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学原理
作 者：陈昕
导语：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原总裁陈昕先生5月9日出席“张维迎教授著作《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出版30周年，暨‘博弈理论与应用’专题研讨会”，并做特别发言。本文系发言稿，并刊发于2026年5月13日的《中华读书报》。
本文刊发于《中华读书报》2026年5月13日
文 | 陈昕
1996年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任内出版了张维迎著《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这是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的开山之作，也是一部参与建构中国经济学学术体系的扛鼎之作，还是一部有助于社会理性形成的理想之作。
1996年版
这部著作出版30年长盛不衰，累计印刷35次，发行近30万册，被全国数百所高校选作教科书，在1998—2002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被引用次数位于中文图书第三位，实属难能可贵，而且这一成绩还是在没有修订过一次的情况下取得的。
作为教科书，修订乃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学术在不断进步，唯有不时修订，才能与时俱进，延长生命周期。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这些年当然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本书竟然在未曾修订的情况下，仍被那么多的高校选用，这至少表明作者当年的著述是很超前的，用杨小凯的话来说，其“材料的组织非常系统地包含了研究的前沿和靠近前沿的成果”，保证了长时间的不落伍。本书还有自己独到之处，那就是紧密地联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展开分析。尽管如此，这部教科书还是有修订之必要，作者当然也明白这一点，只不过采取的是另一种方法，那就是后来又写了一本教科书——《博弈与社会讲义》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在《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30年纪念版的序言中是这么说的：“对博弈论的学生而言，将这两本书放在一起读，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30周年纪念版
格致出版社2026年4月出版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能够长盛不衰呢？除了给出完整系统前沿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知识之外，它还做出了什么样的学术和社会贡献？以我一个经济学编辑的理解，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加速了经济学的范式转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学致力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引入了以一般均衡理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二是引入了以交易费用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出版则把这种转型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新古典经济学对现代经济学的理解，很多时候局限于“需求曲线”与“市场均衡”的静态描述，聚焦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博弈论则将经济学的核心从“物”的配置（资源分配）转向“人”的行为（交互决策）。书中介绍了各类对策模型，让读者明白经济决策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的策略互动。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理性的决策者通过预测对手的行为来优化自身收益，这种互动既可能导致非合作均衡，也能在特定机制下涌现合作秩序。新制度经济学以制度、产权、交易费用为研究对象，其方法论可以概括为以交易费用为核心分析变量，在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约束下，通过比较不同制度安排在节约交易费用和提供激励方面的效率差异，来解释经济组织和历史演进，因而具有高度的情景依赖性和非标准化特征，注重逻辑推演与定性分析，并不特别依赖于复杂的数学模型。而博弈论建立在严格的数学模型基础上，《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涵盖了各种合约理论模型，有严谨的数学推导，有序的公理化体系，在此基础上进行案例分析和制度分析。显然，这种研究丰富了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学范式转型。当然，这也对学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杨小凯当年是这样评价《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这种功力不要说国内的学者难以达到，就是西方经济系教授，很多也是达不到的。”
杨小凯书评
《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第二，分析了中国转轨时期的一些重要问题。《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一般介绍，而是试图提炼出一种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来展开对中国转型期特有体制问题的分析。例如，在论述信息不廉价（即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的激励机制设计时指出，为了解决资本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应形成的一种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制度安排，而最优契约安排是把资本交给最有本事且最敢担责的人来经营。这不仅提出了企业家队伍建设的问题，还深入到国有企业改革的产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的层面，通过机制设计来解决“谁来监督经理人”这一难题。
又如，在论述动态博弈与声誉模型时，强调在动态的社会博弈中，制度决定了参与者的未来预期，而未来预期又决定了他们是否会为了长期利益而建立和维护声誉，从而选择合作而非隐藏的行为。为此还分析了“声誉模型”与“棘轮效应”模型带来的截然相反的激励效果，提出改革的目标是通过产权和法治等制度设计，改变社会博弈的规则，将人们从“棘轮效应模型”的恶性循环中解放出来，引导他们进入“声誉模型”的良性轨道，进而实现从短期隐藏到长期合作的社会转型。
再如，在论述信息不对称时，不仅介绍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市场机制五种方式，还针对国有企业往往承担着就业、社会稳定等政策性负担，经理人可以将自身经营不善造成的亏损归咎于政策性负担，而政府因信息扭曲又无法分辨这一弊端，提出改革的第一步必须是剥离政策性负担，让国有企业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竞争，使企业的利润真实反映经理人的经营能力。
此外，书中的讨价还价模型、叫价拍卖模型、激励与保险权衡模型等都有助于分析转型期中国经济体制的问题，揭示“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造成的后果，进而推进改革的深化。
第三，有助于社会理性的形成。《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是一部专业教科书，但它的传播使纳什均衡、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贝叶斯纳什均衡、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及各种各样的对策模型迅速地进入了社会大众的语言体系，引导公众从“利益结构”“信息机制”“策略互动”而非“道德评价”的角度观察社会中发生的各种冲突和问题，试举三例：（1）“囚徒困境”成为解读地缘政治与商业竞争的常识。人们意识到，一方面重复博弈能解决单次囚徒困境问题；另一方面，很多时候个体的“背叛”并非道德败坏，而是在特定的激励结构下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解决问题的思路在于从“呼吁道德回归”转向“改变游戏规则”，改革由此成为必要。（2）“信息不对称”成了解释市场乱象的新语言。人们在买到假货或遭遇服务陷阱时，不再简单地感叹“无奸不商”，停留在对商家的道德审判上，而是呼吁建立信号发送机制（如品牌认证、第三方检测）和筛选机制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尽管这也是有成本的且可能失效，但表明公众开始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思考如何建立信用。（3）“正和博弈”改变了公众对“竞争”就是“零和博弈”的看法，人们开始理解“交易成本”和“合作剩余”，明白通过建立可信的承诺和合理的契约，可以将蛋糕做大，实现双赢。这样的事例还可以列举更多，《博弈与社会讲义》中讲了40多个迷你案例，古今中外，天南地北，读来让人茅塞顿开。总之，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传播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培育了社会理性，它对于推进法治建设、完善市场机制、优化公共政策，都有积极的意义。
过去30年，博弈论的影响早已溢出了经济学，在法学（从“法条解释”到“激励机制设计”）、政治学与国际关系（从“权力博弈”到“策略互动”）、社会学（从“规范描述”到“演化机制”）乃至道德哲学、演化心理学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博弈与社会讲义》就反映了这方面的成果。今天在数字化与算法化的浪潮下，我们正步入一个由算法驱动、数据赋能、多主体实时互动的“智能博弈”时代，期待中国经济学家在这方面更多的成果。
在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想特别提一下本书作者30年后对博弈论发展的最新论述。他在本书30周年纪念版序言中说道：“博弈论能解释均衡，但无法解释非均衡。”“理论预测与现实的不一致，源于博弈论的三个基本假设：工具理性；理性是共同知识；每个参与人知道游戏规则。”“如何将非理性行为纳入博弈分析，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体现了作者作为顶尖经济学家对博弈论的深刻认识和反思，不仅精准地指出了经典博弈理论在解释现实世界时的边界，呼应了当代经济学和心理学交叉理论领域（如行为博弈论）的前沿探索，而且也指出了未来博弈理论的重要方向在于能够容纳人类的非理性、有限理性以及制度的动态演变。
参考文献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30年纪念版），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版。
张维迎：《博弈与社会讲义》（第二版），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杨小凯：《一本有较高水准的经济学教科书》，《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作者简介
陈昕，1952年生，从事出版工作近50年。曾任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香港三联书店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书记兼总裁、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曾兼任中国出版协会副主席、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还曾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学等五所高等院校教授。主持、策划、编辑了30多套丛书，共计3000多种图书。著有《出版经济学研究》等16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及文章近200篇。著作、论文及编辑的图书数十次获得国家一级的奖励。2007年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中国百名优秀出版企业家。中央组织部专家库成员、首批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首批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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