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四，北京城刮着能冻掉耳朵的白毛风，内阁学士袁希祖突然在家暴毙。
这位爷是什么身份？兼着礼部、兵部两部侍郎，妥妥的朝廷副部级高官，而且头一年刚从福建乡试主考的任上回来。
懂晚清官场规矩的都知道，乡试主考是全国公认的肥差。沿途各省地方官的孝敬、考生的拜师礼，一趟下来少则几百两，多则上千两，随便捞捞，都够普通京官安安稳稳活好几年。
曾国藩当年在北京欠了一屁股债，就是靠出差四川当乡试主考官，一次性赚了六千两，才把窟窿填上的。
可到袁希祖这，情况邪乎到家了。
他的同僚们上门吊唁，翻遍了家里所有箱柜，全场瞬间死一般的沉默。
堂堂一个二品大员，全部身家翻出来，就只有八两白银。
先给大家算笔账，这八两银子在当时能干啥？
当时一口最普通的楠木棺材，最少要 20 两。这点钱，别说按二品大员的规制办丧事，连让他体面入土都做不到。最后还是在京的同僚们凑份子，你十两我二十两，才勉强给这位副部级高官办了葬礼。
这件事，被他的同僚李慈铭一字不落地写进了《越缦堂日记》里，也许是兔死狐悲，他难得还带了些感慨：
“袁以阁学摄礼、兵二侍郎，素无清名。去岁方自闽典试归，而其贫至此，京官之况可想。”
我读到这段时，真的头皮发麻 —— 不是因为他只剩 8 两银子，是他那帮同僚，居然都见怪不怪，甚至有点习以为常的感觉。
要知道，这句话里藏着两个最恐怖的细节：
第一，袁希祖根本不是什么两袖清风的清官，“素无清名” 四个字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他不是不捞，是捞了没留住！
第二，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晚清的汉人京官，基本都这德行！
我知道看到这，肯定有老粉要问了：你之前写张集馨、杜凤治的时候，不是说地方官每年要给京官送大把的冰敬炭敬吗？钱都收了，咋还能穷成这德行？
这里我简单解释一下。
首先，冰敬炭敬这东西，从来不是京官人人有份的。
外官的钱，优先送给吏部、户部、刑部这些有实权的部门，还有大学士、尚书、侍郎这些能说得上话的高官。绝大多数汉族京官，都在翰林院、六部清水司房里待着，手里没权没势，真分不到多少。
就算你收到了冰敬炭敬，这钱也根本落不到自己兜里。
你收了外官的钱，就要给人办事 —— 帮人跑流程、打招呼、挡麻烦，办事就要给上级、给同僚打点，说白了就是钱在你手里过个水，转脸就得散出去，根本落不下几个子儿！
晚清京官的灰色收入，除了夏天冰敬、冬天炭敬，还有外官离京送的别敬、过年送的年敬、三节送的节敬，看着名头多，可轮不到清水衙门的小官，全被实权高官分走了。
最后，冰敬炭敬这种大头收入，一年也就夏天、冬天两回，属于一次性的进项，可京官的房租、应酬、养家是天天要花钱的，就靠一年两笔钱，根本填不上全年的窟窿。
说白了，还是手里没权，换个旗官绝不至于这么惨。
说没权，可他不是刚搞到了主考的肥缺么？
这总有钱吧，钱到底去哪了？翻遍同时期京官的日记，答案只有一个，也是最现实的答案：还债。
福建主考这种肥差，不是谁想拿就能拿的，从上到下都要打点，少不了要借钱；平时京城师门的节敬、同僚的应酬、四合院的房租、一大家子的吃穿用度，更是常年靠借钱周转。
几千两银子看着多，在北京这个销金窟里，刚够把之前欠的窟窿填上，根本剩不下什么。
所以真别觉得当官的就不差钱，穷，真的是晚清汉人京官刻进骨子里的常态。
当然，他们的穷不是老百姓那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活不下去，可年年入不敷出、拆东墙补西墙，是跑不了的。
咱先不说袁希祖，再找个比他官更大的看看。
乾嘉年间的朱珪，在朝为官五十年，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太傅，正一品的顶流大员，死的时候住的房子还是窄小的老院子，家里除了几箱翻烂的旧书，根本没什么余财，清寒程度比袁希祖有过之而无不及。
还有康熙年间的工部主事张衡，在职的时候 “贫不能举火”，家里连开火做饭的钱都没有，这事明明白白记在《藤阴杂记》里。到了晚清，这种情况更是遍地都是。
这些记载里，肯定有作秀，有沽名钓誉的成分，也有夸张。一个人在京官那个圈子里混了几十年，街坊是谁、老家哪儿的、家里几口人、一年挣多少外快，同僚们早把你底细摸得门儿清。
你哭穷也得遵守基本法吧——至少得合法和常规灰色收入确实不太够，看着确实入不敷出才行，装穷也得有穷的逻辑。
李慈铭在日记里还写过一个相熟的刑部主事，房子墙斜屋漏，下雨天屋里能养鱼，家里连个仆人都雇不起，一家人饿得面黄肌瘦，他看了都觉得 “毛骨洒悚”。
要知道，李慈铭这人是有名的“毒舌”，在日记里一向宽以待己严以律人，他写别人穷，那绝对是真穷。
说到这有人会问了：京官手握权力，为啥不想办法捞钱？
答案很简单：大部分汉族京官，其实没啥权力，他们不是不想，是不能。
清代的汉人京官，看着清贵，实则大多是清水衙门的办事员。除了户部、吏部这几个少数管钱管人的实权部门（肥缺基本都是旗人占据），绝大多数京官 —— 比如翰林院的编修、六部的普通主事，手里没有审批权，没有人事权，更没有地方官那种管着一省一县的实权，想贪都找不到门路。
地方官有耗羡、有陋规、有士绅的孝敬，生财门路遍地都是；可汉人京官不行，他们在天子脚下，一举一动都被盯着，唯一能换钱的，只有手里的笔，和同乡官员的那颗印。
更重要的是，京官还要 “打肿脸充胖子”，这才是他们穷的主要原因。哪怕家里已经揭不开锅，官场的体面半分都不能少。
出门要坐车，见客要穿得体面的官服，师门的三节两寿要送节敬，同僚的应酬不能不去。曾国藩刚进翰林院做七品检讨的时候，一年俸禄才 45 两，光房租就花了 107 两，哪怕借钱，也不能租个破院子住，丢了翰林的体面。
这就像美国的中产：体面的规矩半分不能破，破了就等于被圈子踢出去，可守规矩就得玩命花钱，钱不够就只能借，最后表面看着光鲜，实则兜里比脸都干净，搞不好还欠了一屁股的信用卡和贷款。
说白了，这就是官场的入场券，你不花这个钱，连圈子的门都摸不到。
我再给你们算笔账：清代正二品京官，年俸加恩俸一共 310 两，还有 155 斛禄米。恩俸说白了就是朝廷给京官额外发的双倍工资，和基本工资等额，合起来叫双俸制，只有京官能领。看着不少，可放在京城，连塞牙缝都不够。
一座像样的四合院，一年租金就要一二百两；请个靠谱的绍兴师爷，一年束脩最少几百两；再加上应酬、养家、雇仆人，一年没有上千两银子，根本撑不起一个二品大员的体面。
俸禄不够花，又没肥缺，没门路捞钱，当京官的汉人，能不穷么。
当时北京城里流传一句打油诗，写得特别损：“轿破帘帏马破鞍，熬来白发亦诚难。粪车当道从旁过，便是当朝一品官。”
白发苍苍的一品大员，坐的轿子破了帘子，马磨烂了鞍，路上遇到粪车挡道，都只能绕着走 —— 说白了，就是穷得雇不起多余的轿夫，连清道的底气都没有。
北京城里还有句谚语，叫 “上街有三厌物，一妇人，一骆驼，一翰林”。
妇人走路慢，骆驼占道宽，翰林穿着方靴踱方步，没钱坐车只能走路，还慢悠悠挡了别人的道。寒窗苦读几十年，好不容易考上翰林，结果呢？成了北京城里人人嫌弃的穷酸货！
其实说到底，晚清京官的穷，从来不是个人能力问题，是朝廷故意设计的囚徒困境。
朝廷不想给京官发够工资，又逼着他们维持官场体面，本质上就是逼着所有官员去贪、去捞。你贪了，就有把柄攥在朝廷手里，皇权就能死死拿捏住你，整个官场的腐败，从根上就是朝廷自己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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