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秋天，随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召开，主流媒体又一次掀起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宣传热潮。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或者为了执行上级的指令，或者为了向上级表示自己单位也加入了学习大寨的行列，就在11月初组织了一次去大寨学习的活动。历史所的参加人员有副所长东光、办公室主任王新民、人事科长孔令士等五六个人，我也有幸参加了。整个学部参观团近百人，带队的是原学部的副主任姜君辰，此时他好像已恢复了领导职务，他的助手是经济所的一个干部，名字忘记了。
我们先乘火车至石太路上的阳泉车站，然后租用昔阳县运输公司的大轿车经平定县去昔阳。深秋时节，三秋大忙尚未过去，田野中还有待收的玉米、大豆、地瓜等作物，小麦播种正当其时，所以不时看到十数人，数十人不等的劳动人群在进行收获和播种的劳作。汽车进入昔阳县境，不由让人眼前一亮。因为这里的景象不仅与我们途经的河北省京广铁路沿线不同，而且与同昔阳毗邻的平定县也有显著差异。矗立在山野田间和道路旁的颂扬文化大革命和农业学大寨的标语显著增加，玉米、大豆和地瓜等作物的长势也明显地好于其他地方，更重要的是，来这里参观学习的人如潮水般汹涌，各种车辆满载着人们奔波于道路和各参观点之间，比春节时的庙会热闹多了。
当日黄昏，我们来到昔阳县城，住进县政府招待所。晚饭后，即被带进县委礼堂，观看了由大寨文艺宣传队演出的一场歌舞。内容无非是歌颂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以及大寨人战天斗地的创业精神，其中陈永贵已经被推尊到十分显著的位置，在他们自编的歌词中，陈永贵出现的频率仅次于毛主席。
第二天上午，昔阳县的接待部门首先安排我们在县委礼堂听昔阳一个县委副书记的报告。那天同我们一起听报告的单位较多，我记得其中有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叶健民带队的广州军区参观团。这位副书记报告的内容重点是大寨和他们县在陈永贵领导下的创业史，主要是“大批（批判走资派）促大干，大干促大变”，那自然是十分感人的。但其中有一个情节，讲到了他们县修水库的事。说是县水利局的工程技术人员思想框框很多，对水坝选址犹豫不定，要求钻探探明坝址的地质状况后再施工，这样当然是费时费力费钱。陈永贵对“老九”们的斯斯文文很生气，就搬来一块大石头，猛地砸向一个地方，说“大坝就选在这里”。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水库就顺利地修成了。这位书记举这个例子，目的是说明他们比“老九”高明，但是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尊重科学规律的蛮干，而昔阳在建设过程中是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即如开山造平原一项，就是劳民伤财，违背自然规律和生态平衡的。
后来我们在参观中，还看到劈山造田的一幕。半山腰硬造出的梯田全是生土，一时很难成为良田。为了加速生土熟化，就开着拖拉机来回在地里跑。且不说这种办法能否使生土熟化，即使有助于生土熟化，其成本也是可观的。参观中，我们还看到不少地方的"河上造田"：将整条明河变成暗河，即用大石块为河流硬砌成拱形顶盖，再在上面覆土成田。据说陈永贵对此大加赞扬，说是“凭空增加大片地，打起仗来好战备”。我们走在如同地道的弯弯曲曲的河底，当时真为昔阳人的创造精神所感动。事后思之，才觉得这是一种劳民伤财的“花架子”，在河流上面造出来的地，只有薄薄一层土，根本无法蓄水，农作物是很难生长的；而将其作为战备工程，更不啻梦呓，因为这种河洞一个手榴弹就能炸开，根本不具备防御功能。
我们参观大寨七沟八梁一面坡时，的确被大寨人的艰苦创业精神所震撼，但也看到他们在虎头山上修建的蓄水池，实际上是把山下水库的水抽到池子里，再由这里向梯田放水，只能加大用水成本。他们这样做，纯粹是为了好看，为了参观的需要。
当天下午，我们开始乘车参观。第二天早晨，我们按时用过早餐后，等待8时出发，可一直等到9点多，运送我们的大轿车才姗姗开来。我们都很着急，带队的同志问司机师傅怎么来晚了，司机回答：“吃饭晚了。”我们都有点诧异，这时有一个同志悄声告诉领队，这是因为我们昨天没有招待司机，所以他们今天就给我们一点颜色看。人家广州军区参观团昨天晚上就请司机了，他亲眼看到叶司令陪他们喝酒吃饭。当天晚上，我们的领队也请司机喝酒吃饭，司机的态度果然大变样了。当时我们都想象昔阳人人已经具备共产主义觉悟，眼前的一件小事使我们明白，主流媒体铺天盖地的对昔阳人共产主义觉悟的宣扬，其中虚假多多。
以后四五天，我们依次参观了十多个典型工程和生产大队，虽然令我们感动的事迹很多，但使我们产生疑问的东西也不少。例如，我们参观的“西水东调”工程，需要打通十多公里的山洞。我们走进正在施工的山洞，看到工人们还是在用铁锤铁钎打眼放炮的古老施工方法，进展很慢，且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时时面临透水塌方的危险。当时我就想，这样的速度，不知要到猴年马月工程才能通水发挥效益。后来读张弘毅写的《记昔阳的西水东调》（载于2011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史述闻》）一文，才知道这个工程完全是当时已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长官意志的产物。该工程既违反科学规律，又难以发挥效益，即使建成，其输水成本也高得无法用于农田灌溉。尽管当时的水利部和山西省水利局的专家提出了中肯的否定意见，工程却一路绿灯，从山西省到晋中地区的各级领导，都看陈永贵的脸色行事，根本不听专家们证据确凿的逆耳忠告。结果白白耗资一亿多人民币，最后不得不彻底放弃。当时的一个亿，差不多等于现在的一百亿。最荒唐的是，提出正确意见的专家们，几乎个个都被扣上“反大寨”的罪名遭到迫害，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平反。
再如我们参观的正在建设的昔阳拖拉机厂，厂房已经建好，全国农业学大寨的会议就是在这个厂房里召开的。其实无论从哪方面衡量，这个厂都不该建在这里。因为昔阳不靠铁路线，制造拖拉机所需要的原材料都要从别的地方运来，因而成本不菲。再说，昔阳不过是一个20多万人口的小县，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山地，其中不少梯田，拖拉机根本开不上去，所以这里的拖拉机需求量也不会很大。产品卖到别的地方，由于成本高，显然也不具备价格上的竞争优势。
有一天晚上，我们参观了大寨农学院。参观时，一个校级领导给我们作介绍，大讲他们学校在农业科研上取得了多少成绩，他们的教师如何夜晚蹲在地里观察农作物生长，我当时真是佩服极了。我们经济所的那个领队听完介绍后，讲了一通感动的话，并说要同他们“结对子”，两人还来了一个“拉钩”的动作。我们当时真的认为，这所学校代表了中国教育的方向，也是科研机构学习的榜样。记得当时的报刊曾专门发表文章，报道这所学校的骄人业绩。据当年教育部公布的全国重点高校名录，这个大寨农学院赫然名列其中。其实，现在想来，这哪里是什么大学，学校全部家当就是一座三层楼的校舍，连个中专的水平都不够，充其量也就是个县级农科所，可是它却堂而皇之地跻身于当时的全国名校行列。“四人帮”垮台后，大寨农学院再也没有进入高校行列，现在这个学校是否存在，也不得而知了。大寨农学院当年能够列人全国重点高校，突出说明了政治对教育的影响到了何等程度。
大概是到大寨的第四天，上午9点左右，我们正在参观途中，突然下起了雨。参观者们纷纷乘车返回住地，我们乘的是轿车，没有淋雨。可是不少农民参观团，乘的是大卡车，一点遮挡都没有。深秋时节，细雨霏霏，参观的农民浑身湿透，在风雨中颤抖，苦不堪言。
记得是第五天上午，一个全国滑翔机比赛项目在昔阳举行，我们也受邀参加了。陈永贵、郭凤莲以及山西和晋中地区的官员都坐在主席台上，记者云集。我看到摄影记者频繁地为陈永贵等人拍照，并很快将照片送给他们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先进的照相机现场拍照，“立等可取”。
来去一周，我们学部组织的这次参观学习大寨的活动顺利结束，回到了北京。各所都组织了报告会，由参观团成员汇报参观学习的观感。东光和王新民向历史所的全体工作人员作了汇报，要求大家把大寨精神贯彻到科研工作中。
说实话，我在参观途中，纵使有些怀疑，但总体是备受感动，认为大寨的方向就是中国农民和农村的方向。“文革”以后，随着许多真相的揭露，再回忆参观中的一些实事，才对大寨有了新的认识：
一、大寨的成绩最初的确是干出来的。但它出名以后，其新成绩绝大部分都是国家用钱培植出来的。这里的不少建设项目，都不是经济建设布局的需要，而是因为陈永贵和大寨这个典型的需要。在“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观念的支配下，违反科学，任意胡为就不可避免了。而权力一旦离开科学，离开制约，必然是横行无忌，其危害就难以估量了。
二、大寨所创造的建设新农村的模式，仅仅是在特殊时期、特殊地点、特殊条件下的一种单一发展农业的一时成功的模式，并不具有全国的典型意义。而它实行的所谓“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分配制度”，更不可能长期刺激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所以在“四人帮”垮台后，农业学大寨运动自然也就寿终正寝了。
三、农业学大寨一哄而起，全国各行各业学大寨的参观队伍络绎不绝，我们在昔阳每天都看到滚滚人流，这既使参观者付出不菲的费用，也给昔阳造成很大的接待压力，徒然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
四、以运动的方式领导和进行阶级斗争，特别是革命战争，共产党的确创造了成功的经验，但很多事业是不能用运动的方式领导和进行的。可是，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仍然是以运动的方式领导和进行一切事业，实践证明这是不可行的。看来所谓转变领导方式，应该首先在思想上抛弃运动思维。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