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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乘专机从成都飞往台湾，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基本宣告结束，但在中国的西南部，近百万人正端起枪，准备和新中国再决雌雄。
他们的名字叫土匪。
那段时间，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前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等人相继通电起义，并发出"活捉蒋匪"的通缉令，试图戴罪立功，向新中国缴纳一份投名状。
蒋介石能乘机离开成都，属于是死里逃生。
据专机机长衣复恩回忆，那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最心酸的一刻，坐在飞机里一言不发。
随着蒋介石的身影渐渐远去，刘邓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正以极快的速度解放大西南。他们仅仅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便以伤亡6000人的代价，歼灭国军90余万、解放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7000万人口，速度快的近乎梦幻。
然而，因为土匪的存在，刘邓用三个月解放的大西南，必须用十倍、百倍的努力来整顿、治理，将新中国的旗帜插在这里，让这片古老的土地旧貌换新颜。
这件事，他们整整做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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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刚刚解放时，小平同志给中央写了一封报告，其中一句是“到处土匪蜂起”，初步估算，数量在百万左右。
这句措辞是非常严重的，要知道，辽沈战役时国军总兵力55万，淮海战役80万，平津战役52万，现在西南一地的土匪，就比三大战役中任何一战的敌军兵力都要多。
可以说，西南土匪的分布非常广泛、实力非常雄厚，剿灭难度远超其他地区。
那，西南的百万土匪，到底是从哪来的？
其实，西南的土匪主要分为七种。
第一种是国民党正规军残部。
早在二野解放西南以前，蒋介石就在西南地区设立"游击干部训练班"，刻意培养打游击、搞破坏的反动军官。等到二野解放西南，又有大批国军溃兵进入山林，和那些反动军官合流。
第二种是军阀残部。
清末民国以来，西南地区的军阀混战达到四百次以上，留下姓名的军阀就有刘湘、刘文辉、田颂尧、杨森、范绍增等四十余人。那些在混战中失败的军阀部队，便大量流入民间，落草为寇。
兵变为匪，由此成为西南独有的底色。
这两种是西南土匪中实力最雄厚的。
第三种是军统和中统的特务。
蒋介石飞往台湾不久，便命令保密局长毛人凤，策动潜伏在西南地区的特务制造暴乱，并给某些特务颁发中将、少将、总指挥之类的委任状，试图在西南建立一个"陆上台湾"。
为了加强联系，蒋介石还出动飞机，给这些特务们空投10次，输送电台13部。
他们是西南土匪中最影响社会治安的一种。
第四种是袍哥。
自从清朝以来，袍哥就是盘踞西南的民间秘密组织，尽管袍哥分为清水袍哥和浑水袍哥，但不论如何，他们的本质都是匪。
第五种是地主恶霸及其私人武装。
这种不必多说，向上勾结贪官污吏、向下欺压贫苦农民的就是他们。
袍哥和地主，便是西南土匪中分布最广的两种。
第六种是某些边疆少数民族的世袭统领。
第七种是惯匪，以持枪抢劫为生，世代相传、流窜作案，没有政治色彩。
揭开土匪的真实身份，你会发现，西南地区的七种土匪，每一种都对应旧中国的一个角色：溃败的旧军队、地方军阀、潜伏的特务、民间会党、地主恶霸、土司头人、世代惯匪。
他们盘踞西南，其实就是旧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具象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南剿匪便不是简单的治安问题，而是如何改造社会结构的宏大命题，唯有彻底推翻旧中国的基层社会结构，才能消除土匪存在的土壤，唯有在废墟上另起炉灶，才能确保西南地区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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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西南的土匪问题严重，但解放军刚解放西南的时候，普遍存在轻敌情绪，认为大江大海都过来了，剩下这些土匪算什么？结果在1950年初，解放军接连吃了几个大亏——
1月14日，贵州省军区司令杨勇回贵州时，遭遇遵义刀靶水镇长宋泽伏击，杨勇指挥警卫连将其击溃，但贵州的土匪暴乱仍然蔓延至全省。
2月，第60军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在成都郊外遭遇川西土匪伏击，40余人遇害，酿成"龙潭寺惨案"，随后，周边十余县被土匪围攻，仅崇宁、大邑一带，就有300名下乡干部牺牲。
西康省的数万土匪以“反征粮、反收枪、反铲烟”为口号，占领芦山、天全、荥经等县城。
云南省则是250股土匪、将近5万人，占领新平、盐丰、易门、广通等十余县，600多名下乡干部牺牲。
可以说，西南地区的局势已经坏到极点，再不剿匪，西南的解放事业便要再起波折，小平同志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就说："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均无从着手。"
不过，西南地区的土匪来源都已理清，那么如何剿匪，便自然而然的有答案了。
3月15日，小平同志和刘伯承、贺龙联合下发《关于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准备把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结合起来，用层层递进的三步方案，彻底剿灭西南的百万土匪。
第一步是武力清剿大股土匪武装。
解放军之前吃亏，是因为有轻敌情绪，但肆虐的土匪，给解放军深深的上了一课，他们现在早已不再轻敌，而是重新整理枪炮，要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夺回自己的荣耀。
区区土匪，岂能扛住解放军的雷霆之怒？
散兵游勇，怎能和横扫万里的解放军正面交锋？
于是，13个军、37个师的解放军相继投入战斗，以"先腹心区后沿边区、先交通要道后两侧乡村、先股匪后散匪"的战术，集中兵力、重点进剿，仅用一年时间就歼灭85万武装土匪，教员高度评价道：
"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八十五万，缴枪四十余万枝，成绩极大，甚为欣慰。"
西南剿匪，就此迈出最坚实的一步。
然而，大股武装土匪被歼灭了，可散匪、潜匪还藏在乡里，今天剿灭十个，明天又冒出二十个，怎么办？
要解决这个问题，便需要迈出西南剿匪的第二步，发动政治攻势，开展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
早在武装剿匪刚开始的时候，川东军区副司令王近山就给小平同志呈递了一份报告，说单纯军事剿匪治标不治本，土匪越剿越多。
小平同志当然知道，西南土匪和袍哥、地主的联系极深，袍哥和地主又非常依赖脚下的土地，只有解决土地问题，才能抽掉袍哥和地主的根基，进而切断土匪和地方的联系，让乡里的散匪、潜匪无处藏身。
于是在1950年8月26日的西南军区全体委员会议上，小平同志定下"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是西南斗争中的淮海战役"的基调。
减租退押的意思是，地主必须按规定降低当年地租，并退还历年多收的押金、租粮。
这项政策的实质，不是没收地主财产，而是逼地主还债，让他们把掠夺农民的财富还给农民。
截止到1951年6月，那些世代受到欺压的贫苦农民，便通过减租退押，得到70亿斤粮食的实际利益，第一次感受到翻身做主人的喜悦，第一次感受到我党保护工农利益的善意。
通过这些实际利益，西南地区的民心，逐渐从土匪身上转移到我党一边。
随后，小平同志下令"步枪换肩"，把土匪的枪支收集起来，成立"人民武装自卫队"，让那些获得实际利益的贫苦农民，自己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这两件事，直接改变了西南地区的基层权力结构，土匪和地主的武装力量基本消灭，忠实可靠的贫雇农，掌握了基层事务的话语权和决定权。
但，减租退押只是序幕，农民心底最渴望的东西，还是脚下的那块土地。
而要满足农民的渴望，就得开展土地改革，分田地。
对此，小平同志非常清楚，说："不镇压反革命，封建势力不会低头，贫雇农不敢起来。"民主人士梁漱溟回西南考察以后，也向教员汇报说："我亲眼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要求，土地改革是深得民心之举。"
在这样的背景下，剿匪、减租退押见到成效以后，土地改革便在西南地区大规模铺开。
到了1952年底，新中国的新解放区基本完成土改，累计征收地主土地7亿亩、分给3亿无地、少地农民，而西南地区的四川省，就有五千万人因土改受益。
随着一张张地契投入火堆，化做一缕缕青烟腾空而上，土匪在西南地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我党在西南地区的根基则越来越巩固。
但，分田不是结束。
如果基层没有强力的政权机构，领导基层的一切工作，那么等到土改工作队一撤，农民仍然是一盘散沙，土匪又有了卷土重来的机会。
所以，西南剿匪的第三步便是组建基层政权。
小平同志曾算过一笔账，西南地区六个省市区，将近7000万人口，但能用的干部只有6200人，和江西一省的干部配备差不多。
用这些干部治理西南，远远不够。
在这样的背景下，想组建基层政权，最迫切的任务便是培养干部。
一方面，小平同志把北方招收的1万余名青年知识分子编进土改工作队，然后充实到基层，让他们在土改工作中接受锻炼。
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以后，很快就把谁家几口人、几亩地、租了多少田、退了多少押金都摸得一清二楚。等做完这些工作，他们便有了基层工作经验。随后，他们又组织诉苦大会、划阶级成分、组织农民选举干部，真正和农民打成一片。
至此，这批青年知识分子便成长为可用的基层干部。
另一方面，小平同志要求在土改时，从积极参加土改的农民中发掘可造之才，一点点引导、一步步培养，从本地人中选拔本地干部。这个过程，称为“土改与建政合二为一。”
此外，小平同志和刘伯承、贺龙严令剿匪部队，"宁愿露营不住民房、宁饿肚子不吃民粮"，在西康、川西等地得到大量土司统领的信任。通过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西南地区便培养出一批少数民族干部，那些土司世袭的地方也得以安定下来。
就这样，西南地区的乡、村两级政权逐渐完善，土改受益的农民有了主心骨，我党有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基本奠定了西南地区的政治格局。
如果还有哪个土匪想搞破坏，马上就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他们是一点生存空间都没有了。
到了这一步，西南剿匪才算彻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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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西南剿匪用时三年，共计剿灭各种土匪116万人，占三大战役歼敌总数的一半以上，而在剿灭的七种土匪里，最特殊的是袍哥和地主。
袍哥是西南旧社会的社会秩序。
他们源自清朝哥老会，通过调解、保护、收税、放贷、断案等活动，不断侵蚀着西南地区的基层权力，从清朝走到民国，越来越壮大，以至于有“四川男子九成入袍”的说法。
地主是西南旧社会的经济秩序。
他们以占田、收租、放押、雇佣为手段，将贫苦农民踩在脚下，世世代代都不能翻身。
这两种看似毫不相关的土匪，其实就是西南旧社会的一体两面，即袍哥侵蚀西南地区的基层权力，然后积累土地成为地主，地主要保护安全和财产，又必须成为袍哥。
一句话，做了袍哥才能成地主，成为地主必做袍哥。
这就意味着，西南旧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最后都被同一群人掌握在手里，变相建立起世袭统治的地下王朝，遮蔽了贫苦农民头顶上的一切光亮。
但新中国成立以后，西南地区经历了剿匪、镇反、减租、退押、土改、组建政权等一系列大事件，把袍哥和地主一起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彻底改变了旧的基层社会结构，并在废墟上另起炉灶，将红旗插在西南的每一寸土地上。
贫苦农民头顶上的阴云，就此散开。
从这个层面来看，西南剿匪根本不是单纯的剿匪，新中国成立也不是简单的政权更迭，它们都是对旧中国的彻底清算，对社会基层结构的重新洗牌。
消灭旧社会和建立新世界，从来都是同一件事。
因为枪炮打下来的，只算军事胜利，把政治、经济、社会秩序都重新梳理一遍，把一个王朝末年的烂摊子变成能动员、能扎根、受拥护的现代政权，才是政治胜利。
只有军事胜利，充其量能建立一个依靠外国列强的军阀政权，做到政治胜利，新政权才能实现长治久安，贫苦农民才能翻身解放，人民群众才能当家作主。
正因如此，教员在得知西南剿匪的成果时，高兴的写下四个字：
"军政双胜"。
他知道，从此以后，新中国在西南地区站稳脚跟了，西南地区的人民再不用过苦日子了。
而在西南剿匪即将成功时，小平同志在西南地区的使命也随即结束，于1952年7月奉命进京，出任政务院副总理。
他本是四川广安人，主政西南的三年期间，却没有回过一次故乡。但他在西南地区主持的接管城市、统一战线、民族团结、剿匪、征粮、减租、退押、土改等一系列工作，都为他积累了深厚的政治经验。
这里，是他执政底稿真正写成的地方。
三十年后，他将用这份宝贵的执政经验，再次启动触及社会根基的变革，催动中国继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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