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会通河开通对鲁北交通格局的影响
济南交通史话
（接上期）
（二）会通河漕渠疏通时期（永乐九年至永乐十三年，1411-1415年）
据《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四·“河漕转运”载：永乐九年（1411年）“二月初，济宁州同知潘叔正上疏，奏请速浚会通河以利漕运。他说：会通河道四百五十余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唯山东之民免转输之劳，实国家无穷之利也[1]。”明成祖朱棣采纳其建议，下令疏通会通河。这一决策的核心原因在于，永乐迁都后北京的物资需求日益增大，海路与陆路转运均无法满足需求，而会通河作为南北漕运的核心通道，其疏浚遂成为当务之急。此次疏浚工程规模宏大，历时四年，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最终完成了会通河的疏浚，恢复了其漕运功能。具体过程如下：
1. 疏浚的背景与决策：永乐迁都后，北京作为都城人口激增，对粮食、布匹、兵器等物资需求甚殷。当时海路转运受天气影响较大，常出现船只失事、物资损失的情况；陆路转运则成本高、运量小，无法满足北京的物资需求。因此，疏浚会通河、恢复漕运成为明成祖的必然选择。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因政治与军事重心北移，加之塞外鞑靼屡犯边境，遂决定对外用兵。永乐八年（1410年）北征蒙古时，急需大量粮食与军用物资，南粮北运再度成为朝廷头等要务。当时北方物资供应极为紧张，明成祖遂召集大臣商议解决办法。但因会通河淤废，河运已不可能，只能通过海运或河陆联运完成南粮北运。然而，“海运险远多失亡，联运则由江淮达阳武，发山西、河南丁夫陆挽百七十里入卫河，历八递运所，民苦其劳[2]”，故当时不少人建议重开会通河以恢复漕运功能。明成祖当即派遣工部尚书宋礼等人赴实地勘察，他们返京后“极言疏浚之便，且言天气和霁，宜及时用工[3]”。朝廷遂决定重开会通河，命工部尚书宋礼、刑部侍郎金纯、都督周长等共同负责，“发山东及徐州、应天、镇江民三十万[4]”，并由宋礼总督其事。
明成祖于永乐九年（1411年）二月任命宋礼为工部尚书、金纯为工部侍郎，负责疏浚会通河工程，同时下令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征调民夫与士兵，全力支持疏浚工程。值得注意的是，会通河北至山东临清，其地理走向与商河北通河北相呼应。疏浚后，会通河虽取代了商河所在的陆路驿道，成为南北交通主干道，但也从侧面印证了商河所在区域作为“鲁冀通联枢纽”的重要性——无论陆路还是水路，鲁冀交界的交通枢纽地位始终不可替代，仅交通方式发生了转变。
2. 疏浚的具体过程：会通河的疏浚工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历时四年，具体如下：
第一阶段【永乐九年（1411）二月至永乐十年（1412）六月】：修复或重建堽城坝，恢复济宁分水枢纽的运转。此阶段以会通河主线疏浚为重点，清除河道内的泥沙与杂物，并对坍塌的堤坝、闸门进行修复。宋礼、金纯抵达山东后，首先对会通河展开全面勘察，发现济宁至临清段淤塞最为严重——该河段全长约150公里，泥沙淤积厚度达1至2米，多处闸门与堤坝已完全坍塌。为此，宋礼、金纯组织征调的民夫与士兵，采用“疏浚泥沙、加固堤坝、修复闸门”的方法对该河段进行重点治理，同时疏通会通河支流以保障河道畅通。此外，还在河道内设置水闸调节水位，方便船只通行。据《明实录》卷一百十六《太宗实录·永乐九年》记载：
六月己卯，会通河成。河以汶、泗为源。汶水出宁阳县，泗水出兖州府，至济宁州而合，置天井闸以分其流。南达于淮，而河则其西北流也[5]。
第二阶段（永乐十年七月至永乐十二年十二月）：对会通河进行疏浚、置闸及局部改道。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在河南原武县黑羊山决口，洪流沿黄河旧道北犯，导致会通河严重淤塞，部分河段甚至被淤为平地。因此，全线疏浚会通河成为当时重开河道的一项最基础、最繁重的任务。据记载，经疏浚治理后，会通河“从开河（闸）过东昌府入临清县，计三百八十五里，深一丈三尺，广三丈二尺”；同时完善配套设施，修建码头、驿站、仓库等以提升漕运效率。
在疏浚河道的同时，宋礼、金纯下令在会通河沿线修建多个码头，便于船只停靠与物资装卸；增设多个漕运驿站，负责传递漕运公文、接送漕运官员；修建仓库存放转运物资，保障漕运顺利进行。此外，还修缮了会通河与黄河、淮河的连接处，确保河道衔接顺畅，防止黄河水倒灌。这表明会通河的通航条件已基本恢复至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以前的水平。在重开会通河的前期工程中，除完成引导水源、疏浚河道等任务外，还实施了置闸与局部改道等工程。据《明太宗实录》记载：自济宁至临清置闸十五，闸置官，立水则，以时启用，舟行使之[6]。
第三阶段（永乐十三年正月至永乐十三年十二月）：调试漕运，完善管理制度，正式恢复会通河的漕运功能。永乐十三年正月，会通河疏浚工程基本完成，宋礼、金纯组织漕船进行试航，从济宁出发，经会通河至临清，再经卫河至北京，试航取得成功，漕船能够顺利通行，运量大幅提升。随后，明政府制定了漕运管理制度，明确了漕船的数量、运输路线、运输时间，设立了漕运官员，负责管理会通河的漕运事务，至此，会通河正式恢复漕运功能，成为明代南北漕运的主干道[7]。
3. 疏浚的主要成果：会通河的疏浚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河道畅通，会通河主线及支流全部疏浚完毕，泥沙淤积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河道宽度、深度均达到漕运要求，能够通行大型漕船；二是配套设施完善，码头、驿站、仓库等配套设施全部建成，漕运效率大幅提升；三是漕运功能恢复，从永乐十三年开始，江南地区的粮食、布匹等物资，经会通河转运至北京，运量逐年增加，彻底解决了北京的物资供应问题。
据《明史》载，会通河疏浚完成后，漕船直达北京，岁运粮食数百万石，省海运之险、陆路之费，民力得以休息。而会通河的疏浚，也彻底改变了商河的交通命运——原本依靠陆路驿道、凭借“济南北大门”“鲁冀交界咽喉”地位成为核心枢纽的商河，随着漕运的兴起，逐渐被边缘化，但这并不否定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只是其交通职能被会通河取代，其作为鲁冀交界、济南北大门的地理价值，始终是鲁北地区不可或缺的。（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 《明史纪事本末》 〔清〕谷应泰撰 中华书局出版 1977年版 第376页
[2] 《二十四史——明史》 中华书局编 中华书局2000年版 卷一百五十三 宋礼传 第2795页
[3] 《明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撰 中华书局出版 1977年版 第376页
[4] 《二十四史——明史》 中华书局编 中华书局2000年版 卷一百五十三 宋礼传 第2796页
[5] 《明实录》卷一百十六《太宗实录·永乐九年六月》
[6] 《明实录》卷一百十六《太宗实录·永乐九年六月》
[7] 《中国运河三千年》 嵇国煌著 上海科技出版社 2020年版 第885-8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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