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日本东京的一场国际公开听证会上，六十九岁的欧洲裔女性简鲁夫-奥赫恩向各国媒体出示了一张战俘营旧照。她当场报出二战期间驻扎在印尼爪哇岛的日军部队番号，并提供了一处日军随军设施的精准坐标。此前外界普遍认定日军强制征用的性奴隶仅限亚洲女性，她的出面打破了这一认知。简公开了一段被刻意掩盖半个世纪的事实：一九四四年，二十一岁的她被日军强行带入这处设施，在三个月内，一天二十四小时处于日军士兵的轮流性侵与物理控制之下。
简生于一九二三年，是爪哇岛荷兰裔居民，家族在当地经营制糖厂。一九四二年三月，日军全面占领荷属东印度群岛，所有荷兰籍平民被列入敌国非战斗人员名单。十九岁的简与母亲及两个妹妹被没收财产，押至爪哇岛中部的安巴拉哇集中营。近三年里，该营关押了数千名妇女与儿童。日军看守每天强制战俘修筑工事、清理营区。由于粮食配给遭到大幅克扣，加之热带传染病蔓延，营内死亡率极高。违背指令的行为会立刻招致枪托殴打或烈日暴晒体罚。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多名日军高级军官抵达安巴拉哇集中营，下令营内所有十七岁以上单身女性列队。日军对外宣称前线医疗人员紧缺，需抽调年轻女性赴军医院任护士。简及另外九名女孩被挑出，随即被士兵用刺刀逼迫登上卡车，运往三宝垄市。卡车停在一栋原荷兰殖民时期的洋房前。该建筑已被日军宪兵队接管，入口挂着招牌“七海之屋”。日军军官当场宣布，此处已改造为专门服务驻军的慰安所，被带至此地的女性必须无条件提供性服务。
日军在“七海之屋”内部实施了严密的军事化管理。这批女性的随身衣物被没收，强制换上日式和服。为在档案中掩盖受害者的外籍身份，日军在花名册上划掉她们的本名，统一分配了日本花卉代号。随后，日军出示了一份日文和印尼文印制的“自愿成为慰安妇”同意书，要求签字确认。面对拒绝签字的女孩，日军士兵直接采用枪托和皮带进行武力镇压，强迫就范。
接下来的九十天，这栋建筑成了全天候运转的后勤设施。房间灯泡二十四小时通电，走廊上全天挤满排队等候的日军士兵。每个人每天被强制分配的接待指标多达一二十人。简曾用碎玻璃将头发割得参差不齐，试图通过毁容终止日军的侵犯。但这种做法未产生实质阻碍，反而招致更严重的殴打。当受害者试图肢体反抗时，日军军官会拔出指挥刀，用刀刃抵住她们的颈动脉或腹部进行物理死亡威胁。在长期殴打与侵犯下，简的全身体表大面积挫伤，声带因非正常发声而受损。
日军建立该系统并非士兵个体失控，而是军国主义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度性调度。当时日本军方内部文件载明，设立慰安所旨在解决士兵士气低下问题，同时防止因无组织强暴平民引发当地反叛。为维持部队战斗力，日军严防性病传播，专门指派军医定期到慰安所对受害者强制体检。在一次例行体检中，简向日本军医背诵《日内瓦公约》中关于战俘待遇的条款，指明日军行为严重违背国际法。该军医对国际公约未作理会，直接在医疗检查台上对她实施了侵犯。
一九四四年五月，日军高层突然下达指令关闭“七海之屋”慰安所。在将这批受害者遣返回安巴拉哇集中营之前，日军将领召集所有人进行了明确的恐吓：任何人如果将慰安所内发生的细节泄露半个字，驻防日军将立刻全数处决她们留在集中营里的家属。带着严重的营养不良和满身创伤回到集中营后，为了保全母亲和妹妹的性命，简对这三个月的经历保持了绝对沉默，对外表现出顺从。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战俘重获自由。一九四六年简与一名英国军官结婚，一九六零年举家移民澳大利亚。和平生活并未抹除战争造成的实质损伤。三个月的密集摧残彻底破坏了她的生殖器官。婚后几十年里，她经历了四次严重流产，并被迫接受多次高风险的腹部修复手术。受制于日军死亡威胁造成的长期应激障碍，以及社会对性暴力受害者的潜在偏见，她将经历彻底封锁。她把战前的所有私人物品锁进皮箱，再未碰过曾经熟练弹奏的钢琴。
这种隐瞒维持到一九九二年。当通过电视看到韩国籍慰安妇受害者金学顺公开控诉日军暴行时，简当即向家人托出真相。同年底，她飞往东京出席听证会。此后余生，简以幸存者身份持续在全球陈述史实。一九九四年她出版回忆录《五十年的沉默》。二零零零年出席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二零零七年，八十四岁的她坐轮椅出现在美国华盛顿众议院听证会上。她提交的物证直接促成美国众议院通过第一二一号决议，要求日本政府为其强征慰安妇的罪行承担责任并官方道歉。
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九日，简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去世，终年九十六岁。从一九四四年至一九九二年，她把一段地狱般的遭遇压在日常生活的表象之下。整整四十八年时间，她照常买菜、做饭、抚养子女、经营婚姻。当一个人的身体曾被一支国家军队以工业化的效率极端摧毁过，在后来那些漫长且看似平静的岁月里，她到底是如何消化身体上的每一处暗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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