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长被押刑场没求情，只问朱元璋：我死不冤，陛下还要杀几个？|徐达|朱元璋|李善长|李韩公|胡惟庸|锦衣卫

李善长押赴刑场并没有为自己求情，只是问朱元璋他死是否冤枉，还要再杀多少人？

1380年初春，南京宫城里骤起风雨。那一年，朱元璋一道诏令撤销中书省，废去丞相，天下人都在惊叹皇权的迅速收束。就在这股强势整饬的洪流背后，许多人并未察觉，一位曾经权倾朝野、手捧“开国第一功”的老人，已悄悄被推向深渊，他便是韩国公李善长。

从濠州投军算起，李善长追随朱元璋已有三十多年。昔日他筹粮募兵、出谋划策，帮朱元璋在短短几年里横扫江淮。1366年，攻克集庆时，朱元璋握着他的手连说三声“社稷赖卿”，并在洪武三年封其为韩国公，与徐达、常遇春并列首功。那时的宴席上，杯光交错，鼓乐喧天，“左丞相李公”几乎成了功臣集团的领袖。谁会想到，荣宠如斯，竟是日后杀机的起点。

胡惟庸案是关键转折。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以权相自居，暗结党羽，最终覆灭；株连之网却并未随审判终结，而是十年间层层扩散。朝中人人自危，淮西宿将更如惊弓之鸟。李善长与胡惟庸本是姻亲，彼此往来难免为人诟病。更敏感的是，他曾任左丞相，手中留下的大批书札、密疏，随时可能被人“考据”出把柄。一旦翻旧案，便是大祸临头。

洪武二十三年九月，锦衣卫指挥蒋瓛以“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为由，押解李善长下狱。听到圣旨的一刻，老臣只是微微颔首，没有挣扎，也未辩解。回到府邸，他让家人准备热水，沐浴更衣后，走进书斋，将多年往来书信投入火盆。长子李祺险些冲进来相求，被他挥手挡在门外，只留一句淡淡的嘱托：“各安其命。”

牢狱生活并非如戏文里那样暗无天日。李善长在天牢里照旧起居有节，甚至命狱卒摆开棋盘。传说三日内，他与看守下满三局，临了夹带一封小小的纸条托人送至魏国公府。夜深时分，徐辉祖披斗篷而至，两人隔着铁栅低声交换一句：“父帅手札仍在。”整个过程不及半盏茶，旁人只当是例行探监，却不知这一刻或将改写朝局。关于“血书”究竟写了什么，正史无确证，后世多揣测它劝君莫忘旧臣，但可以肯定的是，徐家与李家选择了最后一次合作。

十二月十八日清晨，雾气笼罩午门。李善长面色沉静，七十余名宗族子弟跪成两列。锦衣卫宣读罪状，声音像铁钉敲在冰面。念到“结党营私”时，老人突然站起，拄杖抬头，望向城楼。“罪臣一死，自不为冤，”他发出低沉一句，“陛下还要杀几个？”寂静翻涌，鼓声停了半拍。旁人提心吊胆，却见那双浑浊眼睛里没有怨恨，只有对往昔情谊的叩问。片刻后，他自行跪倒，按刑典伏诛。

行刑刀落，当日傍晚，徐辉祖进宫，递上一封旧物。史书称朱元璋“见书色动，停兵不杀”，实际情形已无从细考，但确可确认：当年冬至前后，原本列入黑名单的几位淮西宿将得以赦免，汤和更在翌年受封中山王。无论血书是否存在，它的象征意味却深深刻进了史家的篇章：李善长死后，屠刀收回半寸。

李案落槌，朝野反应不一。礼部尚书王九思暗自写下“善长之忠，不可没也”，却终究无人敢上达；惟有礼部郎中王国用在洪武二十七年上疏为之鸣冤，意外未遭重责，这份幸存的奏章至今仍存实录。可株连的大网早已撒开，胡案前后遇害者逾三万，军户、工匠、流徙之民皆在其中，满城衣上尽带血痕。

回头审视，这场清洗并非单纯的性情发作，而是制度调整的冷酷体现。朱元璋出身行伍，深知功高震主的隐患；废丞相、分六部、设锦衣卫，步步把柄握于一人之手。李善长恰恰代表了旧日“相权”的影子，无论是否真有异谋，其存在本身就触动了皇帝对统一指挥的执念。换个角度看，洪武三年的封赏其实已注定了洪武二十三年的惨剧——当荣耀过于集中在臣子身上，帝王的“安全感”便日渐稀薄。