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我蹲在院子里，看着爹和几个请来的帮手把养了一整年的大肥猪从猪圈里拖出来。
那猪少说也有三百斤，浑身黑毛油亮，养了整整十一个月，就等着这一天。在我们东北农村，杀年猪是一年到头最大的事儿，比过年还热闹。谁家杀了年猪，半个村子的人都得来帮忙，热热闹闹地吃一顿杀猪菜，剩下的肉腌成咸肉、灌成血肠，够一家人吃到开春。
院子里架起了大铁锅，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请来的张屠户叼着烟卷，袖子撸到胳膊肘，手里那把杀猪刀磨得锃亮。几个壮劳力把猪按在案板上，猪嗷嗷叫着，声音震得我耳朵嗡嗡响。
我那年十二岁，正是半大小子，也跟着忙前忙后。我娘在灶房里烧水，我姐秀芝帮着切酸菜，案板上的酸菜堆得像小山似的。我弟小虎才五岁，吓得躲在屋里不敢出来，趴在窗户上往外瞅。
“志强，去把盆端出来！”爹喊我。
我一溜烟跑进灶房，把家里最大的两个搪瓷盆端了出来。这盆平时舍不得用，只有过年过节才拿出来，一个能装十几斤肉，两个加起来怎么也得装个二十多斤。
张屠户一刀下去，猪血哗哗地流进盆里，我娘赶紧端走，撒上盐搅和，准备灌血肠。接下来就是烫毛、开膛、分肉，院子里忙得热火朝天。
帮忙的邻居们陆陆续续来了，王婶端了一碗自己腌的咸菜，李叔带了两瓶地瓜烧，赵大爷啥也没带，但人家是来帮忙干活的，劈柴烧火忙了一上午。这就是村里的规矩，杀年猪大家帮衬着，完事儿吃顿饭，谁也不计较你带了啥没带啥，关键是那份心意。
可大伯不一样。
大伯是我爹的亲大哥，比我爹大八岁，在村里当会计，日子过得比我们家宽裕得多。他家的三个孩子都大了，大儿子在乡里供销社上班，二儿子在镇上开修理铺，闺女嫁到了县城，逢年过节回来都是大包小裹的。可就是这么一家人，抠得跟什么似的，村里人背地里都叫他“铁公鸡”。
快晌午的时候，大伯和伯母来了。
我爹正蹲在地上翻洗猪肠子，抬头看见大伯，赶紧站起来招呼：“大哥，嫂子，来了啊，快屋里坐。”
大伯嗯了一声，背着手站在院子里，看着案板上码得整整齐齐的猪肉，目光在那块最好的五花肉上扫来扫去。伯母更直接，伸手就翻看肉块，嘴里还念叨着：“这猪养得不错，膘挺厚。”
我娘从灶房里探出头来，看见大伯两口子空着手来的，脸上的笑就僵了一下。但她还是擦了擦手，迎出来说：“大哥，嫂子，进屋坐吧，外头冷。”
“不用不用，我们站站就走。”伯母摆摆手，目光一刻都没离开那些肉。
我爹是个老实人，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尤其对大伯，那简直是言听计从。我爷爷死得早，大伯长兄如父，我爹从小就听他的，分家的时候也没争过什么，家里那几亩薄田还是大伯挑剩下的才轮到我爹。为这事儿我娘没少跟我爹吵，可我爹总说：“那是我亲大哥，我能跟他争吗？”
帮忙的人越来越多，院子里热闹起来。张屠户的手艺确实好，猪肉分得利利索索，骨头是骨头，肉是肉，猪头猪蹄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我娘开始张罗着炖杀猪菜，大铁锅里放了满满一锅酸菜，血肠、五花肉、拆骨肉往里一炖，那香味顺着风飘出去老远，路过的邻居都忍不住吸鼻子。
正当大家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伯母突然开口了。
“老二啊，”她管我爹叫老二，“你大哥今年冬天身子骨不太好，大夫说得补补。你看这肉......”
我爹一听，赶紧说：“那得补，那得补。嫂子你等着，我给你割一块好的。”
说着我爹就拿刀要割肉，伯母一把拦住他：“别割别割，你这样割散了不好。我看那边那两盆挺好的，要不就先把那两盆给我们端走吧，省得你们还得费事儿再分。”
院子里一下子安静了。
所有人都看着地上那两个搪瓷盆，那是刚分好的两大块后腿肉和排骨，加起来少说二十多斤，是我娘打算腌起来过冬的。按照我们家的家境，一年到头也就过年能敞开了吃点肉，这二十多斤肉够我们一家五口吃到开春的。
我娘站在灶房门口，脸上的笑彻底没了。
“嫂子，那两盆是留着腌的......”我娘的声音不大，但院子里的人都听见了。
伯母的脸立刻拉了下来：“怎么？你大哥身子不好，想吃口肉都不行？当年要不是你大哥把房子让给你们，你们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吃你们两口肉就舍不得了？”
这话说得我娘脸色一白。分家的事我娘心里一直有疙瘩，当年爷爷留下的三间房，大伯分了两间半，我爹只分了半间，后来还是我娘娘家那边帮衬着，才又盖了两间。大伯所谓的“把房子让给你们”，其实是大伯嫌那半间破房子太破，主动不要的，到了伯母嘴里倒成了大伯的恩情了。
我爹的脸涨得通红，嘴唇动了动，看看我娘，又看看大伯，最后还是低下头，闷声说了句：“端走吧。”
伯母脸上立刻堆起笑来，招呼大伯：“还愣着干啥，端啊。”
大伯倒是沉得住气，从始至终没说一句话，这会儿弯腰端起那两个搪瓷盆，看了我爹一眼，说了句：“走了。”
两口子端着两盆肉，一前一后出了院子。
院子里的气氛尴尬到了极点。王婶叹了口气，转身去灶房帮我娘烧火。李叔闷头喝了一口地瓜烧，摇了摇头。赵大爷拍了拍我爹的肩膀，啥也没说。
我娘站在灶房门口，一动不动，两只手攥着围裙，指节发白。我看见她的眼眶红了，但她咬着嘴唇，硬是一滴眼泪没掉。
那天晚上的杀猪菜吃得很沉闷。肉是好肉，酸菜是入冬前我娘一棵一棵亲手腌的，血肠是我娘灌的，可大家都吃得不是滋味。帮忙的邻居们匆匆吃完就走了，留下一院子的碗筷。
我娘收拾完灶房已经快半夜了，她一直没说话，脸上也没什么表情，但我知道她是真的伤了心了。她不光是因为那二十多斤肉，更是因为我爹的态度。大伯一家子空着手来，连句客气话都没有，端了肉就走，把我娘当什么了？可我爹呢，连个屁都不敢放。
那天夜里，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听见我娘在哭。
她以为我们都睡着了，一个人坐在外屋的炕上，压低了声音哭。那哭声很轻，闷在喉咙里，断断续续的，像是怕被人听见。可我听见了，我姐也听见了，她在被窝里翻来覆去，我知道她也没睡着。
我爹躺在炕上，睁着眼睛看着房梁，一声不吭。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许他在想他大哥，也许他在想那两盆肉，也许他什么都没想，只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一夜格外漫长。
外头的风呜呜地吹着，窗户纸被刮得呼啦呼啦响。我听见我娘的哭声停了，变成了压抑的叹息，一声接一声，像是要把心里的委屈全叹出来。后来我迷迷糊糊睡着了，恍惚中好像还听见我娘在翻身，一夜没睡。
第二天我起来的时候，我娘已经在灶房里忙活了。她的眼睛肿得像核桃，一看就是哭了一夜。但她什么都没说，照样给我们做早饭，照样喂鸡喂猪，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只是她从那天起就没再提过大伯一家，也没再跟我爹吵这件事，她只是沉默，那种沉默比吵架更让人难受。
日子就这么过着，离年越来越近了。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我们家的气氛还是闷闷的。我娘虽然照常张罗着过年的事，但我能感觉到她心里堵着那口气。我爹也知道我娘不高兴，变得格外勤快，劈柴挑水扫院子，什么活都抢着干，可越这样我娘越不理他。
我姐偷偷跟我说：“娘这几天半夜还哭呢。”
我心里难受，但我一个半大小子，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去找大伯理论，被我姐死死拉住了：“你别添乱，大人的事你少掺和。”
就这样，腊月二十三过去了，二十四过去了，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年越来越近，我们家却一点过年的喜气都没有。那两盆肉的事儿像一根刺，扎在我娘心里，也扎在我们全家人心里。
大年三十那天，我娘还是做了一桌子菜。虽然没有往年丰盛，但她还是尽力了。包了饺子，炖了鸡，还炸了丸子。吃年夜饭的时候，我娘给我们一人夹了一个饺子，说了句：“过年了。”
就这三个字，我差点哭了。
我爹端着酒杯，想说什么，最后还是一仰脖干了。那个年过得，真不是滋味。
初一早上，我们照例去给大伯拜年。我娘没去，她说她头疼。我爹没说什么，带着我们三个去了。
大伯家热闹得很，大表哥二表哥都带着老婆孩子回来了，一屋子人说说笑笑。伯母看见我们来了，说了句“来了啊”，就继续跟儿媳妇说话了，连杯水都没给我们倒。
我爹坐在角落里，手足无措的样子，我看着心里难受极了。表哥家的孩子在地上跑来跑去，手里拿着糖果点心，我弟小虎眼巴巴地看着，我拉了拉他的袖子，把他拽到身边。
回到家，我娘问我们：“在你大伯家吃了吗？”
我爹说：“吃了。”
我娘就没再问了。她知道我爹在撒谎，我爹也知道她知道，但谁都没戳破。
初二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被鞭炮声吵醒了。按照我们那儿的规矩，初二是回娘家的日子，我娘的娘家离得远，一般要到初三四才回去。我爹早早起来扫院子，我娘在灶房里熬粥。
太阳出来的时候，院门突然响了。
不是敲门，是那种什么东西重重落在地上的声音，紧接着院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我正在院子里放鞭炮，回头一看，愣住了。
院门口站着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一个人扛着一头羊。
那人四十来岁的年纪，黑红的脸膛，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军大衣，肩上扛着一头宰好的大肥羊，那羊少说也有五六十斤，白白净净的，已经收拾干净了。
他把羊往地上一放，抬头往院子里看了一眼，目光落在我娘身上。
我娘听见动静从灶房里出来，手里还拿着勺子，看见门口的人，勺子当啷一声掉在地上。
那人开口了，声音粗粗的，带着点外地的口音，喊了一声——
“妹子。”
我娘站在那里，像是被人施了定身法一样，一动也不动。她的嘴唇哆嗦着，眼眶一瞬间就红了，眼泪大颗大颗地滚下来。
“哥......”我娘的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好半天才挤出这个字来。
我愣住了，彻底愣住了。
我娘有个哥哥？我活了十二岁，从来不知道我娘还有个哥哥！
那人放下羊，大步走进院子，走到我娘面前，伸出粗糙的大手，抹去我娘脸上的泪水，自己的眼眶也红了：“妹子，哥来晚了。”
我娘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哭得浑身发抖，像个孩子一样。她拽着那人的袖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连话都说不完整了：“哥......你......你怎么......你还活着......”
我爹从后院跑过来，看见这一幕也呆住了。他认得这个人吗？我看他的表情，他好像也不太认得。
那人在我娘肩头上拍了拍，回过头来看我爹：“妹夫，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周卫国。”
周卫国。
我爹的脸色变了，变得很复杂，有惊讶，有愧疚，还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
“大哥......”我爹的声音有些发抖，“你......你回来了？”
周卫国，我娘的亲哥哥，我亲舅舅。可他为什么从来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为什么我娘从来没有提起过他？为什么我爹见到他的时候，脸上会有那种表情？
我脑子里乱糟糟的，但我顾不上想那么多，因为我娘的哭声像一把刀子，一刀一刀剜在我心上。
“进屋，进屋说话。”我爹赶紧招呼着，手忙脚乱地把舅舅往屋里让。
舅舅弯腰把地上的羊扛起来，大步走进屋里。那羊被放在堂屋的桌子上，白白净净的一整头羊，比我见过的最大的羊还要大一圈。在我们那个地方，很少有人养羊，更别说这么大这么肥的羊了，这一头羊的价值，远远超过我娘被端走的那两盆肉。
我娘还在哭，她拉着舅舅的手不撒开，像是怕一撒手人就跑了一样。我姐赶紧去倒水，我弟小虎躲在我身后，怯生生地看着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舅舅。
“哥，你这些年去哪儿了？”我娘好容易止住眼泪，声音还带着哭腔，“我找了你那么多年，托了多少人打听，都说没你的消息，我以为你......我以为你已经不在了......”
舅舅沉默了一会儿，端起碗喝了一口水。他的手很粗糙，指节粗大，手背上全是裂口和老茧，一看就是常年干体力活的人。他的脸上也有风霜的痕迹，眉骨上有一道旧伤疤，眼睛虽然不大，但很有神，是那种经历过很多事情的人才有的眼神。
“我去了关外。”舅舅放下碗，声音低沉，“当年的事儿你还记得吧，因为宅基地的事，我跟村支书家的儿子打了起来，把人打伤了。我怕吃官司，连夜跑了。这一跑就是十来年。”
我娘愣住了：“宅基地？什么宅基地？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舅舅也愣住了，看了看我娘，又看了看我爹，目光变得有些复杂：“你不知道？我当时让人给家里捎过信......”
他话说到一半，停住了，目光在我爹脸上停了一下。
我爹的脸色一下子白了。
舅舅没有继续说下去，但那一瞬间的眼神，那欲言又止的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水面，激起了层层涟漪。
我娘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她看看舅舅，又看看我爹，脸上的表情从悲伤变成了疑惑。
“你捎过信？”我娘的声音变得有些紧，“我怎么没收到？”
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了。我姐端着水壶站在门口，不敢动了。我弟还小，什么都不懂，但我已经十二岁了，我能感觉到空气中那种微妙的变化。
舅舅沉默了很久，久到我觉得时间都凝固了。
然后他笑了一下，那笑容有点勉强：“算了，那么多年的事了，不说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
他轻描淡写地想把这件事揭过去，但我看见我娘的眼神变了。我娘是个聪明人，她从舅舅的话里听出了什么，从舅舅看爹的那一眼里读出了什么。
但我娘没有再追问。她把情绪压了下去，擦了擦眼泪，站起身来：“哥，你先坐着，我去给你做饭。你还没吃饭吧？”
“不用忙，我就是来看看你。”舅舅说。
“那哪行，大老远来的。”我娘说着就往灶房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头也没回，说了句，“他爹，你来帮我烧火。”
这个称呼很平常，平时我娘也这么喊我爹。但此刻这句话的语气，让我爹浑身一僵。
我爹站起来，低着头跟着我娘去了灶房。
我姐拉着我弟去了里屋，堂屋里只剩下我和舅舅。
舅舅看着我，问：“你叫志强是吧？”
我点点头：“舅舅好。”
舅舅笑了一下，从军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拿着，舅舅给你的。”
我接过来一看，是一把木头削的小手枪，做工虽然粗糙，但看得出来花了不少心思，打磨得很光滑。
“谢谢舅舅。”我把手枪握在手里，心里暖暖的。
灶房里传来锅碗瓢盆的声音，但我没听见我爹我娘的说话声。我猜他们是在用很低的声音说话，或者根本就没说话。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灶房里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
我娘进了灶房，没有烧火，也没有做饭，她站在灶台前面，背对着我爹，问了一句话：“他爹，我哥当年是不是往家里捎过信？”
我爹没吭声。
“我在问你话。”我娘转过身来，她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砸在我爹心上。
我爹低着头，脸上的表情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是。”他说。
“几封？”
“三封。”
“信呢？”
“烧了。”
我娘手里的勺子又掉在了地上。她看着我爹，眼神里满是难以置信：“你烧了？你把我哥给我的信烧了？为什么不给我？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爹的嘴唇哆嗦着：“当年......当年大伯哥说，你哥是个逃犯，跟他扯上关系对咱家不好。他说要是让人知道咱家跟逃犯有联系，我在生产队的工作就保不住了，咱家分的地也得收回去......他让我把信烧了，不要告诉你......”
“大伯哥让你烧你就烧了？”我娘的声音终于有了哭腔，“他是我哥！我亲哥！我娘死得早，我爹把我拉扯大，我哥为了护着我，从小挨了多少打！他跑了以后我找了他多少年你知不知道！你以为他不给我写信我就不会找了吗？我到处打听他的消息，每次赶集我都去，就是想碰碰运气看能不能遇到认识他的人，你知道我跑了多少趟吗？”
我爹说：“我......我以为时间长了你就忘了......”
“忘？”我娘笑了，那笑声比哭还让人难受，“一个娘肚子里爬出来的亲哥哥，你说忘就能忘？我怀志强那会儿，做梦都梦见我哥回来。我生志强的时候难产，疼得死去活来，我喊的是我哥的名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小时候每次疼了病了，都是我哥守着我。你懂吗？”
我爹张了张嘴，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些年我一直以为我哥死了，”我娘的眼泪又流了下来，“我想他想到后来都不敢想了，因为一想就难受。可到头来，他不是没消息，他写了信，他找过我，是你把信烧了。”
灶房里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
过了很久，我娘擦干眼泪，弯腰捡起地上的勺子，开始给灶膛里添柴火。
“这事儿你大伯哥出的主意？”她问。
我爹嗯了一声。
“行，”我娘往锅里添了水，“我知道了。”
就这四个字，“我知道了”，语气平静得让人发毛。
我爹站在灶房门口，像一截木头桩子。
饭做好了，我娘端上桌的是酸菜炖粉条，还有刚蒸的白面馒头。舅舅看了一眼桌子上的菜，又看了看我娘红肿的眼睛，什么都明白了。
“妹子，”舅舅说，“你别怪妹夫。当年我确实是逃犯，跟我扯上关系对你们不好。我那信上也没写什么要紧的，就是报个平安。”
我娘没接这个话茬，给舅舅夹了一筷子菜：“哥，吃饭。”
那天中午的饭，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沉默的一顿饭。筷子碰碗的声音，嚼东西的声音，甚至咽口水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我埋头扒饭，不敢抬头，不敢说话。
吃完饭，我娘对舅舅说：“哥，你回来得正好。年前家里杀了猪，还有些肉，我带你去看看。”
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甚至还带着笑，但我看见那笑容底下藏着一把刀。
我娘带着舅舅去了偏厦，那是我们家放粮食和杂物的地方。她打开一个缸盖，里面空空如也。
“看见了吗，哥，”我娘的声音很平静，“今年的猪肉，都在这里了。”
舅舅看着空缸，眉头皱了起来：“什么意思？猪不是杀了吗？肉呢？”
“杀了，三百斤的猪，”我娘说，“你妹夫他大哥，就是我给你说过的那个大伯，空着手来，端走了两盆肉，足足二十多斤。剩下的肉左邻右舍分一分，帮忙的送一送，就剩这么多了。”
她盖上缸盖，拍了拍手上的灰：“没事，习惯了。又不是头一回。分家的时候，三间房他占了两间半，给我们留了半间，你妹夫也没说什么。平时他大哥家有什么事，一个电话你妹夫屁颠屁颠就去了，比对他亲爹还亲。这些年，他们大年初二回娘家，大包小裹的，我们去了他家，连杯水都喝不上。我都习惯了。”
舅舅听着，脸上的表情越来越沉。
“你跟我说这些，是想让我做什么？”舅舅问。
“我不想让你做什么，”我娘说，“我就是憋了这么多年，想找个人说说。我亲哥回来了，我跟他说说心里话，不行吗？”
舅舅没说话，他转身走出了偏厦，站在院子里，点了根烟。
我躲在墙角，偷偷地看着这一切。我看见舅舅抽烟的手有些抖，他吸了两口就把烟掐灭了，转过身来看着我娘。
“那头羊是我在关外养了两年的大尾羊，肉瓷实，膘厚，”舅舅说，“本来是想给你过年添个菜的。不过现在......”
他顿了顿。
“妹子，那头羊你打算给谁？”
我娘愣住了，我也愣住了。这话什么意思？
“给你的，你想给谁就给谁。”我娘说。
舅舅咧嘴一笑，那笑容里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狡黠：“那就好。你给我说说，你那大伯家住哪儿？”
我娘警惕地看着他：“你要干什么？”
“不干什么，”舅舅说，“我十几年没回来，按规矩得去拜个年。”
我娘沉默了很久，然后抬起头来：“东头第三家，红砖房，门口有两棵杨树。”
舅舅点点头，转身进屋，把桌子上那头白白净净的大肥羊重新扛了起来。
“妹子，借你哥用用你这妹夫，”舅舅说，“让他带个路。”
我娘看着他，忽然笑了。那是腊月以来，我第一次在她脸上看到那样的笑容。
“去吧，”她说，“早去早回。”
我爹站在院子里，看看我娘，又看看舅舅，脸上的表情像是在做什么艰难的决定。最后他一咬牙，说了句：“走。”
两个男人一前一后出了院子，舅舅肩上扛着那头羊，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我爹跟在后头，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感觉。我回头看了一眼我娘，她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来来回回地擦着手，目光望着院门外。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那些年她以为再也见不到的亲哥哥，那个从小到大护着她的亲哥哥，那个一消失就是十几年的亲哥哥，现在回来了，而且给她带了一头羊，最重要的是，他要替她去讨个公道了。
可我又想起了另一件事。
那年腊月杀猪的时候，是大伯和伯母来端的肉。我爹半句反对的话都没说，眼睁睁看着他们端走了我们过年要吃的肉。我娘气得一夜没睡，哭了整整一宿。我爹明明知道我娘为什么哭，明明知道他在这件事上应该站在我娘这边，可他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说。
现在舅舅要去大伯家“拜年”了，我爹却跟着去了。
他是去帮舅舅，还是去拦舅舅？
我不知道。
我娘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朝我招了招手。我走过去，她拉着我的手，她的手冰凉冰凉的。
“志强，”她说，“记住今天。人活一辈子，有时候就得有这么一口气。不是为了跟谁斗气，是让人家知道，咱不是好欺负的。”
我点了点头，似懂非懂。
她松开我的手，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去，叫你姐把羊杂收拾一下，晚上咱们吃羊肉饺子。”
我应了一声，跑进了屋里。
那头羊，舅舅没有带到大伯家去，他只是去“拜了个年”。
他重新把羊扛了出来，扛在肩上，大步走在前面。我爹在后面跟着，脸上的表情比刚才平静了一些。
他们穿过村子，路上遇到不少熟人。大家都在走亲戚拜年，三三两两的，看见我爹和一个陌生人扛着一头羊，都好奇地停下来看。
“建国，这是谁啊？”有人问。
我爹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介绍。舅舅倒是大方，笑着朝人家点点头：“我是卫国，秀兰她哥，回来看看妹子。”
“秀兰她哥？哎呀，多少年没见过了！”
“是，出去了些年，这不回来了嘛。”
舅舅一一应付着，脚步不停，径直往村东头走去。
大伯家在村子最东边，是一排三间的红砖大瓦房，院墙也是砖砌的，大门刷着绿漆，在这一片土坯房里格外显眼。门口两棵大杨树光秃秃的，树杈上还挂着去年过年时贴的红色挂钱儿，被风吹得七零八落。
院门虚掩着，里面传来说笑的声音。大表哥二表哥两家人都回来了，孩子们在院子里放鞭炮，热闹得很。
舅舅在院门口停了一下，回头看了我爹一眼：“是这家？”
我爹点了点头。
舅舅深吸一口气，把肩上的羊往上颠了颠，然后抬起另一只手，推开了院门。
院子里的人齐刷刷地看了过来。
大伯正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晒太阳，手里捧着一个搪瓷茶缸，看见我爹和一个陌生人进来，愣了一下。伯母在屋檐下择菜，手里还攥着一把韭菜，也愣住了。
“老二，这是......”大伯站起身来，目光落在舅舅肩上那头肥羊上，眼睛明显亮了一下。
舅舅把羊放在地上，拍了拍手，朝大伯露出一个笑容。
“周卫国，”他自报家门，“秀兰她哥。”
大伯的表情在短短几秒钟内变了好几次。从疑惑到惊讶，从惊讶到警惕，最后定格在一种刻意堆出来的热情上。
“哎呀，是秀兰她哥啊！”大伯放下茶缸，迎上前来，“多少年没见了，快进屋坐，进屋坐！”
他说着就要往屋里让，目光却忍不住往地上那头羊上瞟。
舅舅站着没动，环顾了一下院子。大表哥二表哥都站了起来，几个孩子在鞭炮声中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陌生人。
“这院子不错，”舅舅说，“当年我走的时候，这里好像还不是你家。”
大伯的笑容僵了一下：“后来盖的，后来盖的。”
“哦。”舅舅点了点头，“那年分家的事我还记得呢。我妹子他们分的好像是村西头那半间破屋，你这儿倒是不错。”
这话一出来，院子里的气氛就变了。
大伯的脸沉了下来：“你这话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舅舅笑着摆了摆手，“就是随口一说。对了，今天来是有个事儿。”
他低头看了看地上的羊，又抬起头来看着大伯，脸上的笑容忽然变得意味深长。
“年前听说我妹子家杀年猪，你这当大哥的帮了不少忙，端了两盆肉回去，”舅舅说，“我这当哥的十几年没回来，也没帮上什么忙。今天来呢，是想表表心意。”
他抬脚把那头羊往前推了推。
“这羊是我在关外养的，不是什么值钱东西。拿来给大哥拜个年，表表我这当弟弟的心意。”
大伯的眼睛在那头羊上转了好几圈。那羊确实是好东西，膘肥体壮，少说能出三四十斤净肉，在当年的农村，这算是一份很重的礼了。
伯母放下手里的韭菜，也凑了过来，脸上堆着笑：“哎呀，这也太客气了，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
她说着就要去拿那头羊，手都伸出去了。
舅舅却忽然伸手拦住了她。
“嫂子，你等等，”舅舅依然笑着，但那笑容里多了一层东西，“这羊是拿来拜年的，理当给大哥。不过我有句话想问大哥。”
大伯皱了皱眉：“什么话？”
舅舅的目光在大伯脸上扫了一圈，忽然提高了声音，那声音大得连院子外头路过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大哥，我妹子家那两盆肉，你打算什么时候还？”
这话像一盆冷水，哗地浇在了院子里过年的热闹气氛上。
大伯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就是问一句，”舅舅的语气依然不紧不慢，“那两盆肉，是我们家杀年猪分的肉，我妹子打算腌起来过冬的。大哥你要吃，当然没问题，亲兄弟嘛，吃块肉算什么。但你是当大哥的，把肉拿走了，是不是也该惦记着还点什么？”
伯母的脸色变了，阴阳怪气地接话道：“我说卫国兄弟，你这话说的可就难听了。什么还不还的，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再说那肉是你妹夫给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妹夫给的？”舅舅转头看了我爹一眼。我爹站在院子门口，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
“那我问问我妹夫，”舅舅朝我爹招了招手，“建国，你过来。”
我爹像个做错事被叫到老师面前的小学生，磨磨蹭蹭地走了过来。
“那肉是你做主给的吗？”舅舅问。
我爹看了看大伯，又看了看伯母，再看看舅舅，嘴唇哆嗦了半天。
“不是，”他闷声说，“那肉是秀兰留着过冬的。”
“听见了吗？”舅舅转过头来看着大伯，“那是我妹子留着过冬的肉，不是送给你的。”
大伯的脸彻底黑了。
“周卫国，你到底想干什么？”他把茶缸往藤椅上一放，发出咣当一声脆响，“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家的事，跟你没关系！”
舅舅点了点头，好像很认同大伯的话。
“是，这是你们家的事，”他说，“但我妹子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十几年没回来，一回来就看见我妹子被人欺负，你说我这个当哥的，能当做没看见吗？”
“谁欺负她了？”伯母尖声说道，“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
舅舅没理她，而是看着大伯，一字一句地说：“大哥，我今天来不是来吵架的。大过年的，谁也不想闹得不好看。我就一个要求——”
他伸出一根手指。
“给我妹子道个歉。”
大伯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道歉？我凭什么道歉？”
“就凭你是当大哥的。”舅舅说，“当大哥的，端了弟媳留着过冬的肉，连个招呼都不打，事后连句客气话都没有。你觉得自己做得对吗？”
“你......”大伯的脸已经变成了酱紫色，“你一个外人，凭什么在这里教训我！”
“外人？”舅舅的声音终于冷了下来，“我妹子的亲哥，算外人？那谁不是外人？你是不是觉得你那两个盆端得理所当然？是不是觉得你弟弟家的东西你想拿就拿？”
他往前迈了一步，大伯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
“我告诉你，”舅舅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我周卫国在外头混了十几年，什么苦都吃过，什么人没见过。但像你这样当大哥的，我真是头一回见。亲弟弟家的肉，你不光空着手来拿，还理直气壮。拿了以后，大年初一他们来拜年，你连口水都不给喝。你说，这事儿放在哪儿说得过去？”
院子里安静极了，连那几个小孩都不放鞭炮了，好奇地看着大人们。大表哥和二表哥站在一旁，脸色都不太好看，但谁也没说话。
大伯被说得哑口无言，嘴唇哆嗦了半天，挤出一句话来：“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
舅舅笑了一声，转头看向大表哥和二表哥：“你们俩是大伯的儿子吧？你们说，你爹这么做，对吗？”
两个表哥对视一眼，都没吭声。
“行了，我也不为难你们。”舅舅忽然换了个语气，变得很轻松，“大过年的，谁也不想闹得不愉快。这样吧——”
他弯腰把地上那头羊扛了起来，重新扛到肩上。
“这羊呢，本来是想拿来给大哥拜年的。但既然话不投机，那就算了。我带回去给我妹子补补身子，比给外人强。”
说完，他转身就走。
走到院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回过头来，看着大伯，说了最后一句话。
“大哥，你比我大，按理说我该敬着你。但我丑话说在前头，以后你要是再欺负我妹子，不管你是大哥还是什么，我都让你在村里抬不起头来。我说到做到。”
然后他大步走出了院子，肩上扛着那头羊，背影笔直得像一棵松树。
我爹站在院子里，走也不是，留也不是，看了看大伯的脸色，最后一跺脚，转身跟着舅舅走了。
身后传来伯母尖利的骂声，但舅舅头也没回。
回家的路上，我爹跟在舅舅身后，一句话也没说。走到半路，舅舅忽然停了下来，把羊放在地上，回头看着我爹。
“建国，”他说，“我今天这么做，不是来拆你们兄弟的台的。我是想让你们那个大哥知道，我妹子有人护着。”
我爹低着头，闷声说了句：“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舅舅说，“还有件事，我得问你。”
“什么事？”
“当年那三封信，”舅舅盯着我爹的眼睛，“到底是大伯让你烧的，还是你自己要烧的？”
我爹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大哥让你烧，你就烧了，”舅舅说，“这个我能理解，你怕丢了工作，怕保不住地。可你有没有想过，那是你媳妇的亲哥哥写来的信？你有没有想过，我妹子为了找我花了多少心思？你有没有哪怕一丁点想过，把信拿给你媳妇看看？”
我爹的嘴唇哆嗦着，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我当时......我当时太年轻了，什么都不懂，大伯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他的声音堵在了喉咙里，说不下去了。
舅舅看着他的样子，叹了口气，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算了，过去的事就不提了。”他说，“以后对我妹子好点，别什么都听你那大哥的。他是你大哥不假，但你媳妇才是跟你过一辈子的人。”
我爹用力点了点头。
舅舅重新扛起羊，大步往家走去。阳光照在他宽厚的背上，那头肥羊在他肩上一颠一颠的。
我跟在他们后头，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舅舅的形象在我心里一下子变得无比高大。
回到家的时候，我娘正在院子里站着，显然一直在等他们回来。看见舅舅肩上依然扛着那头羊，她愣了一下。
“怎么又扛回来了？”她问。
舅舅把羊放在地上，拍了拍手：“人家不领情，我就带回来了。正好，咱自己吃。”
他咧嘴一笑，露出两排被烟熏黄的牙齿。
“妹子，帮我打盆水，我洗洗手。晚上咱们吃羊肉饺子。”
我娘站在院子里，看着舅舅，眼眶又红了。
那天晚上，我娘包了满满三盖帘的羊肉饺子。肉馅剁得细细的，放了大葱和姜末，还打了两个鸡蛋，搅得黏黏糊糊的。煮出来的饺子皮薄馅大，咬一口汤汁就往外流，那香味简直能让人把舌头吞下去。
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饺子。
舅舅一口气吃了三碗，吃得满头大汗，一边吃一边夸：“好吃，比我在关外吃的强多了。”
我娘坐在他对面，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脸上的笑意怎么都藏不住。她不停地把饺子往舅舅碗里夹，自己却没怎么吃。
“哥，你慢点吃，别噎着。”她说。
“没事没事，十几年没吃你包的饺子了，馋得很。”舅舅含糊不清地说。
我爹坐在一旁，也低头吃着饺子，偶尔抬头看我娘一眼，又赶紧低下头去。我能看出他心事重重的样子。
吃完饭，我姐去洗碗，我娘烧了热水，让舅舅洗脚。舅舅脱了鞋，露出来的脚上全是老茧和裂口，脚趾头冻得通红，有两个指甲盖都冻掉了。
我娘蹲下来，拿热毛巾给他擦脚，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水盆里。
“哥，你这十几年到底吃了多少苦啊......”她的声音颤得厉害。
舅舅摆摆手：“不苦不苦，哥身子骨硬朗着呢。关外那地方虽然冷，但地广人稀，只要有把子力气就饿不着。我这几年攒了点钱，还养了几十头羊，日子过得去。”
“那你这次回来还走吗？”我娘抬起头来，眼神里满是期盼。
舅舅沉默了一下，说：“不走了。”
我娘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真的？”
“真的，”舅舅说，“户口我都迁回来了，明天去大队办手续。我打算在村里申请块宅基地，盖两间房，以后就住这儿了。”
我娘一把抱住舅舅，哭得像个孩子。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姐也没睡着，小声跟我说：“志强，娘今天真高兴。”
我说：“我知道。”
“舅舅真好。”她又说。
“嗯。”
我想起大伯家院子里那一幕，想起舅舅扛着羊大步走进大伯家时的样子，想起他站在大伯面前不卑不亢说出的那些话，想起他转身离去时那个笔直的背影。
那些画面一幕一幕在我脑海里闪过，我忽然明白了我娘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人活一辈子，有时候就得有这么一口气。”
那口气不是跟人斗气，是腰杆子挺直了活着的底气。是被人欺负了能说“不”的勇气。是知道自己身后有人撑腰的那种底气。
我爹是个老实人，他一辈子对谁都客客气气，尤其对他大哥，那简直是言听计从。可老实归老实，老实到连自己的媳妇都护不住，那就不是老实了，是窝囊。
舅舅不一样。舅舅在外面闯荡了十几年，吃过苦，见过世面，他知道什么人该怎么对付。大伯那种人，你越是对他客气他越是蹬鼻子上脸，只有碰到硬茬了，他才知道收敛。
当然，这些都是我后来慢慢才想明白的。那一晚十二岁的我，只是觉得很解气，很痛快，觉得舅舅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人。
但事情并没有就这么结束。
初三早上，我还赖在被窝里没起来，就听见院子里有人说话。声音很大，带着怒气，不用看我就知道是谁——大伯来了。
我赶紧穿上衣服跑出去，就看见大伯站在院子里，脸红脖子粗的，指着我爹的鼻子骂。
“老二，你行啊你！找了个外人来家里闹，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我下不来台！你是不是觉得你大哥好欺负？”
我爹低着头站在那里，不说话。
“你那个大舅子是什么东西？一个逃犯！在村里招摇过市，还跑到我家去耍威风！你信不信我去公社举报他！”
我爹猛地抬起头来：“大哥！”
“怎么？我说错了吗？当年打伤了人跑了，不是逃犯是什么？”大伯越说越来劲，“我告诉你，这事儿没完！要么你让那个周卫国滚出村子，要么以后你就别认我这个大哥！”
“是我让去的。”
一个声音从屋里传出来。
我娘掀开门帘走了出来，站在台阶上，居高临下地看着大伯。她的脸上没有一丝畏惧，甚至带着一丝冷笑。
大伯愣住了，他显然没想到我娘会主动承认。
“大哥，”我娘的声音平静得不正常，“我哥去你家拜年，是我让去的。怎么？我亲哥十几年没回来，去看看我婆家的大哥，有什么不对吗？”
“你......”大伯气得说不出话来。
“还有，”我娘往前走了两步，“你说我哥是逃犯？你有证据吗？当年的案子早就销了，你少拿这个吓唬人。我哥现在清清白白，户口都迁回来了，你要举报尽管去，看人家理不理你。”
大伯被堵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胸口剧烈起伏着，脸色难看得像猪肝。
“好，好，”他咬牙切齿地说，“你们一家子合起伙来对付我，行，我记住了。”
他转身要走，院门口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围了一圈看热闹的邻居。大年初三，大家都没什么事，听见动静就都出来看热闹了。
大伯被这么多人看着，脸上更挂不住了，吼了一声：“看什么看！”然后气冲冲地推开人群走了。
我娘站在院子里，看着大伯远去的背影，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周围的邻居们面面相觑，交头接耳地议论着。
“秀兰，别往心里去。”王婶走过来拉着我娘的手，“我们都看在眼里呢，你大伯那家子确实不像话。”
“是啊是啊，”李叔也附和道，“昨天你家卫国去他家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做得好。你大伯在村里横行霸道这么多年，总算是碰到硬茬了。”
我娘勉强笑了笑：“谢谢大家，没事的，都散了吧。”
邻居们渐渐散了，我娘转身回了屋。我爹还站在院子里，像根木头桩子。
我走过去，拉了拉他的衣角：“爹，进屋吧。”
他低头看了我一眼，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有我看不懂的东西。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转身进了屋。
堂屋里，舅舅坐在炕沿上，正拿一块布擦他那把木手枪——他又给我弟也削了一把。刚才院子里发生的一切，他听得清清楚楚，但他始终没有出来。
“建国，”舅舅头也没抬，“你大哥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我爹嗯了一声。
“你怎么想的？”
我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谁也没想到的话。
“大哥，我对不起秀兰，也对不起你。这些年我太窝囊了。”
舅舅擦枪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擦，没有接话。
“那三封信的事，”我爹继续说，声音有些发抖，“确实是大伯让我烧的，但我要是有点主见，也不会听他的。这事儿压在我心里十几年了，每次想起来都睡不着觉。今天大哥来闹，把这事儿又翻出来了，我倒觉得心里踏实了。”
他把目光转向我娘。
“秀兰，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还怨我。我不怪你，是我做得不对。但从今天起，我不会再什么都听大伯的了。这家是你跟我一起撑起来的，大事小情得咱俩商量着来，不能让别人说了算。”
我娘愣愣地看着我爹，眼睛慢慢红了。
“他爹......”她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舅舅终于放下了手里的木枪，站起来走到我爹面前，看着他的眼睛。
“记住你今天说的话，”舅舅的声音不高，但很有分量，“男子汉大丈夫，说话得算数。”
我爹郑重地点了点头。
那天之后，家里的气氛慢慢变了。我爹像是换了个人似的，腰杆子比以前直了，说话的声音也大了些。他不再一有空就往大伯家跑，而是留在家里帮着我娘干活。劈柴、挑水、扫院子，什么活都抢着干。
我娘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沉默寡言了。她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做饭的时候还会哼两句小曲。虽然那曲子哼得不在调上，但听着让人心里暖洋洋的。
正月十五那天，舅舅的宅基地申请批下来了。是村西头的一块空地，离我们家不远，走路也就十来分钟。舅舅高兴得像个孩子，当天就拉着我爹去看了地，两个人站在那片荒地上比比划划，商量着房子怎么盖。
我娘做了几个菜，还烫了一壶酒，算是给舅舅庆祝。舅舅喝了两杯酒，话多了起来，说起他在关外的生活。
“那地方冬天冷得很，零下三四十度是常事。有一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把我的羊圈压塌了，几十只羊全跑散了。我在雪地里找了一天一夜，脚都冻坏了，最后找回来一大半。”他脱了鞋给我们看他的脚，那些冻伤的痕迹到现在还清晰可见。
“最难的时候，我一个人在荒山野岭放羊，好几个月见不到一个人。白天对着羊说话，晚上对着星星说话，都快疯了。”
我娘听着听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苦日子都过去了，”舅舅却笑了起来，“现在回来了，跟妹子一家在一起，比什么都强。”
他端起酒杯，跟我爹碰了一下：“来，妹夫，咱哥俩走一个。”
两个人一饮而尽。
开春之后，舅舅开始张罗盖房子的事。村里批的那块宅基地有三分多，够盖三间正房加一个小院。舅舅这些年在外头攒了些钱，虽说不多，但盖几间土坯房还是够的。
可盖房子不是一个人的事，光靠舅舅自己，就是累死也盖不起来。我爹二话不说，叫上了村里几个相熟的劳力，趁着春耕前的农闲时间，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我也跟着帮忙，搬砖和泥，干些力所能及的活。我姐负责做饭，每天中午用大锅炖一锅菜，蒸一屉馒头，送到工地上给大家吃。
那段时间虽然累，但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舅舅更是干劲十足，一个人顶两个人用，扛木头上梁，样样都抢在最前头。
村里人都说，周家这是要翻身了。
可大伯那边，却始终没有消停。
三月初的一天，我去村口的小卖部打酱油，碰见了大伯家的二表哥。他看见我，阴阳怪气地说了句：“哟，这不是周卫国的外甥吗？你那个逃犯舅舅的房子盖得怎么样了？”
我攥紧了酱油瓶，强忍着没有搭理他。
回到家，我把这事跟我娘说了。我娘沉默了一会儿，说：“别理他们，咱过咱的日子。”
可是不理归不理，大伯家的闲话还是像风一样在村里传开了。说舅舅是逃犯，说他在关外干的不是什么正经营生，说那些钱来路不明。传得越来越离谱，甚至有人说舅舅在关外杀了人，是回来躲事儿的。
这些话传到舅舅耳朵里，他只是笑了笑，继续抡起锤子钉房梁，好像什么都没听见。
但我知道他不是不在意。有一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看见舅舅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抽烟，烟火在黑暗中一明一灭，映着他沉默的侧脸。
我走过去，在他旁边蹲下来。
“舅舅，你在想啥？”
他摸了摸我的脑袋：“没啥，就是觉得有些人啊，心眼太小了。自己不痛快的，也见不得别人痛快。”
“大伯他们太过分了。”我说。
舅舅笑了一声：“志强，你记住，这世上总有那样的人。你越是在意他们说什么，他们就越是来劲。咱不搭理他们，把日子过好了，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敬。”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房子盖得很顺利，到了四月中旬，三间土坯房已经立起来了，就差上梁封顶了。按照村里的规矩，上梁是件大事，得挑个好日子，还得请客吃饭。
舅舅挑了四月十八，说是个黄道吉日。我娘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准备，杀了两只鸡，买了鱼和肉，准备了好几桌饭菜。村里帮忙盖房的劳力自然要请，左邻右舍也要请，热热闹闹地办一场，也算给新房子添添喜气。
可就在四月十七那天晚上，出事了。
那天傍晚，我爹和舅舅去新房那边做最后的检查，准备第二天一早上梁。走到地方一看，两个人都愣住了。
新砌的土坯墙被人推倒了一面。
那面墙是前几天刚砌好的，泥还没干透，被人从外面推倒了，土坯碎了一地。这明显是有人故意破坏，而且用的力气不小，不像是小孩干的。
我爹气得浑身发抖：“这是谁干的！”
舅舅站在那堆碎土坯前面，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蹲下来，捡起一块碎土坯，在手心里颠了颠，然后站起来，目光往远处看了看。
“没事，”他说，“明天再砌就是了。”
“大哥，这怎么能没事！”我爹急得脸都红了，“这是故意使坏！走，咱们去找大队！”
舅舅拉住了他。
“你去找大队，能找到什么证据？墙推倒了就是推倒了，谁知道是谁推的？”舅舅的声音很平静，“再说了，明天上梁的好日子，别为这事闹得不痛快。”
我爹还要说什么，舅舅拍了拍他的肩膀：“听我的，先回去，别跟你媳妇说。她知道了肯定睡不着觉。”
两个人回到家，什么也没说。但我爹那张藏不住事的脸，还是让我娘看出了端倪。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吃饭的时候我娘问。
“没事没事。”我爹赶紧摆手，但那慌慌张张的样子，简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我娘放下筷子，看着舅舅：“哥，你说。”
舅舅夹了一筷子菜，慢慢地嚼了咽下去，才说：“墙被人推倒了一面。”
我娘的手一抖，筷子差点掉了。
“谁干的？”
“不知道。”舅舅说，“不过没关系，明天早上我去补上，耽误不了上梁。”
我娘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站了起来。
“是他大伯。”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语气异常笃定。
“秀兰，没有证据的事别乱说。”舅舅皱了皱眉。
“不用证据，”我娘的脸色冷得像腊月的冰，“这个村子里，除了他，没人能干出这种事来。”
我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还是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那天晚上，我娘一个人在灶房里坐了很久。我悄悄走过去看，发现她坐在灶台前面，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
“娘，”我小声叫她，“你去睡吧。”
她抬起头来看着我，灶膛里残余的火光映在她的脸上，让她的表情看起来忽明忽暗。
“志强，”她说，“明天早上你早点起，替娘去办件事。”
“什么事？”
“你去村东头，就是大伯家门口那条路上，帮娘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看到什么都记在心里，回来告诉娘。”
我点了点头，虽然不太明白她的用意，但我知道我娘一定有她的道理。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起来了。我穿好衣服，轻手轻脚地出了门。清晨的村子笼罩在一层薄雾中，鸡还没叫，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吠。我沿着村里的土路往东走，一直走到大伯家门口。
大伯家的院门紧闭着，里面静悄悄的，显然都还没起床。我躲在路对面的大杨树后面，按照我娘的吩咐，仔细打量着周围。
天光渐渐亮起来，我的目光落在了大伯家门口的地面上。那条土路上有一道明显的车辙印子，像是独轮车碾过去的痕迹，从大伯家门口一直往西延伸。我心里一动，顺着车辙印子往前走，走了一段路之后发现，这条车辙印子拐了个弯，恰好通向舅舅盖新房的方向。
我的心砰砰跳了起来。
我赶紧跑回家，把自己看到的一五一十告诉了我娘。我娘听完，脸上露出一丝冷笑。
“我就知道。”她说。
她站起身来，去院子里找了一根绳子，又拿了一个麻袋。我爹看见了，问她干什么去，她理都没理。
“走，跟我去你大伯家。”她拉着我的手就往外走。
我爹赶紧追出来：“秀兰，你要干什么？别冲动！”
“我不冲动，”我娘脚步不停，“我就是去问问他，他家的独轮车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到了大伯家门口，我娘一把推开了院门。大伯正在院子里刷牙，满嘴白沫子，看见我娘闯进来，吓了一跳。
“你干什么？”他含糊不清地说。
我娘径直走到院子角落里停着的那辆独轮车前面，蹲下来仔细看了看车轮。那车轮上沾着新鲜的泥土，还有几块碎土坯的渣子。
“大哥，”我娘站起来，指着独轮车说，“你的车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大伯的脸色变了，漱了口，冷着脸说：“关你什么事？”
“是不关我什么事，”我娘说，“但我哥家新砌的墙昨天晚上被人推倒了，推墙的人用独轮车推了土坯。你说巧不巧，你家独轮车轮子上正好有土坯渣子。”
伯母从屋里冲出来，尖声叫道：“你什么意思？你怀疑是我们干的？我告诉你，你别血口喷人！”
我娘没理她，只是盯着大伯。
这时候，周围的邻居听见动静，又陆续围了过来。上次初二那天的事情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大家都知道我家跟大伯家闹掰了，这会儿看见我娘一大早就堵了大伯家的门，都好奇地凑过来看热闹。
人越聚越多，大伯的脸上挂不住了。
“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干的？”他梗着脖子说。
“证据？”我娘笑了一声，“那你告诉我，你家独轮车上为什么会有新土坯的渣子？村里这几天只有我哥家在盖房子，只有他家有新土坯。你说，这土坯渣子是哪儿来的？”
大伯的脸一阵红一阵白，说不出话来。
这时候，人群里有人说话了。
“我昨晚上起夜的时候，好像看见有人推着独轮车从东边过来，就是往周卫国家那个方向去的。”说话的是住在村中间的老孙头。
又有人说：“我也听见动静了，大概二更天的时候，狗叫了好一阵。”
大伯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就在这时候，舅舅来了。他是听说了消息赶过来的，身后还跟着我爹。他挤进人群，看了一圈，目光最后落在大伯身上。
“大哥，”他的声音很平静，“那面墙是你推的？”
大伯看着舅舅，嘴唇动了动，忽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嚎啕大哭起来。
“是我推的又怎么样！”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你们一家子合起伙来欺负我，让我在全村人面前丢脸，我气不过！我在这个村里活了大半辈子，谁见了我不客客气气的？就是你周卫国，一个逃犯，回来就让我下不来台！我不服！”
院子里安静极了，所有人都看着坐在地上嚎啕大哭的大伯，表情各异。
舅舅叹了口气，走上前去，蹲在大伯面前。
“大哥，”他说，“你起来。”
大伯止住哭声，抬头看着他。
“初二那天的事，我做得确实不太好看，让你在儿孙面前丢了面子。”舅舅说，“但你想想，我为什么去找你？是因为你端了我妹子家的肉，让她过年都吃不上一顿好饭。你扪心自问，这事你做得对吗？”
大伯没说话，低下了头。
“我今天不追究你推墙的事，”舅舅继续说，“不是因为我怕你，也不是因为你是我妹夫的大哥。是我不想让我妹子夹在中间难做人。但这是最后一次，明白吗？”
大伯愣愣地看着他。
“你以前怎么对我妹子的，我心里都有数。以前的事我可以不计较，但从今天起，你要是再欺负她，”舅舅的目光忽然变得锋利起来，“就不是这么好说话了。你听清楚了吗？”
大伯嘴唇哆嗦着，没有吭声。
这时候，一直站在人群里的二表哥忽然走了出来，走到大伯面前，把他从地上扶起来。
“爹，”二表哥说，“够了。”
大伯看着自己的儿子，愣住了。
“这么多年了，你一直欺负二叔家，我们在旁边看着，心里也不是滋味。”二表哥的声音不高，但很坚定，“去年腊月你端回来的那两盆肉，我给二叔家送回去了，是你媳妇又给端回来的。我当时就觉得丢人，但我没敢说你。”
大伯的脸彻底僵住了。
“周舅舅说得对，”二表哥转过头来看着舅舅，“我爹这事做得不对。那面墙，我替他赔。”
舅舅摆了摆手：“不用，一面墙而已，今天补上就是了。”
他转身看着围观的邻居们，大声说：“各位老少爷们，今天这事就到此为止了。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一个村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今天是我新房上梁的好日子，大家伙儿都去喝杯酒，给我周卫国暖暖房，也给这件事画个句号，怎么样？”
人群里发出一阵叫好声。大家都看得出来，舅舅这是在给大伯台阶下。明明是大伯推了他的墙，他不但不追究，还请大伯去喝上梁酒。这份气量，不是谁都有的。
大伯站在原地，脸上的表情复杂极了。伯母还想说什么，被二表哥拉住了。
“爹，娘，”二表哥说，“今天咱们也去，帮周舅舅把墙补上。”
大伯沉默了很久，终于缓缓地点了点头。
那天上午，新房的工地上比平时更加热闹。村里来了好多人帮忙，连大伯家的两个表哥都来了，挽起袖子跟着一起砌墙。大伯没有来，但伯母后来端了一盆红烧肉过来，说是给干活的人加个菜。
我娘看到伯母来了，愣了一下，然后接过了那盆肉，说了句：“嫂子费心了。”
就这么简单的三个字，但我看得出来，两个女人之间那根绷了一个冬天的弦，终于松了一点。
中午上梁的时候，舅舅站在房顶上，手里拿着系了红布的锤子，对着下面黑压压的人群大声喊道：“上梁大吉！”
人群里爆发出一阵欢呼声，鞭炮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我娘站在院子里，看着那根系着红布的大梁被稳稳当当地架了上去，眼泪又流了下来。但这一次，是高兴的眼泪。
酒席摆了好几桌，就摆在还没封顶的新房前面。大家伙儿围坐在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舅舅端着酒碗，挨个敬酒，感谢大家伙儿的帮忙。
敬到二表哥的时候，舅舅特意多倒了一碗：“来，二侄子，咱爷俩走一个。”
二表哥端起碗，两个人碰了一下，一饮而尽。
“周舅舅，”二表哥放下碗，认真地说，“以前的事，是我们家对不住二叔。以后不会了。”
舅舅拍了拍他的肩膀：“年轻人有这份心就好。过去的事不提了，往前看。”
那天下午，大家一直喝到日头偏西才散了。舅舅的新房虽然还没封顶，但那根系着红布的大梁已经稳稳当当地架在上面了，像是给这个家钉下了一根主心骨。
晚上回家以后，我娘坐在院子里，看着满天星斗，忽然说了一句：“今年的日子，比往年长。”
我爹坐在她旁边，嗯了一声，然后伸手握住了她的手。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头羊，跟着一头更大的羊在山坡上奔跑。那头大羊的犄角又粗又壮，走起路来威风凛凛。我跟在它身后，翻过一道又一道山梁，最后来到了一片水草丰美的地方。
那头大羊回过头来看着我，眼睛里满是慈爱。
那眼神，像极了舅舅。
日子一天天过去，舅舅的房子终于盖好了。三间崭新的土坯房，虽然比不上大伯家的红砖大瓦房，但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院子里还搭了个羊圈，养了几只羊，都是从邻村买来的小羊羔，毛茸茸的，咩咩叫着，给这个新家增添了不少生气。
舅舅搬进新房那天，我娘做了一大桌子菜，全家人在一起吃了顿饭。说是全家人，其实只有我们一家五口加上舅舅，一共六个人。桌上摆了一盘红烧鱼、一碗羊肉汤、一碟花生米和几个炒菜，虽然不算丰盛，但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发自内心的笑容。
饭桌上，我爹端起酒碗，站了起来。
“大哥，”他对着舅舅说，“这碗酒我敬你。”
舅舅也端起碗，看着我爹。
“以前的事，是我窝囊，”我爹说，声音有些发抖，“你骂我也好，打我也好，我都认。但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不会再让秀兰受委屈了。这是我说的。”
说完，他一仰脖，把碗里的酒干了。
舅舅看着他，然后笑了。那笑容里有释然，有欣慰，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行了，”舅舅也干了碗里的酒，“都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两个男人对视一眼，同时哈哈大笑起来。那笑声在小小的堂屋里回荡着，把我娘的眼眶又笑红了，但这次她没哭，而是笑着骂了一句：“两个大男人，喝点酒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那顿饭吃了很久，久到月亮爬上了树梢，久到满天的星星都出来了。舅舅喝了酒，话格外多，又讲起他在关外的见闻。什么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什么黑龙江上的冰排，什么草原上的万马奔腾，听得我和小虎瞪大了眼睛，嘴巴都合不拢。
“舅舅，你带我去关外看看呗。”我说。
“等你长大了再说，”舅舅揉了揉我的脑袋，“关外那地方好是好，但咱的根在这儿。人呐，走多远都不能忘了根在哪儿。”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但把这句话牢牢记在了心里。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春天播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猫冬。舅舅的新房安顿好之后，又开了一块荒地种菜，院子里那几只羊也渐渐长大了，其中一只母羊还下了两只小羊羔。村里人有时候会来舅舅家串门，喝口水、聊聊天，舅舅的人缘比我想象中好得多，他走南闯北这么多年，肚子里有说不完的故事，村里的大人小孩都爱听他讲。
大伯那边也有了些变化。自从上梁那天之后，大伯虽然还是不大跟我们家来往，但至少不再处处使绊子了。伯母偶尔在路上碰见我娘，也会点个头，算是打了招呼。至于那两盆肉的事，谁也没有再提，好像被所有人默契地遗忘了。
但我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有些裂痕一旦产生，就很难完全弥合。大伯和爹之间那层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依然横亘在那里。爹虽然嘴上说不再听大伯的，可真到了大伯面前，还是会不由自主地矮上三分。这一点我看得出来，娘也看得出来，但谁都没有戳破。
时间是最好的药，也是最钝的刀。它能让伤口结痂，但那些疤痕永远都在。
一转眼就到了秋天。那一年的秋天格外热闹，因为村里要搞土地承包责任制了。这是天大的好事，意味着每家每户都能分到自己的地，不用再吃大锅饭了。消息一出来，整个村子都沸腾了，大家奔走相告，比过年还高兴。
可好事多磨。分地的时候，矛盾又来了。
按照村里的方案，土地按照人口和劳力来分，好坏搭配，抓阄决定。这个方案本身没什么问题，大多数人都能接受。可偏偏在划分地界的时候，出了岔子。
我们家分到的地和多户人家的地挨着，但有一块好地，正好在大伯家的地和我们家的地之间。这块地不大，也就两三分的样子，但土质极好，又是向阳坡地，种什么都长得好。按照抓阄的结果，这块地分给了我们家。
可大伯不干了。
他跑到大队部去闹，说那块地以前就是他家的自留地，应该归他。大队干部跟他解释了半天，说现在是重新分配，不能按老规矩来。他不听，非要那块地不可，还放话说谁要是敢种那块地，就是跟他过不去。
我爹听说了这事，沉默了很久。
“要不......就把那块地让给大哥吧。”吃晚饭的时候，我爹小心翼翼地说。
我娘的筷子啪地拍在桌子上。
“又让？”她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这些年你让了多少回了？房子让了，肉让了，现在连地也要让？你是不是打算把咱们家全都让给你大哥？”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爹涨红了脸，“我就是觉得，为了一块地跟大哥闹得不愉快，不值得。”
“不值得？”我娘冷笑了一声，“他跟你闹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值不值得？他推你大舅子墙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值不值得？”
我爹哑口无言。
舅舅在隔壁听见了动静，走了过来。他听完了前因后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我娘说：“妹子，消消气。”
“哥，你说这地......”我娘气得说不下去了。
“地是咱家的，凭什么让？”舅舅说得很干脆，“走，我跟你去大队部说清楚。”
那天晚上，舅舅带着我爹去了大队部。具体怎么说的我不知道，但第二天一早，大队的广播就响了，说那块地的归属已经明确，就是我家的，谁要是有意见可以上公社反映。
大伯果然去了公社，公社派了人下来调查，结果还是维持了原判。大伯气得把公社的人骂了一顿，差点被带走，最后还是二表哥把他拉了回去。
这件事之后，大伯消停了很长时间。倒不是他服了，而是村里人都站在了我们家这边。土地承包是大事，关系到每家每户的利益，谁都不希望有人因为私心坏了规矩。大伯犯了众怒，自然就没了市场。
地分到手之后，全家人干劲十足。我爹起早贪黑地在地里忙活，我娘也跟着一起下地，连我姐都放了学就往地里跑。舅舅更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到了地里，他那块地种上了冬小麦，长势比谁家的都好。
那年冬天，我们家的日子明显好过了。地里的收成不错，家里的粮食囤子装得满满的，舅舅的羊也卖了个好价钱。过年的时候，我娘破天荒地给我们一人做了一身新衣裳，还给小虎买了一把玩具枪。
大年三十的晚上，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我娘擀皮，我姐包，我爹烧火，我和小虎在旁边捣乱。舅舅坐在炕上，腿上盖着棉被，手里剥着蒜，嘴里哼着关外的小调。
窗外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屋里暖烘烘的，面香味混着羊肉馅的味道，让人觉得踏实又满足。
“哥，你唱的那是什么调？”我娘问。
“关外的小调，放羊的时候跟一个老羊倌学的。”舅舅说，“好听不？”
“好听，就是听不出词儿来。”
“本来就没词儿，是随嘴唱的。”舅舅笑了，“关外那地方大，一个人在山坡上放羊，想怎么唱就怎么唱，反正没人听见。”
“那你也教我唱两句呗。”小虎凑过去说。
舅舅把小虎抱到腿上，教他哼了几句。小虎学得歪七扭八的，把大家都逗笑了。
那一刻，我看着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就在这时候，院门忽然被人敲响了。
我爹去开门，门外站着的是二表哥。他的脸色不太好看，手里拎着一兜东西。
“二叔，”他说，“我爹让我来给你们拜个年。”
我爹赶紧把他让进屋。二表哥进了屋，把东西放在桌上，是一兜苹果和两瓶罐头。在当年，这算是很体面的年礼了。
“你爹呢？”我爹问。
二表哥犹豫了一下，说：“在家呢，不太好。”
“怎么了？”
“病了，病了好些天了，”二表哥的声音有些低沉，“咳嗽，发烧，吃不下饭。村卫生所的大夫说是肺上的毛病，让去县医院看看，他死活不去。”
屋子里安静了一会儿。
“怎么不去呢？”我娘问。
“他不愿意花那个钱，”二表哥叹了口气，“再说，他心里也堵着，就是分地那事儿以后，他就一直闷闷不乐的，饭量少了一半，人也瘦了很多。”
听到这里，我爹坐不住了。他站起来，在屋子里转了两圈，然后看着我娘。
“秀兰，我......”
“去吧。”我娘没等他说完，就截住了他的话，“带上两瓶罐头，再拿上那块腊肉，去看看他。”
我爹愣住了，显然没想到我娘会答应得这么痛快。
“愣着干什么？”我娘白了他一眼，“他再不好也是你亲大哥，过年了去看看，应该的。”
我爹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他使劲点了点头，转身去灶房拿东西。二表哥站在门口，看着我娘，嘴唇动了动，最后说了句：“二婶，谢谢。”
“都是一家人，说什么谢。”我娘摆了摆手，“快去吧。”
我爹跟着二表哥出了门，舅舅在炕上剥着蒜，嘴角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妹子，”他说，“你变了。”
“变什么了？”我娘头也没抬，继续擀着饺子皮。
“变得大度了。”
我娘沉默了一会儿，放下擀面杖，看着窗外的夜色。
“不是我大度，”她说，“我是想明白了。人活这一辈子，不能老记着那些不痛快的。他是他大哥不假，但他也是我男人。我不想让他为难。”
她转过头来，看着舅舅。
“哥，你说得对。有些事，该翻篇就得翻篇。”
舅舅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
那天晚上，我爹很晚才回来。他的眼睛红红的，一看就是哭过。我娘没问他什么，只是把热了好几遍的饺子端了上来。
我爹坐在炕沿上，看着那盘热腾腾的饺子，忽然捂着脸哭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我爹哭。
他哭了很久，久到饺子又凉了，我娘又去热了一遍。等他终于止住了眼泪，他说了一句话——
“大哥瘦得脱了相了。”
大伯确实病得不轻。从那次发病开始，他的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去医院检查，说是慢性支气管炎加上肺气肿，不好治，得慢慢养。可他偏偏不是个能静下来养病的人，脾气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发火。伯母被他骂得不敢近身，两个表哥也被他骂走了好几次。
说来也怪，他对谁都不耐烦，唯独我爹去看他的时候，他还能安静下来，有时候甚至拉着我爹的手，说一些小时候的事。什么哥俩去河里摸鱼差点被冲走，什么偷了邻居家的枣被爷爷追着打，什么我爹小时候尿炕他帮忙瞒着。
这些事我爹自己都不记得了，但大伯记得清清楚楚。
人老了，病了，就开始回忆从前了。
我爹每隔几天就去大伯家一趟，有时候带几个鸡蛋，有时候带一碗我娘炖的汤。大伯一开始还别扭着不肯吃，后来也就慢慢接受了。有一次，他喝着我娘炖的鸡汤，忽然对我爹说了一句：“老二，你媳妇比你强。”
我爹说：“我知道。”
大伯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你那个大舅子，也比你强。”
我爹又说：“我知道。”
大伯没有再说话了，只是把那碗鸡汤喝得干干净净。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平淡如水，却也有滋有味。大伯的病情反反复复，时好时坏，但总算没有继续恶化。伯母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刻薄了，见了我娘至少能笑一笑，说两句话。有一次她甚至主动来我们家借酱油，虽然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那不过是个借口，但我娘还是高高兴兴地给她倒了满满一碗，还多给了几颗蒜。
舅舅的羊群扩大了不少，从几只变成了十几只，又从十几只变成了二十几只。他每天赶着羊群上山下坡，日子过得逍遥自在。村里人都说周卫国的羊养得好，肉瓷实、膘厚，谁家办事要用羊，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我小学毕了业，考上了乡里的初中，成了我们家第一个中学生。我姐初中毕业之后回家帮忙种地，把上学的机会留给了我。我知道这份机会的份量，学习格外用功，成绩一直在班里前三名。
小虎也上了小学，这小子脑子聪明得很，就是皮，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我娘说他随了舅舅，舅舅听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笑得合不拢嘴。
日子一天天变好，像是春天化冻的河水，虽然缓慢，但终究在流淌。
有一天傍晚，我放学回家，远远地看见大伯坐在他家的院门口，身上裹着一件旧棉袄，目光呆滞地看着路面。他瘦了很多，脸上的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几岁。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叫了一声：“大伯。”
他缓缓转过头来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似乎亮了一下：“志强啊，放学了？”
“嗯。”
“你爹在家不？”
“在，应该在家。”
他点了点头，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扶着门框往里屋喊了一声：“老婆子，把那块腊肉拿出来。”
伯母从屋里出来，手里拎着一块腊肉。那是过年时我们送过去的，还剩了大半块。
“把这个拿回去，”大伯把腊肉塞到我手里，“给你爹说，我吃不完。”
我愣住了，拿着那块腊肉不知道该说什么。
“去吧。”大伯摆了摆手，转身回了院子。
我拿着那块腊肉回到家，把事情的经过跟我爹说了。我爹拿着那块腊肉，愣了半天，然后笑了。
那笑容里有苦涩，有欣慰，也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你大伯这是在还那两盆肉呢。”我娘在旁边说了一句，语气很平淡，但我看见她的眼角有亮晶晶的东西在闪。
那天晚上，我爹把那块腊肉切了一小块，炒了一盘蒜苗腊肉。菜端上桌的时候，他给每个人都夹了一筷子，最后给自己也夹了一块。
他慢慢嚼着那块腊肉，嚼了很久。
“什么味？”我娘问。
“咸了。”我爹说。
但我看见他低下头的时候，有一颗眼泪掉进了碗里。
1986年冬天，大伯走了。走得很突然，睡了一觉就再也没醒过来。医生说是因为肺病引发了心力衰竭，走的时候应该没什么痛苦。
大伯的丧事办得很隆重，两个表哥都回来了，村里人也来了不少。我爹从知道消息的那一刻起就没怎么说话，只是一直忙前忙后，帮着张罗后事。
入殓那天，我爹跪在大伯的灵前，磕了三个头。磕完之后，他站起来，走到棺材旁边，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塞在了大伯的手边。
那是一块腊肉。
很小的一块，用红纸包着，系了一根红绳。
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也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但我猜，他是在替大伯还那两盆肉，也在替自己还一份情。
大伯下葬之后，伯母一下子就老了。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嗓门洪亮、走路带风，而是变得沉默寡言，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二表哥把她接到镇上去住，她住了不到一个月就跑回来了，说镇上的房子太憋闷，没有院子，没有鸡鸭，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她又回到了那三间红砖大瓦房里，一个人住着。大表哥二表哥隔三差五回来看她，带些吃的用的。我爹也经常去，帮她劈劈柴、挑挑水，有时候就陪她坐一会儿，也不说什么话。
有一回我跟着我爹去，看见伯母坐在灶房的小板凳上，手里拿着一把韭菜一根一根地择，择得很慢很仔细。灶台上放着一盆和好的面，旁边是一碗调好的肉馅。
“嫂子，包饺子啊？”我爹问。
“嗯，”伯母点了点头，“你大哥在的时候，最爱吃韭菜馅饺子。”
她的声音很平静，没有哭腔，也没有颤抖。但这平静本身，比任何嚎啕大哭都让人心里难受。
那天我和我爹留下来帮她包了饺子。伯母的手艺很好，饺子包得小巧玲珑，像一个个小元宝。煮熟了端上桌，她先盛了一碗放在大伯的遗像前面，还摆了一双筷子。
“吃吧，趁热吃。”她对着遗像说。
然后她转过身来，招呼我们：“来，你们也吃。”
那一顿饺子是什么味道，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伯母坐在那里，慢慢地吃着，目光时不时飘向那张遗像，眼睛里空空的，像是魂儿也跟着大伯一起走了。
回家的路上，我爹突然说了一句：“你大伯母，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那是啥样的？”我问。
“爱笑，嗓门大，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去帮忙。你奶奶活着的时候，最喜欢她。”我爹望着远处的田野，目光变得很遥远，“后来日子好了，反而变了。人啊，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变的。”
我没有接话，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大人的世界太复杂，有太多我理解不了的东西。
时光如水，静静流淌。
1990年，我考上了县里的高中。这个消息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我是我们村第一个考上县高中的学生。我娘高兴得直抹眼泪，我爹破天荒地买了两挂鞭炮在门口放，噼里啪啦响了好一阵。舅舅更是高兴，当场拍板说我的学费他出，还送了我一支钢笔，笔帽上刻着我的名字。
去县城上学那天，全家人送我到村口。我娘给我塞了一包煮鸡蛋，我爹扛着我的铺盖卷，舅舅推着自行车，后座上绑着我的行李。到了公路边的车站，我上了长途汽车，从车窗里探出头来，看着他们站在路边向我挥手。
我娘又哭了，但这次是笑着哭的。
“好好学！”舅舅冲我喊，“别给咱家丢脸！”
汽车发动了，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渐渐消失在扬起的尘土中。我坐在车里，握着舅舅送的那支钢笔，心里暗暗发誓——我一定要混出个样子来。
县城的生活跟村里完全不一样。教室里是明亮的日光灯而不是煤油灯，黑板是玻璃的而不是木头的，同学们穿着整洁的衣服，说着标准的普通话。我像一块干海绵一样拼命吸收着一切，恨不得把所有的知识都装进脑子里。
三年后，我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校。又过了四年，我毕了业，被分配回县里当了一名中学老师。
这些年里，村里发生了很多变化。土地承包之后，大家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有人盖了新房子，有人买了电视机，还有人买了摩托车。我爹在电话里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语气里满是感慨。他说他这辈子都没想过，庄稼人也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舅舅的羊群已经发展到了上百只，成了村里的养羊大户。他还雇了两个帮手，又承包了一片荒山种了牧草，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但他一直没有成家，我娘给他介绍了好几个对象，他都摇头说算了。
“一个人自由自在惯了，多个人反而不习惯。”他这样说。
但我娘知道，他心里装着一个人。那是他在关外认识的，一个死了丈夫的女人，带着两个孩子，靠给人缝补衣裳过日子。舅舅跟她相处了两年，本来都要办事了，结果那女人查出得了癌，拖了大半年就走了。
“她走了以后，我就觉得一个人也挺好。”舅舅有一次喝多了酒跟我说，“反正我有你娘，有你们这些外甥，不算孤。”
我听了这话，鼻子酸了很久。
我爹的头发白了大半，背也微微驼了。但他精神很好，每天还是天不亮就起来，在院子里劈柴挑水，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我娘说他越老越像个小孩子，有时候会偷偷跑去舅舅家，跟舅舅下一下午的棋，回来的时候哼着小曲儿。
伯母一个人住在那三间大瓦房里，腰越来越弯了，走路拄着拐杖，但精神还算硬朗。她养了几只鸡，在院子里种了些菜，每天坐在门口晒太阳，有人路过就跟人聊两句。她对我娘的态度比以前好了很多，过年的时候还会让孩子给我们家端一碗自己炸的丸子。
有一年过年回家，我专门去看了伯母。她拉着我的手，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嘴里念叨着：“出息了，真的出息了。”
“伯母，您身体还好吧？”我问。
“好着呢，一时半会儿死不了。”她笑着说，露出嘴里仅剩的几颗牙，“你大伯在那边等着我呢，我不着急去。”
她指了指大伯的遗像，照片上的大伯看起来还很年轻，穿着一件白衬衫，梳着整齐的头发，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
“他现在不闹腾了，天天就这么看着我，”伯母说，“挺好的。”
从伯母家出来，我走在村里的土路上。这条路我走了十几年，闭着眼睛都知道哪里有个坑、哪里有个坡。可是走着走着，我忽然发现很多地方都不一样了。路修宽了，铺了石子，不再是记忆中那条泥泞不堪的小道。路边的树长高了，有些老房子拆了盖了新房子，村里甚至有了一个小卖部改成的超市，卖着一些我小时候见都没见过的东西。
一切都在变，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看见舅舅赶着羊群从山坡上下来。他穿着那件熟悉的军大衣，手里拿着羊鞭，嘴里哼着那首关外的小调。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金色的山坡上。
“舅舅！”我喊了一声。
他抬起头来，看见是我，脸上绽开了一个大大的笑容。
“志强！什么时候回来的？”他加快脚步走过来，上下打量着我，“嗯，又瘦了，学校食堂的饭不好吃吧？晚上让你娘给你做好吃的。”
“刚到家。”我说，“舅舅，我帮你赶羊。”
“好好好。”他把羊鞭递给我，自己背着手走在旁边。
羊群咩咩叫着往村里走，扬起一阵细细的尘土。我挥舞着羊鞭，学着舅舅的样子吆喝着。夕阳把我们的影子重叠在一起，投在那条走了无数遍的土路上。
“舅舅，你还记得那年腊月的事吗？”我忽然问。
“哪年？”
“83年，腊月，我家杀猪那年。”
舅舅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
“记得，怎么不记得。”他说，“那是我回村第一天，也是大年初二，我扛着一头羊站在你家院门口。”
“你喊了我娘一声妹子，”我说，“我娘看见你，勺子都掉地上了。”
舅舅笑出了声：“是啊，你娘那个样子，我到死都忘不了。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手里拿着个勺子，站在灶房门口一动不动。我当时就想，这丫头老了，但还是小时候那个傻样子。”
“我娘才不傻呢。”我说。
“她是不傻，她比谁都聪明，”舅舅说，“她就是命苦，嫁给你爹那么个老实疙瘩。”
“我爹现在不窝囊了。”
“是不窝囊了，”舅舅点了点头，“人是会变的。你爹这些年变化挺大，腰杆子比以前硬多了。我看着也高兴。”
我们赶着羊群走到了村口，远远地就能看见我们家院子的灯光。我娘站在门口，手搭凉棚往这边张望，看见我们，朝我们挥了挥手。
“走快点，”舅舅说，“你娘等着呢。”
我甩了一下羊鞭，加快了脚步。羊群小跑起来，蹄子踩在石子路上发出嗒嗒嗒的响声。
到了家门口，我娘迎了上来，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舅舅，然后往羊群里瞅了一眼。
“还行，今天没有瘸腿的。”她说。
舅舅哈哈大笑：“你这话说的，好像我天天把羊放瘸了似的。”
“去年不就瘸了一只吗？你自己忘了？”
“那是羊自己踩到坑里了，关我什么事。”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拌起嘴来，像两个孩子。我站在旁边看着他们，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感觉。
这就是家啊。
晚饭又是一顿饺子，还是羊肉馅的。我娘擀皮，我姐包，我媳妇烧火，我爹在旁边剥蒜。小虎已经长成了大小伙子，在县城打工，过年才能回来。舅舅依然坐在他的老位置上，腿上盖着棉被，嘴里哼着那首没有词的关外小调。
“舅舅，这么多年了，你就不能换一首吗？”我问。
“换什么换，这个调子顺口。”舅舅说着，忽然停下来，看着满屋子的人，“哎，我跟你们说个事。”
“什么事？”大家都停了下来，看着他。
“我想把那片荒山再扩一扩，搞个像样的养殖场，”舅舅说，“手续我都问好了，就差个帮手。志强，你媳妇不是学会计的吗？愿不愿意来帮舅舅管账？”
我媳妇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好啊，反正我在县城那个小公司也没什么事。”
“那就这么定了。”舅舅一拍大腿，“等我这个养殖场搞起来，你们就都别在外头打工了，回家来干。”
“口气倒不小，”我娘笑着说，“你那养殖场能有多大？”
“不大不大，也就是个百来只羊的规模吧，”舅舅摸了摸脑袋，“不过我琢磨着，光养羊太单一了，还可以养点牛。我在关外的时候跟人学过养牛，那玩意儿比羊值钱。”
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饭桌上一片热闹。我坐在那里，看着眼前这热热闹闹的场景，忽然有些恍惚。
二十多年前的那个腊月，也是在这间屋子里，我娘一夜没睡，哭了整整一宿。那时候家里冷冷清清的，满屋子都是委屈和无奈。而今，同样是在这间屋子里，同样是这些人，却已经完全是另一番光景了。
饺子端上来的时候，照例是热气腾腾的。我娘给每个人都夹了一个，然后习惯性地夹起一个往遗像那边递了一下——那是给大伯的位置，虽然大伯已经走了很多年，但这个习惯她一直保留着。
“大哥，吃饺子了。”她轻轻说了一句。
屋子里安静了一瞬，然后大家又继续说说笑笑。
我夹起一个饺子，咬了一口，汤汁在嘴里炸开，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娘的羊肉饺子，依然是天底下最好吃的饺子。
晚饭后，我一个人走出院子，站在门口那棵老榆树下。夜空中繁星点点，田野里传来蛐蛐的叫声，远处偶尔响起一两声狗吠。这个生我养我的小村庄，在夜色中显得格外宁静。
我点了根烟，慢慢抽着。堂屋里传来舅舅爽朗的笑声，还有我爹难得的大嗓门——这老哥俩肯定又在争论什么事了。
一阵晚风吹过来，凉凉的，带着泥土和庄稼的味道。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觉得浑身上下都舒坦了。
这时候，院门吱呀一声开了，我娘走了出来。
“一个人站在这儿干啥？”她走到我旁边。
“消消食。”我说。
我娘没再说话，就站在我旁边，跟我一起看着远处的田野。月光洒在她的身上，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脸上的皱纹也深了很多，但那双眼睛还是亮亮的，跟当年一模一样。
“娘，”我忽然说，“谢谢你。”
“谢我什么？”她愣了一下。
“谢谢你当年没有跟爹闹翻，”我说，“谢谢你把那个家撑下来了。”
我娘沉默了很久，然后笑了一下。那笑容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柔和。
“傻孩子，”她说，“家不是用来闹的，是用来守的。”
她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回了院子。
我站在月光下，把那句话反反复复嚼了好几遍。
家不是用来闹的，是用来守的。
是啊，这些年来，我娘一直在守着这个家。不管是大伯的无理取闹，还是我爹的懦弱窝囊，还是那些看似过不去的沟沟坎坎，她都守过来了。她用自己的方式，守住了这个家，也教会了我们应该怎么活。
我把烟掐灭，转身回了院子。
堂屋里的笑声还在继续，灯光透过窗户洒在院子里，暖暖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没起床，就听见院子里闹哄哄的。起来一看，是二表哥来了，还带来了他儿子——一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比我小不了几岁。
“志强哥！”小伙子看见我就打招呼，“我爸说你们今天要去给爷爷上坟，让我也来。”
我这才想起来，今天是大伯的忌日。
吃过早饭，我们一大家子人浩浩荡荡地上了山。大伯的坟在山坡上，朝着村子的方向，风景很好。这些年每逢忌日和清明，我们都会来上坟，早已成了一种习惯。
到了坟前，大家摆上祭品，点上香烛。我爹蹲在坟前，拿着一张黄纸慢慢地烧，嘴里念念有词，不知道在说什么。伯母拄着拐杖站在一旁，眼睛直直地看着墓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眼泪顺着脸上的沟壑不停地往下淌。
轮到舅舅的时候，他走上前去，倒了一杯酒，洒在坟前。
“大哥，”他说，“以前的事，咱俩心里都有数。你走了这么多年了，该放下的都放下了。你安心在那边待着，家里的事不用操心。嫂子我们都照应着呢。”
他又倒了一杯，自己喝了。
“这一杯是我敬你的，”他说，“不管咋说，咱俩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二表哥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然后把他儿子也拉过来磕头。
“爷爷，”小伙子说，“我考上大学了，下个月就走。我来跟你说一声。”
伯母听到这话，终于忍不住了，蹲在坟前放声大哭。
“老头子，你听见了吗？你孙子考上大学了！”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你要是还在多好，你要是还在，亲眼看看多好......”
我爹走过去，把伯母扶了起来：“嫂子，别哭了，大哥在天上看着呢。他肯定高兴。”
伯母擦了擦眼泪，点了点头，颤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了大伯的坟前。
那是一碗饺子。
韭菜馅的。
山风吹过来，吹动了坟头的枯草。阳光从云缝里洒下来，照在墓碑上，照在那些深深浅浅的刻痕上。我站在山坡上，俯瞰着山下的村庄，忽然觉得一切都变得很轻很轻。
那些年的恩怨情仇，那些斤斤计较和睚眦必报，在人命如露水般短暂的一生里，究竟有多重呢？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的是，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坎，终究都会过去。那些曾经以为忘不掉的恨，终究都会被时间冲淡。最后留下来的，只有那些最朴素、最真实的东西——一碗饺子，一声问候，一张遗像前摆着的新筷子。
下了山，回到村里，已经是中午了。我娘张罗着做饭，我媳妇去帮忙，院子里又热闹起来。二表哥的儿子拉着我问大学的事，我一一回答着，看着他兴奋的眼神，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舅舅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眯着眼睛晒太阳。我爹搬了把椅子坐在他旁边，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话。
“大哥，你说人活着到底图个啥？”我爹忽然问了一句。
舅舅睁开眼睛看了他一眼，又闭上了。
“图个心安。”他说。
“心安？”
“对，心安。”舅舅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身边的人，睡觉的时候能踏踏实实的，这就够了。”
我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
“你呢，”舅舅问，“你觉得图个啥？”
我爹想了很久，说：“图个家。”
“家？”
“嗯，”我爹望着院子里忙碌的家人，“你妹子，孩子们，还有这间老房子，这块地，这片天。只要家在，啥都不怕。”
舅舅笑了，伸手拍了拍我爹的肩膀。
“说得对，”他说，“家在，啥都不怕。”
院子里，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了桌。我娘站在门口喊了一声：“吃饭了！”
大家围坐过来，碗筷碰撞的声音、说笑的声音、孩子的吵闹声混在一起，奏出了一首普普通通、却又无比珍贵的曲子。
我端起饭碗，看着满桌子的人，心里忽然很踏实。
这，就是家。
这，就是我们要用一辈子去守护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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