要，你拿回去给家里人吃。”

“你拿着，”我又推过去，“就当我谢谢你给我讲政策。”

她这次没推回来，把那包大枣拿起来，在手里转了转，然后抬头看我，眼睛里的笑意比刚才更浓了。

“赵德厚，”她忽然叫出了我的名字，“你是赵德厚，对吧？”

我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你胸口的名字条还没拆呢。”她指了指我的左胸。

我低头一看，果然，军装左胸的位置缝着一条白布，上面用黑线绣着“赵德厚”三个字。这是部队的规定，每个人都要缝，退伍的时候忘了拆。

我不好意思地伸手去拆，她忽然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的话。

“别拆了，”她说，“缝都缝上了，拆它干什么？留个纪念也好。”

我说：“行，听你的。”

她笑了，这次笑得比刚才还大，露出了两排整齐的牙齿，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

“你这人真好说话，”她说，“刚才还跟我吵架呢，这会儿就‘听你的’了？”

我被她说得脸一红，好在那时候供销社的灯光昏黄，看不出脸上的颜色。我扛起行军包，跟她道了别，转身出了门。

走出去没几步，身后传来她的声音。

“哎——赵德厚。”

我回过头。

她站在供销社门口，一只手撑着门框，屋里的灯光从她身后打出来，给她整个人镀上了一层毛茸茸的光边。那条老街、那些低矮的店铺、远处黑黢黢的田野，全成了她身后的背景。

“明天来买盐，”她说，“记得先去公社开证明。”

我说：“好。”

“别忘了。”

“忘不了。”

她站在那儿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还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朝我摆了摆手，转身回了屋里，把门关上了。

我一个人走在回村的土路上，没有路灯，只有天上的星星照着。六月的晚风吹过来，带着麦子灌浆的清香，田里的青蛙呱呱呱地叫着，吵得像要把天捅个窟窿。

走了快一半的时候，我忽然停下来，站在路中间，仰头看着满天的星斗。

我想起她那句“你这人真好说话”，想起她说这话时嘴角的弧度，想起她眼睛里的光，想起她叫我名字时那个不太标准的声调——她把“厚”字念成了去声，听起来像“赵德后”，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却格外好听。

我站在黑漆漆的乡间土路上，对着满天的星星，莫名其妙地笑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公社，开了证明，到粮管所领了盐票。整个过程花了一上午，等我拿着盐票赶到供销社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

供销社里挤满了人，大都是来买布买糖的，吵吵嚷嚷的。我在人群里找了半天，没看到她。柜台后面站着一个烫着卷发的中年妇女，一边嗑瓜子一边给人扯布，态度比我昨天遇到的那位差远了。

我排了半天的队，总算到了柜台前。

“同志，买两斤盐。”我把盐票递过去。

那个烫头妇女看了一眼盐票，又看了我一眼，把盐票往柜台上一拍：“盐卖完了，明天再来。”

“明天？”

“对，明天。每旬逢三、逢八进盐，今天十二，明天十三，明天有盐。”

我被她这几句顺口溜绕得头晕，正要开口再问，身后忽然伸过来一只手，把我手里的盐票抽走了。

“刘姐，盐柜最底下还有两斤，昨天盘库的时候我放那儿的，你找找。”

是她。

她今天换了件碎花衬衫，辫子上换了对鹅黄色的塑料蝴蝶结，整个人看起来比昨天鲜亮了不少。她从柜台后面绕出来，走到那个烫头妇女身边，弯腰从柜台底下翻出一个纸箱子，从里面掏出两包用油纸裹着的盐，放在柜台上。

“给，两斤。”

她把盐推到我面前，然后拿起桌上的算盘，噼里啪啦地拨了几下：“盐一斤一毛三，两斤两毛六。”

我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五毛钱递过去。她找我两毛四，一毛一毛的纸币，还有两个一分钱的钢镚儿，叮叮当当地落在我手心里。

我把盐装进行军包，转身要走。

“哎，”她在身后叫我，“这就走了？”

我回头，看见她正靠着柜台站着，两只手抄在袖子里，笑眯眯地看着我。

“还有事？”我问。

“没事，”她说，“就是问问你叫什么名字。”

“你昨天不是看到了吗？赵德厚。”

“我问的是你大名，又不是衣服上的名字。”她歪着头看着我，辫子垂到一边，“赵德厚，三个字怎么写？”

“赵是百家姓头一个，德是品德的德，厚是厚道的厚。”

她点点头，把那三个字在嘴里念叨了一遍，然后忽然问了一句让我差点把盐撒了的话。

“赵德厚，你娶媳妇了没有？”

供销社里吵得要命，买布的、买糖的、买暖水瓶的，大人叫孩子哭，乱成一锅粥。可我清楚地听见了她说的每一个字，清楚得像是有人在我耳边敲了一记钟。

“没有。”我说。

“那你有对象没有？”

“也没有。”

她笑了，笑得眼睛弯成两道月牙，笑得两个鹅黄色的蝴蝶结在辫子上轻轻颤着，笑得旁边那个烫头妇女都忍不住侧过头来看她。

“那正好，”她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地落进了我耳朵里，“我也没嫁人。赵德厚，你看我怎么样？”

供销社里忽然安静了。

也许没有安静，但那一刻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了。所有的声音都褪去，只剩下她站在柜台后面，穿着碎花衬衫，系着鹅黄色的蝴蝶结，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

我不知道自己愣了多久，可能几秒钟，也可能一辈子那么长。

然后我做了一件这辈子最蠢也最对的事。

我把行军包往地上一放，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她昨天给我的、皱巴巴的盐票，还有她刚才找我的一毛钱纸币和两个一分钱钢镚儿，整整齐齐地摆在柜台上。

“同志，”我说，声音发紧，手心冒汗，“这是盐票，这是两毛六分钱。”

她低头看了看柜台上那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又抬起头来看我，眼里全是不解。

“什么？”

“你昨天说买盐要盐票，我拿来了。你说每斤一毛三，两斤两毛六，我也拿来了。”

我深吸一口气，把这辈子最大的胆子拿了出来。

“现在，我想买一个答案。同志，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她愣住了。

这次轮到她愣住了。

她张了张嘴，又闭上，又张开。旁边那个烫头妇女瞪圆了眼睛看着我们，手里扯到一半的布都忘了放下来。柜台前面排队的人也不吵了，全都看着我们俩。

我站在那儿，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胸口还缝着“赵德厚”三个字，脚下踩着一个打了补丁的行军包，手里攥着两毛六分钱，像全世界最傻的傻子一样等着她的回答。

她愣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要反悔了，久到我开始后悔自己是不是太冒失了，久到我已经在脑子里预演了一遍被拒绝之后怎么体面地从供销社走出去。

然后她笑了。

不是昨天那种礼貌的、克制的笑，也不是刚才那种狡黠的、捉弄人的笑，而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从心底涌出来的、带着眼泪的笑。

“你这人，”她用手背擦了擦眼角，声音有点抖，“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跟你开玩笑呢，你怎么就当真了？”

我的心猛地一沉。

“谁跟你开玩笑了？”我说。

她又笑了，这次笑得弯下了腰，笑得辫子都甩到了前面。她笑了好一会儿才直起身来，看着我，眼睛里有光在流动。

“赵德厚，”她说，“你这个人，真是厚得没边了。”

她伸出手，把柜台上那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拢到一起——盐票、一毛钱、两个一分钱钢镚儿——然后用那张包盐的油纸把它们包起来，塞进自己的口袋里。

“这些东西我收下了，”她说，“算是你的定钱。你不是要买答案吗？我现在就告诉你。”

她看着我，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了我心里。

“我嫁。”

那个烫头妇女手里的布终于掉在了地上。柜台前面排队的人爆出一阵起哄的笑声，有人拍巴掌，有人吹口哨，有个老大爷拄着拐杖笑得直咳嗽，说：“小伙子行啊，买个盐买出个媳妇来了！”

我站在供销社中间，被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围着起哄，脸烫得像着了火，可心里比喝了蜜还甜。

她从柜台后面走出来，走到我面前，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

她比我矮了快一个头，要仰着脸才能看到我的眼睛。阳光从供销社的玻璃窗照进来，落在她的脸上，把她睫毛的影子投在颧骨上，细细密密的，像春天刚长出来的草。

“赵德厚，”她说，“我叫林秀兰。”

“我知道。”我说。

“你怎么知道的？”

“你昨天盘库的时候，账本上写着呢，‘经手人：林秀兰’。”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伸手在我胳膊上打了一下：“你这个人，看着老实，心眼儿倒不少。”

我嘿嘿地笑了。

那天中午，我扛着两斤盐，走在那条回村的土路上。六月的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头顶，晒得人头晕。可我一点儿都不觉得热，边走边笑，像丢了魂似的。

走出去老远，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回头一看，林秀兰还站在供销社门口，一只手撑着门框，跟昨天一样，目送着我。

我朝她挥了挥手，她也朝我挥了挥手。

我转过身，大步流星地往村里走，走着走着忽然跑了起来，跑得行军包在背上啪啪地拍着，跑得田里的麻雀扑棱棱地飞起来，跑得满心的欢喜都要溢出来。

回到家，妈正在灶房里做饭，看见我进门，擦了擦手迎出来。

“回来了？盐买着了？”

“买着了。”我把两斤盐放在桌上。

“买个盐怎么买这么久？”

“遇到个姑娘。”我说。

妈愣了一下：“什么姑娘？”

我坐下来，端起桌上的水壶倒了碗水，咕咚咕咚灌了一气，然后把碗往桌上一搁，看着我娘的眼睛，认认真真地说：“妈，我要娶她。”

妈手里的锅铲差点没拿住：“你说什么？”

“我说，”我一字一顿地说，“我要娶供销社那个卖盐的姑娘。她叫林秀兰。我说要娶她，她答应了。”

妈愣在原地，半天没动弹，锅铲举在半空中，像一尊塑像。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回过神来，把锅铲往灶台上一拍，眼眶红了，声音也变了调：“你这孩子，说什么胡话呢？你才回来第二天，人家姑娘什么底细你都不知道，你就要娶人家？”

“我知道，”我说，“她叫林秀兰，在供销社上班，她昨天给我讲政策，今天卖给我盐，她说她嫁我。”

妈盯着我看了半天，忽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笑着笑着又哭了，拿围裙擦着眼睛，嘴里念叨着：“行，行，你说娶就娶，妈不管你了，你的事儿妈管不了了……”

那天晚上，爸从地里回来，听妈说了这件事，坐在堂屋里抽了半天的旱烟，最后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说了句：“供销社的？吃商品粮的？人家能看上你个种地的？”

我说：“爸，她看上了。”

爸又抽了口烟，没再说话。

三天后，我拿着两包大枣和一瓶从东北带回来的高粱酒，去了林秀兰家。她家在镇东头，三间青砖瓦房，院子里种着一棵石榴树，花开得正红。

她爸是镇卫生院的医生，她妈是小学老师，都是体面人。

我站在她家院子里，穿着一身浆洗得笔挺的旧军装，胸口那块“赵德厚”的白布条终于拆了，但留下的针眼还在，像一行细密的省略号。

林秀兰从屋里迎出来，今天穿了件崭新的碎花裙子，辫子上系着大红色的蝴蝶结，脸蛋红扑扑的，不知道是晒的还是羞的。

“来了？”她说。

“来了。”我说。

她妈从厨房端了碗荷包蛋出来，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林秀兰一眼，叹了口气，把碗递给我：“先吃饭，吃完再说。”

我吃了那碗荷包蛋，四个，甜得我牙疼。

吃完以后，她爸把我叫到堂屋，问我：“你什么成分？”

我说：“贫农。”

“什么工作？”

“刚退伍，等分配。”

“有什么手艺？”

我在部队当了六年炮兵，会计算弹道，会维修火炮，会带兵打仗。但这些手艺在这个小镇上，一样都用不上。我想了想，说：“我会打算盘。”

这是我在部队当文书的时候自学的，不算精通，但糊弄糊弄外行足够了。

林秀兰在旁边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她妈瞪了她一眼，她赶紧捂住嘴。

她爸沉吟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德厚是吧？你这名字起得好，人如其名。秀兰这丫头，从小就不让人省心，主意大得很，认定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她说要嫁你，我们当父母的也拦不住。我就一个要求。”

“您说。”

“对她好。”

我说：“叔，您放心。”

她爸看了我一眼，点点头，没再说话了。

那天晚上，我和林秀兰并排坐在她家院子里的石阶上，石榴树的花在头顶红成了一片，晚风吹过来，有几瓣落在她头发上，她也浑然不觉。

“赵德厚，”她忽然问我，“你真打算盘了？”

“什么？”

“你说你会打算盘，你真会？”

“会的。”

“那你打一个给我看看。”

我从口袋里掏出她送我的那副旧算盘——那天我买盐的时候多看了算盘两眼，她就记在心上了，今天见面的时候送给我的——噼里啪啦打了一通，打的是《九九归一》口诀。

她看完了，沉默了很久。

“打得不好？”我问。

“不是，”她说，“我就是好奇，你在部队怎么学的这个？”

“当文书的时候学的，记账要用。”

她点点头，又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她忽然把头靠在我肩膀上，声音很小地说了一句话，小到几乎被晚风吹散。

“赵德厚，你知道吗，你昨天来买盐，跟我吵架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行。”

“行什么行？”我说，“我差点跟你吵起来。”

“吵架才能看出一个人的本性啊，”她说，语气特别认真，“有的人吵架的时候满嘴脏话，有的人吵架的时候动手动脚，有的人吵架的时候摔东西。你跟我吵，吵不过了，你说‘对不起’，你给我讲道理，你还给我大枣吃。”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亮得像两颗星。

“赵德厚，你这人啊，厚道。我就嫁厚道人。”

那年秋天，我和林秀兰结了婚。没有彩礼，没有嫁妆，没有酒席，就扯了一张结婚证，请供销社的几个同事吃了一顿糖。

结婚那天，她穿着一件大红色的棉袄，辫子上系着红绒花，站在供销社门口等着我。我骑着借来的自行车，车把上绑着两个红气球，从村口一路骑到镇上，屁股被石头路颠得生疼，可我一点都不觉得，因为远远地就看见她站在那儿，笑得像朵花。

她看见我，老远就喊：“赵德厚，你迟到了！”

我说：“我没迟到，是你来早了！”

她笑着说：“我等了你二十三年了，能不早吗？”

我跳下自行车，走到她面前，看着她。

阳光下，她的脸红扑扑的，额前的碎发被风吹起来，拂过眉梢。她伸手把那缕头发别到耳后，那动作特别好看，好看得我眼眶发酸。

“林秀兰，”我说，“跟我回家。”

她说：“好。”

她坐上自行车后座，双手搂着我的腰，把头靠在我背上。车轮碾过镇上的青石板路，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供销社的同事们站在门口鼓掌，那个烫头妇女刘姐嗓门最大，喊着：“秀兰，嫁过去好好过日子！”

她在我身后笑着应了一声：“哎！”

风从耳边吹过，带着稻花的香味。天很高很蓝，云很白很轻，路很长很直。

我蹬着自行车，载着我花了三毛钱——一包大枣、一张盐票、两毛六分钱——娶回来的姑娘，穿过小镇，穿过田野，穿过一九八二年那个金色的秋天，一路往家去。

她在我身后唱着歌，唱的是《在那遥远的地方》，跑调跑得厉害，可我觉得那是全世界最好听的声音。

三十八年后的今天，我和林秀兰都老了。她头发白了，脸上有了皱纹，说话的声音也不像年轻时那样脆生了，可她一笑起来，眼睛还是弯成两道月牙，跟当年在供销社里一模一样。

我们的大儿子在省城做生意，小女儿当了老师，两个人都成了家，都有了自己的孩子。逢年过节回来，家里热热闹闹的，孩子们围着爷爷奶奶叫，吵得人头疼。

林秀兰每次都会翻出那张已经发黄发脆的盐票，还有那两毛六分钱的零钱，给孙子孙女们讲当年的事。

“奶奶，爷爷花了三毛钱就把你娶了，你不亏吗？”孙女问。

林秀兰笑着说：“亏什么？你爷爷这个人，值。”

我在旁边听着，不说话，就是笑。

她转过头来看我，伸出手来，握住了我的手。

她的手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光滑细腻，指节粗了，皮肤皱了，手心有一层薄薄的茧。可握着这双手，我觉得比握着全世界都要踏实。

“赵德厚，”她忽然叫我的名字，声音很轻，像当年在供销社门口叫我一样。

“嗯？”

“下辈子，你还去供销社买盐，行不行？”

我握紧她的手，说：“行。”

“你还跟我吵架，行不行？”

“行。”

“你还拿大枣给我吃，行不行？”

“行。”

她笑了，笑得眼睛弯成月牙，笑得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笑得跟三十八年前一模一样。

窗外，夕阳正好，晚风温柔。

院子里的石榴树又开花了，红得像火，像霞，像她年轻时系在辫子上的蝴蝶结。

我们并排坐在阳台上，谁也没有说话。她的手在我手心里，暖的。

一九八二年那个夏天，我在供销社买了两斤盐，顺带买了一个媳妇。

那两斤盐早吃完了，盐票也成了废纸，那两毛六分钱更不算什么了。

可那个媳妇，我用了整整一辈子，还没用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