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集锦｜郑永年：中美关系可能会进入一个全新阶段|中美关系|国际关系|美国|美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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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

此次会谈举行之前，郑永年教授曾对本次会晤可能取得的成果做出精致预判，指出“中美关系有可能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此外，郑永年教授还对中美经贸关系、两国AI竞争与合作、台湾问题、中东局势等议题作出一系列前瞻研判与深入解读。IPP评论特作整理，供读者参考。

议题聚焦：

1.关于中美关系走向

2.关于中美经贸竞合

3.关于中美AI角力

4.关于中美科技较量

5.关于西方企业在华布局

6.关于台湾问题

7.关于美日关系

8.关于中东局势

中美关系：两国关系已到历史性关口

郑永年教授指出，在旧秩序崩塌、新秩序未明的乱局中，中美关系已经走到历史性关口。双方唯有基于实力政治承认现实、摆脱零和思维、建立最低限度的政治共识，才能为两国关系和世界秩序重构打开新的阶段。

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图源：新华社

郑永年教授指出，中美关系已走到历史性关口。如今，双方已经形成“不言自明”的基本共识：对抗不仅会导致两败俱伤，也会加速世界秩序的解体。相较之下，基于实力政治形成的关系，反而更为牢靠，也更趋理性。在他看来，如果此次特朗普访华能够成为中美关系新的起点，两国关系便有可能进入一个全新阶段。

对于此次牵动中美关系走向的元首会晤及谈判，郑永年教授认为，首先要看清中美已形成“事实上的G2”格局这一客观现实。

其次，中美关系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双方各有所需：特朗普需要借改善对华关系应对中期选举，中国也需要通过改善双边关系获取发展空间与资源。

再次，中美经济结构高度互补，在技术水平、市场规模、制造能力等方面各有千秋，并不存在谁完全碾压谁。因此，农产品、波音飞机、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双方都有很多可以谈的内容。

在政治层面，双方必须达成最低限度的政治共识，不能让局势无限制恶化，而是要有边界、有稳定机制。中美关系有一个阶梯式递进逻辑：先商贸，再政治，后安全。元首峰会正是建立政治互信的最有效机制，而后续执行部门能否真正落实，也至关重要。

在安全层面，台湾和南海涉及中国主权，而对美国来说则是地缘政治空间问题，两者性质不同，并非完全零和，也并非不可调和。中国可以欢迎美国在西太平洋发挥建设性作用，前提是美国不拉帮结派，不对中国进行针对性围堵。

最后，就中美关系的长期走向而言，“美国梦”和“中国梦”是可以同时实现的，技术进步会不断创造新的资源，若固守零和思维，双方的路就会越走越窄，最终滑向冲突。

中美经贸博弈：在开放、发展与安全之间需要寻求平衡

郑永年教授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不是“零和输赢”，而是双方基于各自比较优势、通过交易实现互利共赢；关键是在非敏感领域扩大合作，在敏感领域设置底线、加强沟通，在开放、发展与安全之间寻求平衡。

4月15日，境外采购商在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咨询了解带电绝缘涂覆机器人。图源：新华社

对于中美经贸博弈，郑永年教授强调，中美两国各有比较优势。美国强在基础科研、金融服务、生产性服务业、软件开发以及农产品和能源供给；中国则强在应用技术转化、实体经济、制造业产能，以及对农产品、能源和软件的需求。两国经济结构互补，只要存在彼此需求，就能把合作的“蛋糕”越做越大。中美经贸关系也绝非单纯的双边问题，而是事关全球产业链稳定与世界经济顺畅运行的重大课题。

在农产品、能源以及部分非敏感基础设施领域，中美拥有广阔合作空间；在敏感领域，双方则应秉持现实主义态度。中美均有各自的国家安全考量，即使美国与其盟友之间，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安全边界。尤其在高科技领域，竞争不可避免，人工智能无疑是核心议题。双方必须设置竞争底线、加强沟通渠道，避免恶性竞争演变为实质性冲突。

从宏观层面看，郑永年教授认为，开放、发展与安全之间需要寻求平衡。美国当前缺乏解决国内发展失衡的能力，部分政客却将内部矛盾“外交化”，归咎于中美关系。放眼全球，世界经济真正的症结并非缺乏需求，而是总体发展不足。如果中美能够携手推动全球发展，特别是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不仅有助于两国可持续发展，也能为全球经济提供动力。

中美AI角力：DeepSeek已是“拐点”

郑永年教授指出，DeepSeek的出现本身已经是中国AI发展的“拐点”，中美既要在发展AI上竞争，也要共同承担责任；中国真正的优势在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三者并存且相对完整，部分领域已经实现超越。

5月4日，人们在浙江省杭州市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的AI黑科技市集上体验DeepSeek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图源：新华社

关于“国产AI芯片训练落地元年”和中国AI发展迎来“拐点”的说法，郑永年教授认为，DeepSeek的出现本身就已经是“拐点”。DeepSeek是开源的，而开源必然会对闭源形成巨大冲击。

他指出，中国经过数十年不懈奋斗，到“第四次产业革命”时已经跻身第一梯队。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已经走在前头，芯片设计也很接近，“卡脖子”主要在光刻机等工程设备上，但中国正在寻找替代路径。中美竞争最后没准会出现“反转”，新能源领域已显现出美国将来要向中国学技术的趋势。

关于AI治理，郑永年教授表示，中美既要在发展AI上竞争，也要共同承担责任。最低限度是确保两国不会因AI而相互毁灭，同时防止技术落入恶意行为者之手；更高目标则是让AI真正造福人类。

中美科技较量：技术扩散不可阻挡，反制是为了理性

郑永年教授指出，中国对美国高科技施压采取反制，初衷是以“止戈为武”促使双方回归理性；技术扩散是一种自然规律，只有真正理解经济与技术的运行逻辑，才能避免错误判断和政策失误。

5月19日，华为在成都正式发布两款鸿蒙电脑，这是鸿蒙操作系统首次在电脑端正式发布，在电脑操作系统领域迈出新步伐。这是消费者在发布会后体验鸿蒙电脑。图源：新华社

围绕中美科技竞争，郑永年教授认为，中国真正的优势在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三者并存且相对完整。中国完整产业链从低端到高端皆有覆盖，最高端领域仍在中美竞争，但部分领域已经实现超越。这并非偶然，而是历史地位的回归。

关于美方技术管控与中方反制，他指出，稀土出口新规出台后，美国对华芯片出口管制也出现微妙变化。中国出台稀土新规和阻断法（《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核心目的都是促使双方回归理性。中国如今已是全球第一大市场，众多经济体在与美国保持贸易往来的同时，也同中国利益交融，中国完全有能力促使其他国家在中美博弈中理性权衡，而非盲目追随美国。

他强调，技术扩散是一种自然规律。西方过度强调知识产权的绝对化，本质上是资本逻辑的极端化。知识一旦产生，天然具有公共属性，不应被完全私有化，否则教育、科研与传播知识的根本意义便无从谈起。

在他看来，当前美国许多政治人物并不真正了解经济与技术的实际运行规律，“律师治国”特征明显；而我国更多由工程师与技术官僚参与治理，对技术演进与产业运行的认知更为透彻。

西方企业在华布局：难以放弃中国市场的确定性

郑永年教授指出，所谓西方企业“撤离中国”，一部分是正常商业布局调整，另一部分是地缘政治影响下的被动选择；中国市场的确定性对企业而言尤为稀缺，真正的大型企业从未完全撤离中国，也不会轻易放弃中国市场。

十余家美国知名企业的高管随团访华，其中包括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等。图源：华尔街日报

就近期西方舆论称欧美企业正在撤离中国，郑永年教授指出，首先要明确撤资的背景。资本流动本属正常现象，资本会流向更具收益潜力的市场。

但部分所谓外资撤离，实则由地缘政治因素所致，是特朗普贸易战等非经济力量推动的结果。如今这些企业急于重返中国市场，恰恰说明它们在中国仍能获得可观利润。相比其他替代市场，中国市场的确定性对企业而言尤为稀缺——资本需要稳定预期，企业发展更离不开可预测的环境。

因此，郑永年教授认为，被热议的“撤资”现象，一部分是企业正常的商业布局调整，另一部分是地缘政治影响下的被动选择。所谓“China Plus”策略，并非离开中国，而是在深耕中国市场的基础上增加其他市场选项。真正的大型企业从未完全撤离中国；个别企业退出，更多是因在市场竞争中不敌中国企业，属于正常的市场优胜劣汰。

郑永年教授还指出，安全与发展之间必然存在利益差异。不同企业在中美交往中的诉求各不相同，取决于各自产业属性和利益关联，最终仍需看最高领导人如何判断国家整体利益。

台湾问题：以实力为基础形成共识

郑永年教授指出，台湾问题归根结底不是一种“文本博弈”，而是实力的博弈；处理台湾问题要基于实力之上的理性，在坚持和平统一路径的同时，软实力要软用，硬实力要巧用，关键仍然是实力和战略的综合运用。

4月8日下午至9日中午，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国民党访问团在上海参访。图源：新华社

关于台湾问题，郑永年教授认为，台湾问题归根结底不是文本的博弈，而是实力的博弈。文件措辞固然重要，但从来不是决定因素。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不提台湾地区，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又称美国对台湾“基本立场没有改变”，这种矛盾本身，就是中美实力对比变化的真实写照。

郑永年教授指出，台湾问题迟迟未能解决，是因其背后有美国和日本因素支撑。但现在格局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处理台湾问题要理性，基于实力之上的理性。以实力推进国家统一，辅助于话语，这大概率是未来的方向。

他强调，中国仍未放弃以“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这本身就是中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明确信号。在实力对比严重倾斜的情况下，台湾地区如果在美国或日本支持下“铤而走险”，最终最大的受害者必然是台湾民众；美国也很可能因此被卷入一场并非必要、也毫无胜算的军事冲突。

郑永年教授认为，主权问题一定会加快解决。从经济规模、技术、工业产能和国家意志等方面看，当前可谓是解决台湾问题条件最为成熟的时期。但理性的战略在于，既要看到能力，更要懂得如何运用能力，软实力要软用，硬实力要巧用。

关于台湾问题上是否存在值得警惕的“灰犀牛”，郑永年教授表示，中国实力摆在那里，基本盘不会改变，台湾问题只能进，不能退，也不会退。就中美关系而言，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在于设计一种安排，使中国的核心主权关切得到有效保障，同时美国的地缘政治空间也能得到尊重。“一国两制”本身就是为此设计的制度方案。只要台湾不成为反大陆的基地或者桥头堡，不同的内部治理体系安排是可以接受的。

中-美-日关系：要高度警惕日本成为“东亚的以色列”

郑永年教授指出，日本正在全面调整外交方向，试图拉住或者挟持美国来针对中国，中国必须高度警惕日本成为“东亚的以色列”，既要增强自身综合实力，也要防止美国被日本绑架、拖入不必要的对华冲突。

日本国会众议院上月以压倒多数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计划最快于7月正式启动“国家情报局”组建。图源：路透社

关于当前美日关系，郑永年教授认为，日本正在全面调整外交方向，试图拉住或者挟持美国来针对中国。对日本日益疯狂的野心、极度的冒险精神和积极推进的战略布局，必须予以高度警惕，任何疏忽都可能导向颠覆性战略错误。尤其要防止日本绑架美国，成为“东亚的以色列”。

郑永年教授指出，二战以后，美日在政治、安全和利益网络上深度绑定，政策影响是双向的。因此，不能低估日本在美国政坛的话语能量，更不能将其简单视作日本一国的事务，而应将其看作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区域性战略变量。

他认为，特朗普恐怕不希望日本变成“东亚的以色列”。中东战事已使美国被以色列牵制其中；如果东亚再出现一个类似角色，美国恐没有能力承受。

郑永年教授认为，日本现在的目标是“国家正常化”，并围绕这一目标进行密集布局，意在摆脱历史枷锁、打破战后秩序限制，获得不受地缘约束的行动能力。更不能忽视的是，日本所有这些举动都是在针对中国的思维构架中建构和实施的。一旦日本实现这一目标，将对中国和整个东亚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郑永年教授认为，中国必须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不断增强自身综合实力，令日本不敢侥幸冒险；另一方面与美国保持沟通机制，避免美国充当日本的代理人，被拖入不必要的对华冲突之中。

中东局势：美国难以“快刀斩乱麻”

郑永年教授指出，美以伊冲突本质上是一场持久战，美国难以“快刀斩乱麻”。中国将在中东事务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但不会用朋友做交易；在中国外交实践中，美德与道义始终在国家战略中扮演关键角色。

近日在接受采访时，特朗普称，伊朗正面临收入来源被切断的局面。特朗普还表示，他确信能够阻止伊朗研发核武器，称“这仅仅是时间问题。”图源：路透社

关于当前美以伊冲突，郑永年教授认为短期内是难以解决的。伊朗与以色列的矛盾，背后是宗教、文明和地缘政治的长期冲突，本质上是一场持久战，美国难以“快刀斩乱麻”。

在郑永年教授看来，伊朗问题依然是本次中美会谈的一个议题。伊朗外长日前紧急访华，本身就体现了中国在中东事务上的重要性。美国单独解决不了伊朗问题，多次释放信号，希望中国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中国尽管不能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作简单选择，但也难以置身事外。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等关键海上通道一旦卷入冲突，全球贸易秩序都将陷入剧烈震荡。

关于伊朗是否会成为中美交易筹码，郑永年教授认为，这种想法是典型的西方马基雅维利式思维。中国外交思想不仅关乎现实利益，更包含道义与美德的强大内核。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曾概括：美国惯用的是“权力”（power），而中国更重“德行”（virtue）。

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中，仅用利益算计无法解释其行为逻辑，美德与道义始终在国家战略中扮演关键角色。以中非关系为例，中国始终强调言出必行、信守承诺，几十年来从未真正背叛过任何一个朋友。

*内容整理自公众号“大湾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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