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四人帮被捕后，叶选宁拜访叶剑英，胡耀邦递上隆中三策助力国家决策成功！
1965年2月，秦岭山坡的积雪还没全化，胡耀邦踩着半湿的土路，一手拿着竹尺丈量垄沟，一手提着沾泥的草帽。陪同的县委干部悄悄劝他上车，他只摆摆手：“走着心里才有数。”这一幕，被路边的老乡记了多年。
他为什么总爱往田埂上跑？答案藏在更早的岁月。1915年出生于湘东山村，他的父母和兄姐相继走上革命道路。1930年春，15岁的他已是儿童团团长，嗓音还没变声，却能站在祠堂门口带着一群红小鬼贴标语、打腰鼓，召呼乡亲送粮支前。
同年仲夏，他奉命赶往江西芦溪传递文件，必须独自穿过国民党哨卡。半路上，他见到一位推木轮车的老汉，上前帮忙时顺口喊了声“大伯”，想借此混入镇子。岗哨逮住他，盘问来历。少年佯作怒色：“我去看亲戚也要盘查？那我不进了！”说罢转身就走。几天后，在特委安排下，他绕道夜渡水田，终于完成任务。机敏与胆魄，从此刻起已埋下伏笔。
新中国成立后，胡耀邦被派往西北。1964年底，他走马上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那年全国产粮艰难，西北尤甚，许多地区亩产不足百斤。耀邦给自己定的规矩是：下乡先住农家，先看粮仓，再看账本。有一次在城固，他掀开谷仓帘布，里面半仓青黄不接的谷子，他皱眉道：“不准再搞‘堆盆景’，把力量用在良种和水利上。”
调查往往从凌晨六点开始，薄粥就咸菜，午饭只六两高粱米。午后不休息，他拽着县委书记上山看梯田，顺手摘下一片柏枝插在沟坡里，“地要绿，人才有根。”他自编顺口溜教孩子们唱：“荒山荒沟栽果树，来年坡坡挂金珠。”半年内，他跑遍十二个专区，记下满满三大本笔记。
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拼，他脱口而出：“我们革命，可不是为了让老百姓饿着肚子喊口号！”当时的国民经济处在调整恢复阶段，化肥、良种、副业都紧缺，他把会议开到田头，提议集体养猪换肥、坡地栽果木，举例湖北的“桑麻轮作”。这股子抓生产的劲儿，陕西干部至今念叨。
生活场景却一直简陋得让人诧异。调任北京后，他仍住团中央旧宿舍，后来搬进一套十五平方米的小屋：书桌上三部黑色转盘电话，一只洗净标签的咖啡玻璃瓶当水杯；床单缝了几块补丁，枕头套是退役汗衫改的。秘书想换，他摆手：“旧的还能用。”
对家人，他一样苛刻。一次，小儿子写信求调单位，他批注：“资产阶级小家庭主义者，休想走后门！”字迹硬朗，儿子捧信冒汗。这种态度延续到他召开的那场家庭会议——“谁敢打我的旗号办私事，自行负责。”屋里落针可闻。
历史很快把这位老书记推到更险峻的关口。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捕，两天后局势仍扑朔迷离。上午九点，叶选宁来到那间小屋，传达父亲叶剑英的问候：“想听听您的看法。”胡耀邦沉默良久，走到窗前，一字一句道出三件事：停止无休止的批判；立即清理冤案；抓紧恢复生产秩序。
叶选宁记录在册带回西苑。几小时后，叶剑英批注：“此三策，中肯，务实施行。”旁人形容，这份意见的分量不亚于古人“草庐对”的计谋。但胡耀邦没有得意，只说：“老百姓等不起。”
1980年，他出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上任当周便奔山东日照考察，途中连遇停电，他拉住县电力局长：“这不是小事，电不稳产业何来？”十天走访十九县，夜宿乡村砖房，半夜仍扯着干部讨论责任田、沼气池和山林承包。
有人统计，他在位三年赴地方调研近百次，常常拎着旧帆布包、两件洗白色的中山装。出差回来，秘书想把那件领口发黄的衬衣扔掉，他笑着说省下的钱还能买两本书。
粗布衣、密调研、三策定国运──这些看似分散的片段连接在一起，呈现出一种质地：心里挂着的始终是田畴里的庄稼、车间里的马达，以及普通人家的米袋子。那盏贴着胶布的老台灯，静静立在书案一隅，与主人一样倔强，也一样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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