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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论莎士比亚剧作的时候，耶鲁大学教授、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饶有兴味地提到了16世纪晚期的伦敦。在他看来，尽管莎士比亚笔下的故事常常被有意无意地设置在英国之外，但聪明的读者仍可轻易地辨认出那些深藏在他血脉里的英伦基因。确切地说，他写的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伦敦——伦敦就是他的全部，是他笔下的每一座城，哪怕这些故事发生在威尼斯、维罗纳、雅典、西西里岛或者哥本哈根。
“布鲁姆文学地图”系列丛书，哈罗德·布鲁姆 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2026年出版，AI制作题图
寻找这个时代的亚历山大城
“寻找这个时代的亚历山大城”，这是布鲁姆写在由他主编的《伦敦文学地图》里的一段话。这本书与《圣彼得堡文学地图》《巴黎文学地图》《纽约文学地图》《罗马文学地图》《都柏林文学地图》一起，构成了“布鲁姆文学地图”系列丛书。之所以会编撰这套书，与他独有的文学观有着莫大的关联：他始终相信，城市就是激发西方文学想象的中心。但这座城市“既不是雅典，也不是耶路撒冷，而是古代的亚历山大，那里希腊和希伯来文化融合发展并硕果累累”。不幸的是，古代的亚历山大城并没有存续太久。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曾经有过的荣光早已消逝殆尽，留给当下读者的不过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传说。
好在布鲁姆并不气馁。在无数次的尝试之后，他终于找到了当下的亚历山大城。他宣称：“具有真正艺术造诣的所有西方作家都算是亚历山大人，也不论他们对此是否有所认识。”这意味着，他在“文学地图”中提到的每一位作家，从莎士比亚到弗吉尼亚·伍尔芙，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从普希金到布罗茨基，都可以凭借自己在文学创作中的成就，坦然地将自己视为亚历山大城的子民，哪怕他们从未亲眼见证过这座城市的繁华与文明盛景。而他们所在的城市，就成了现代版本的亚历山大城，因为它们与这座传说中的城市一样，既是孕育经典之作的文学原乡，也是文艺复兴的心灵之城。
在纽约的喧嚣中探寻文学的新世界
比如纽约。在《纽约文学地图》中，诗人阿尔弗雷德·科恩曾经将它形容为美国文学的首都。但同时他也很清楚，纽约还是整个20世纪的首都。它所有的繁华都应该归功于高度发达的移民文化。数百年来，人们从欧洲各地来到纽约，在带来专业技能与人情世故的同时，也带来了迥异的文化源流，进而将它改造为不折不扣的世界之都。科恩还记得1965年自己初到纽约时的情形。彼时，整个城市日夜不息的噪音让他心绪不宁：“突然间，我就置身于那些影像之中。在我的记忆中，城市喧嚣的声音让人难以适应。这是一座24小时不夜城，现在噪声也仍然难以消弭。我的窗外是阿姆斯特丹大街，这条街车水马龙，我花了很长时间去适应。”
《纽约文学地图》，[美]杰西·祖巴 著，仇 萍 译
但抱怨归抱怨，科恩终究还是接纳了眼前这座超级大城。从此，他拜倒在纽约脚下，心甘情愿地当起它门下众多声名卓著的作家群体中的一员。他始终记得沃尔特·惠特曼诗中的布鲁克林轮渡，更不会忘记赫尔曼·麦尔维尔小说《白鲸》里那些堪称经典的描述：“成千上万的凡人，如同沉默的哨兵般遍布城中，凝神遐想于海洋之上。他们有的靠在船桩上，有的坐在码头尽头，有的眺望中国船只的船舷，有的爬上高高的索具，仿佛想窥见更遥远的海面。”不妨想象这样一个科恩：他缓慢穿行在纽约的街头巷尾，念念有词、若有所思，想要从城市的喧嚣中寻找某个“充满可能性的新世界”。此时，曾经在纽约停留过的作家——华盛顿·欧文、埃德加·爱伦·坡、F.S.菲茨杰拉德、诺曼·梅勒……就都成了他写作的导师，引领他穿街走巷，用脚步丈量城市的深度与广度。
狄更斯笔下的双面伦敦
同样迷恋城市漫游的还有查尔斯·狄更斯。放眼世界，大约很少有人比他更懂工业革命时期的伦敦了。“他的作品永远离不开伦敦，所有的地点和经历都与这座城市相伴相生。”如果说，莎士比亚一生最熟悉的是伦敦的剧院，那么狄更斯则是从一开始就将自己抛掷在伦敦的街头。于是，整座城市就成了他的文学舞台，他也乐于用手中的笔来描绘他的伦敦。只是，狄更斯的伦敦故事里从来没有真正的英雄。他笔下的人物与童年时代的他一样，终日游荡在被雾障掩蔽的穷街陋巷里，共享着相似的底层人生与内心创伤。
《伦敦文学地图》，[美]唐娜·戴利、约翰·汤米迪 著，孙 灿 译
这当然不是彻头彻尾的虚构。狄更斯是小说家，是人类学家，更是忧心忡忡的社会改革者。他从不惮于向世界展示伦敦不为人知的阴暗面，“因为贫苦的童年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就连这座城市籍籍无名的一面也在他笔下得到了体现”。久而久之，狄更斯笔下的伦敦街巷就与皇家宫殿里的夜宴一起，构成了一个双面夏娃般的伦敦。但就像布鲁姆在其论著《西方正典》中所说的那样，尽管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文化名人层出不穷，狄更斯在英语世界里却没有真正的传人。毕竟，没有人可以复原他的写作，进而将自己定义为“一呼百应的正义斗士”。
果戈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清醒
还好，世界文学的发展从来没有让布鲁姆失望。就像他从纽约、伦敦的城市个性中成功地捕捉到古代亚历山大城才有的文学气息一样，他很快就在19世纪的圣彼得堡找到了狄更斯的文学同路人。这就是果戈理，他是如此忠实于他的城市。在小说《涅瓦大街》中，他仅仅用了一条砖石铺就的笔直道路，就开启了他的圣彼得堡故事集。但他又是清醒的，这种清醒迫使他远离寻常的市井人生，进而成为事实上的局外人。他很清楚彼时俄罗斯社会的诸多弊端，但他从未试图去修复，去还原那些弥漫在“圣彼得堡城市神话”中的虚无与浮华。
《圣彼得堡文学地图》，[美]布拉德利·伍德沃斯、康斯坦斯·理查兹 著，黄梦园 译
这种清醒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就直接上升为某种意识形态的战争。无数次，这座城市让他见证了生而为人的艰难：一边是“朱门酒肉臭”，一边是“路有冻死骨”。他也因此逐步确立起自己的“城市生理学”，即从自我的艺术视野出发，对城市中特定类型的个体展开研究，进而考察彼时社会的整体健康状态。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小说《罪与罚》里会有这样一个圣彼得堡：它被长久地浸泡在存在主义的暗黑药水中，与狄更斯笔下被烟雾笼罩的伦敦形成了巧妙的对应。
波德莱尔与“亦真亦幻”的巴黎
不得不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是勇猛的，但这样的勇猛绝不仅仅限于遥远的圣彼得堡。19世纪，西欧诸国都不约而同地迎来了变革之年。为了与时代的动荡形成互动，文学创作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比如巴黎。布鲁姆曾经把巴尔扎克、雨果、波德莱尔、左拉称为19世纪法国文学“四天神”。他相信，透过他们的作品，即使是对彼时法国文学缺乏基本概念的当代读者，也能毫不费力地拼凑出一个亦真亦幻的巴黎：“虽然迸发出惊人的活力，但也充斥着社会动荡与道德沦丧。尤其是巴尔扎克和雨果，他们让人想到拉伯雷笔下的巨人，勇于冲破一切的藩篱，以追求人文主义理想的实现。”
以波德莱尔为例。在他的诗作《恶之花》里有一组诗被命名为《巴黎即景》，细致入微地描述了这座城市最寻常的一天。波德莱尔将他叙述的核心定义为“恶”。这种“恶”来自他的早年经历。他年轻时在塞纳河左岸度过的混乱岁月，早就教会他认清了眼前的这座城市：巴黎不是浪漫天堂，这里没有开满鲜花的原野。它与狄更斯的伦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圣彼得堡如出一辙，既有纸醉金迷，又有泥泞污秽。而他置身其中，既无须费力寻找，更不必动用太多虚构的元素，所有的“恶”就像绚烂的花朵一般，不加掩饰地出现在他面前，“犹如在自然条件下自然地呈现在太阳底下”。
《巴黎文学地图》，[美]迈克·杰拉德 著，陆泉枝 译
看到这里，似乎不难理解布鲁姆编撰“文学地图”的真实用意：与其动用学术名词对经典杰作进行字斟句酌的解构，倒不如自由自在地漫步在城市的街道上，细心探寻数百年来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感知它独有的文学气质。而恰恰就是这样的探访，拉近了布鲁姆与历代文学大师之间的距离。很难说，在开列这些书单的时候，他究竟怀着怎样微妙的心境。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对文学的坚守。“文学地图”更像是另一种打开经典文学的方式——就在我们翻开书的那一瞬间，布鲁姆早已不动声色地指引我们回到文学诞生的第一现场，亲眼见证经典之作的问世。
原标题：《回到杰作诞生的第一现场》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蒋楚婷
来源：作者：谷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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