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安全的未来,已成为华盛顿战略收缩所引发的核心地缘政治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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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逐步推行分担责任与转移责任的政策,欧洲各国将不得不着手构建新的大陆安全架构。考虑到欧洲在战略传统上的分裂,以及军事能力分布极不均衡,这将是一项艰巨任务。

在这一不断演变的格局中,瑞士长期奉行的中立立场,以及其作为“欧洲金库”的地位,可能会变得愈发棘手。二战后形成的秩序正在加速瓦解,而替代性体系尚未成形。这种局面可能为俄罗斯扩大其对欧洲金融核心的经济和政治渗透,创造战略空间。

瑞银集团首席执行官塞尔焦·埃尔莫蒂5月6日表示,瑞士最大的银行需要扩大其在美国的业务。近日,瑞士立法机构决定,重新审视瑞士联邦委员会为瑞银提出的新资本规则的替代方案。瑞银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财富管理、投资银行和私人银行机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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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的焦点在于,政府是否会坚持要求瑞银以普通股一级资本为其海外业务单元提供足额支持。普通股一级资本是成本最高、但也最可靠的一类资本。另一种选择,则是允许使用成本更低、但安全性也更弱的其他一级资本。换言之,在2023年瑞士信贷倒闭之后,瑞士国内正围绕应当以多严格的标准监管瑞银,展开一场政治博弈。

瑞银此举,反映出瑞士在地缘政治与监管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试图保住其全球顶级金融中介地位。自19世纪末以来,瑞士一直承担这一角色,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延续了这一功能。当时,政治稳定与银行业的保密性,首次持续吸引了外国资本流入。

冷战进一步放大了瑞士的优势。政治中立、制度可预期、法律上强调保密的司法辖区因此更具吸引力,瑞士也由此成为在外交斡旋和跨境财富保全方面独具信任度的枢纽。苏联解体与欧盟几乎同步崛起,重塑了这一环境。瑞士因此成为一个高度融入欧洲、却又保持体制外身份的国家,以主权换取市场准入,并逐步让其银行业模式适应一个更透明、更讲规则的欧洲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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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瑞士作为全球避险地的崛起,也始终伴随着争议。外界一直质疑,它是否已成为非法财富、政治敏感人物资产以及避税资金的存放地。严格的银行保密法、制度层面的审慎操作和政治中立,不仅吸引了寻求稳定的合法资本,也吸引了与腐败、规避制裁、威权精英和避税相关的资金。

二战后,围绕瑞士银行如何处理与纳粹有关的资产以及大屠杀时期无人认领账户的批评进一步加剧。尽管过去二十年来,瑞士当局在西方压力下不断收紧反洗钱监管,并削弱严格的保密保护,但这个国家仍持续面临一种结构性张力:一方面要维持其作为低调资本中心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又要摆脱“黑钱”避风港的形象。

随着美国在战略上向西半球收缩,并要求欧洲为自身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瑞士作为全球“低调银行家”的历史角色正变得更具争议。一个在战略上失去方向的欧盟,将很难在集体安全诉求与欧洲大陆中心地带仍存在一个独立、监管宽松的金融空间之间取得平衡。

如果乌克兰战争通过谈判走向结束,并促成俄罗斯逐步恢复正常地位,那么莫斯科就可能重新获得借助与瑞士相关的网络来保全资本、规避制裁并开展政治影响行动的能力。在这种条件下,随着金融本身成为欧洲“后美国秩序”竞争中的一个前线,瑞士传统的金融中立将越来越难以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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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地缘政治时代,嘉能可、托克、维多、贡渥和摩科瑞亚等大型大宗商品贸易公司显得尤其重要。这些公司中,许多都在瑞士维持着大规模业务。长期以来,它们一直因处在全球市场与高风险政治环境交汇的灰色地带而受到批评。

近年来,其中一些公司还面临与行贿、腐败、规避制裁、环境违规,以及同威权政权或政治敏感人物往来有关的指控或法律程序,涉及地区包括俄罗斯、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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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十年间,随着原苏联地区、非洲及其他治理薄弱地区出现广阔的新大宗商品前沿,这一趋势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贸易商将自己定位为资源丰富的威权国家与全球市场之间的中介,并且往往与寡头网络及政治敏感人物网络建立起深厚联系。随着地缘政治碎片化加剧,瑞士的大宗商品行业将需要受到更严密的审视,以判断其传统上以商业驱动的中立模式,是否仍与一个日益安全化的全球经济体系相兼容。

美国应把瑞士视为欧洲金融与安全更广泛架构中的一个重要行为体。按照其转移责任的政策思路,特朗普政府应敦促欧洲各国首都和欧盟机构承担起主要责任,执行透明度、制裁合规和打击非法金融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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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允许恶意行为体利用与瑞士相关结构中残存的不透明性,来进行资本保全和影响力操作。总体目标不应是拆解瑞士的金融角色,而应推动其逐步融入一个安全化程度更高的跨大西洋秩序。在这一秩序中,中立不再能够掩护或强化不透明性,而是成为嵌入更广泛西方安全架构中的一种有条件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